鲁迅杂文||灯下漫笔⑴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⑵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⑶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⑷，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⑸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⑹，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⑺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⑻的时候，黄巢⑼的时候，五代⑽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⒄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⒅。”（《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1]
作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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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漫笔：不拘形式随手写出的文章。
⑵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⑸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⑺“三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⑻五胡十六国：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氏、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⑼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乾符二年（875）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880）据长安，称大齐皇帝。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杀人的夸大记载。
⑽五代：即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⑾“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⑿“一治一乱”：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⒀“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⒁鹤见钓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⒂Proletariat：英语：无产阶级。
⒃Democracy 英语：民主。
⒄孙美瑶：当时占领山东抱犊固的土匪头领。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铁路临城站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当时哄动一时的事件。
⒅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⒆每斤八文的孩子：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载有仲瑚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叙说当时军阀统治下四川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中说：“男小孩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小孩连这个价钱也卖不了。”
⒇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各地游览。关于“轿夫含笑”事，见他所著《中国问题》一书：“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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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创作于一九二五年，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1]
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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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出自杂文集《坟》。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中国古代一贯以现银为货币，无论是白银黄金，还是银元铜钱，都那么沉重累赘，不便携带。民国初年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交换价值不变，携带与使用却大为便利，从此，人们都爱用钞票而少用银元，但由于政治上风云突变，又出现钞票贬值，银元和现银吃香的风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价将中交票兑换成现银。这本来是一大损失，但作者却沾沾自喜，“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因为腰中又有了银钱可以度日。
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风波，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
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奴隶和劳动者向来是会说话的工具，或者是专为战争与服劳役的动物，丝毫没有实现过人的价值。“将人不当人”，本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奴隶、农民和工人的行为准则，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就成了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颂的太平盛世了。
剖析历史，鲁迅得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明确结论，又进而指出，更有的时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马猪狗，轻若草芥，贱似沙虫，专供屠戮蹂躏，奸污虐杀，想做驯服的奴隶都不可得。
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
于是，便“万姓胪欢”，天下太平，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尖锐的阶级矛盾潜伏在内部，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劳役赋税的苛重，奴隶规则又被破坏，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民铤而走险，于是，兵荒马乱，流血争斗的乱世又出现了。“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局面。那些领头“作乱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并不能实现他们的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甚至建立平等天国的理想，而只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就是鲁迅说的“给'主子’清道辟路”，为日后的“圣天子”的统治驱除顽敌，扫清障碍。
缺乏反抗性的人们希望有主子拿他们做百姓，甚至当牛马，只要能让他们“自己寻草吃”，这就是企盼出现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但在五胡乱华、天下分崩离析和农民大起义的时代，广大劳动者确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能得到。因为采取流寇主义流动作战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而割据四方的诸侯藩镇更是横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老百姓迫切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现，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来执行或新颁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因此，所谓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让奴隶或百姓能够喘息苏生，勉强维持生存的时代。
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说明他们都不满现状，向往恢复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军阀混战，富翁入租界，妇女进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护之下，则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顺民和奴隶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说明当时又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许多人又在寻求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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