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籍扶阳学派医家学术特点研究

作者 徐姗姗 编辑 李武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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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阳学派（火神派）由清末四川名医、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创立，以仲景学说为宗，融合温补、易水学派之精髓，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四川地域特色。本文探本寻源，就四川籍扶阳学派代表医家之学术特点略作探讨。

1 川籍扶阳学派医家简介

郑钦安（1824～1911/1804～1901），四川邛崃人，早年学医于槐轩学派创始人刘沅先生，融贯《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对《伤寒论》领悟尤深，治病立法首重扶阳，24岁行医于蓉城，以重剂热药屡愈疑难大病，名震西南，被尊为“火神派首领”。卢铸之（1876～1963），四川德阳人，师从郑钦安，强调阳主阴从，擅用扶阳重剂，饮誉巴蜀内外，时人尊为“卢火神”。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人，20岁左右曾听学于卢铸之“扶阳医坛”，1921年至云南行医，深研《伤寒论》及郑钦安著作，擅用附子，极具胆识，获“吴附子”雅号。补晓岚（1856～1950），四川遂宁人，曾先后在四川乐山、成都等地行医，后游学天下，得识诸多名医高手，治病强调扶阳固正，一生用药以姜桂附为主，晚年定居重庆，人称“火神菩萨”。戴云波（1888～1968），四川邛崃人。治疗痹证经验独到，擅用乌、附、姜、桂、麻黄等辛温燥烈之品，有“戴乌头”“治痹火神”美誉。范中林（1895～1989），四川郫县人，临床辨证以六经为纲，深受郑钦安学术影响，注重扶阳，擅用大剂附子，有“范火神”之称。刘民叔（1897～1960），四川成都人，20岁左右在成都中医界已小有名气，1926年移居上海，博览岐黄、本草、仲景之书，精通药性，运用附子心得独到，与当时同在上海行医的祝味菊并称为“火神”。卢永定（1901～1986），四川德阳人，卢铸之先生长子，继承发扬郑钦安、卢铸之扶阳思想，行医60多年，名扬巴蜀，亦被尊为“卢火神”。唐步祺（1917～2004），四川永川人，精于《伤寒论》与郑钦安学术，毕生致力于郑钦安医书的阐释研究，擅用姜附大剂，民间誉为“唐火神”。李彦师（1906～1978），四川大足人，早年在家乡周围数县行医，后由川入黔，中年后悬壶贵州，精研《伤寒》、《金匮》，擅用附子回阳补火，有“李附子”之誉。

2学术特点

2.1法尊伤寒，阳气为本

《伤寒论》在四川广为流传，对扶阳学派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四川天阴多雾，多雨潮湿，“湿盛则阳微”。川籍扶阳派医家从“阳主阴从”、“以火立极”的角度解读《伤寒论》，继承其中重阳扶阳之精髓，对《伤寒论》的研究与发挥心得独到。如郑钦安认为“万病不离伤寒”、“学者欲入精微，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论治阳虚证，强调“治之但扶真阳”，著《伤寒恒论》，擅用四逆汤、白通汤、甘草干姜汤、吴茱萸汤等伤寒名方治疗各种阳虚阴寒证。吴佩衡著有《伤寒论讲义》、《伤寒论条解》、《伤寒论新注》，李彦师著有《伤寒金匮条释》等，对《伤寒论》皆有深入研究，极其重视阳气在人体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2.2扶阳固本，擅用乌附

扶阳学派以善用温热药著称于世，运用乌附驾轻就熟。附子作为川产道地药材的代表，郑钦安用之屡愈重证，谓“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吴佩衡、范中林运用附子量大而准，《吴佩衡医案》中制附子最大用量450g，常用量100g；制天雄最大用量150g，常用量60g。《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附子用量为15～500g，常用量为60g。阳虚重证，附子起始即可用120g，且擅用川乌、草乌治疗风寒湿痹。戴云波认为阳气内虚是形成痹证的根本原因，治痹关键在于振奋、固护阳气，多以乌、附、天雄温阳散寒除湿止痛。唐步祺推附子为热药之冠，认为“附子小量，则温经回阳，大量则力能镇痛”，治风湿痹证，附子用量可达250g，并创附子食疗法。刘民叔识得附子具破癥坚积聚血瘕之功，用以治疗恶性肿瘤属寒证者，每获良效。

