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关学宗传”— 柏景伟

“关学宗传”— 柏景伟

朱文杰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评价一位教师的成功与否，肯定有一条是要看他教出来的学生优秀不优秀，还有优秀学生的数量多不多。而当年号称“关学宗传”，主讲于西安关中书院的柏景伟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首先他早期学生中，有陕西在清朝末年官当得最大，官至总理各国时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赫赫有名的赵舒翘。

　　而在关中书院师从他的学生中，有官至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大家宋伯鲁。

　　有清末学者，书法、金石艺术方面的大家寇卓。辛亥革命西安起义成功后，任陕西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他还以孙中山代表身份赴天津并出任临时执政府农商部总长。他创办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并任会长。

　　还有国民政府陕西省民政厅长、三秦大儒、文化巨子王典章。正是这位王典章，独自出资为自己老师柏景伟和另一位老师刘古愚，出了文集。他在苏州收集整理编印了《柏子俊沣西草堂文集》、《刘古愚烟霞全集》等，为传承恩师的学术思想作出了功德无量的义举 。

　　这几位学生皆一时俊杰。另外，就连号称“关中大儒”、“牛才子” 的牛兆濂，也在关中书院听柏景伟讲过学。

　　柏景伟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他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曾说：“士所贵者，品德为最。”“行果无亏，居乡可为纯儒，如官可为纯臣，末世犹有余芳。”他告诫学生，亦多读书，勤请教明公，增长见识。对当上大官的学生，他却特别告之说“要有把乌纱帽提在手上，应掷去时即掷去的勇气和精神”。他勉励宋伯鲁，不要随波逐流，不能只做官不干事。他称赞赵舒翘果断处理“河南王树汶临刑呼冤”案，告诫他对成绩不可矜张，做“好官”，做“清官”。

　　在柏景伟先生的精心培育下，关中书院门人中举者50多人，当年真正是影响四方，一时传为佳话。柏景伟因而获“经师”、“人师”之美誉。

　　柏景伟（1830～1891），字子俊，号忍庵，晚号沣西先生，陕西长安冯村人，咸丰乙酉年举人，“关学宗传”重要人物之一。

　　他早年在家乡创办私塾“学稼园”，并给贫寒农家子弟免除学费，在家乡颇俱声望。光绪二年（1876）受聘于泾干书院、味经书院。

　　光绪十一年（1885），受陕西学使之约，移讲关中书院，任山长。他为所主持的各书院分设了经史、道学、政事、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为社会培养人才。又刊印了冯从吾先生的关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实用书籍。

　　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主持关中书院分设了经史、道学、政事、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为社会培养人才。还建立了味经书院的刊书处。经他倡导，在陕西设立了官办书局。他还发起建立少墟书院、崇化文会等，为发展陕西文化教育事业倾心尽力，居功甚伟；为古老的长安存续文脉，他耗尽心血，无怨无悔。

　　1891年陕西巡抚和陕西学政都向清廷推荐柏景伟入朝做官，慈禧太后批下部议。就在此时他因病而卒。1899年，陕西巡抚上奏清廷获准，将柏景伟载入国史馆儒林传。他的著作有《柏沣西先生遗集》六卷和《沣西草堂集》等。

　　柏景伟还是一位文武双全的豪杰之士，文韬武略，智勇过人。清末年间，天灾人祸叠加连续降临关中，此时，作为一位儒士的柏景伟却挺身而出，因为他对军事亦有较深入的研究。

　　身处乱世，他回家乡安顿父母避乱于终南山南五台的竹林寺，同时领命长安县令的旨意办团练，集合了一批青壮年豪士，日夜操练，以图保家卫国，护一方平安。此后他又获陕甘总督左宗棠赏识，举人出身的他，于同治六年（1867），慨然领衔出任总理西、同、凤、鄜、彬、乾六府修筑