2.3精辨寒热，独具特色

四川由于地域气候、生活饮食习惯等原因，真寒假热证患者众多。川籍扶阳派医家精于辨证，对真寒假热证这一难点的辨治有独到深刻的认识。郑钦安详辨阴火，阐明其假象与本质。阴火即阴证所生之火，俗话谓“上火”，如部分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臭、舌疮、颧红、目赤以及午后夜间面赤、发热等，表面看似火热，实为真寒假热。各种“肿痛火形”由阴盛于内，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辨证首重舌脉，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即使外现大热、目肿、口疮，一概不究，皆为阳虚所致。治以扶阳抑阴，回阳收纳。吴佩衡传承郑钦安理论，善于在“阴阳上探求至理”，总结出寒热辨证的著名纲领“十六字诀”，即热证为“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宏亮，口臭气粗”；寒证为“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真热证兼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真寒证则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口气不蒸手。临证总以“十六字诀”为纲，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出奇制胜，辨假识真。如吴老独创以温热重剂治疗麻疹，并从阳虚失于固摄着眼，用扶阳止血法治愈多种出血病证。范中林在寒热真假难分之际，突出舌诊。指出运用四逆汤的关键，在于严格掌握阳虚阴盛疾病的基本要点，其中第一点即“舌质淡白，苔润有津”，“其舌质淡，为阴寒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断不可误认为阳热。”

2.4善遣峻药，妙用经方

峻猛之药难于驾驭，既有起死回生之功，亦有顷刻毙命之险。四川潮湿的气候特点，形成了医家擅用辛温驱寒除湿药物，处方每见猛剂重剂的风格。郑钦安、卢铸之、范中林临证大量运用《伤寒论》三阴病诸方如白通、理中、四逆治疗各种杂病，又自拟扶阳诸方。吴佩衡倡用峻剂，谓“惟是不良后果，只能责之于用之失当，决不能归咎于药性之猛烈”，立中药十大“主帅”（附子、干姜、肉桂、桂枝、麻黄、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均为攻坚祛邪峻品。以十大主帅为主药组成的麻黄剂、四逆辈及白虎、承气诸汤，吴老于临证应用无穷。补晓岚认为“治无常法，法无死方”，自制以“补一”为品牌的温补丸药，颇有口碑，且不论毒药猛药，皆能用其特长，如擅用一枝蒿等烈性温燥有毒药物治疗沉寒痼疾。刘民叔早年常以伤寒经方治时病，晚年则擅用峻药如巴豆、甘遂、硫磺、砒石等治疑难杂症。唐步祺常用郑钦安推荐方，如甘草干（炮）姜汤、补坎益离丹等，并多有创新，如自创四逆汤加麻黄，名新订四逆加麻黄汤，治疗阳虚感寒之太少两感。

2.5药后反应，了然于心

《伤寒论》对服用温热药后出现烦躁、衄血、口渴、下利等服药反应有精要的记载，川籍扶阳派医家参透经典，对温热药之药后反应了然于心，临证之际应对自如。《吴佩衡医案》中记载的常见药后反应为呕吐涎痰或涎水，大便泄泻或水泻等。吴老反复解释：“系病除佳兆，邪去则正自能安…阴寒水湿之邪被阳药温运化散，元气回复之征。”范中林指出：“阳虚阴盛之人，初服辛温大热之品，常有心中烦躁，鼻出黑血，喉干…此并非药误，而是阳药运行，阴去阳升，邪消正长，从阴出阳之佳兆。”即郑钦安所总结的“阳药运行，阴邪化去”。

2.6阳回之前，少夹滋补

川籍扶阳派医家深得《伤寒论》回阳救逆诸方制方之意，在投用姜桂附热药治疗阳虚重证、急证之际，讲究单刀直入，一般很少兼夹阴药、补药。郑钦安在《医法圆通·用药须知》中指出：“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吴佩衡也强调“扶阳祛寒，宜温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较之张景岳所制回阳饮（系四逆汤加人参），吴老所创大回阳饮，则为四逆汤加肉桂，因吴老认为人参属养阴之品，妨碍姜附回阳，对阳虚阴寒急重证的治疗，在阳气回复之前，均少用滋补药品。确有典型阴血亏虚之病机者另当别论。范中林医案的初诊处方，一般亦去掉理中汤中的人参，真武汤中的芍药等阴药。

2.7阳复之际，滋阴扶正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服药须知》中谈到阳复之际的善后问题：“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吴佩衡用大剂温阳药治疗阳虚阴盛证，阳气恢复后，若患者营阴尚虚，形神较弱，则稍佐滋阴或益气扶正，以四逆汤加人参益气生津，或用黄芪、桂圆肉等补益药调理善后。范中林引用郑钦安上述理论，并补充“服药后比较理想的反应，是周身暖和，舌质和面色均现红润。此时即可用少量滋阴之品”，对久病体虚之阳虚阴盛患者，以大剂姜附取效后，多加党参、沙参、枸杞子、菟丝子、虫草、红枣、肉苁蓉等阴阳并补、益气养血之品，或以丸剂缓图收功。唐步祺待病者服温阳药至周身发热难安时，善后之策，即与1剂黄连阿胶汤敛其所复之阳，令邪去正安，阴阳重归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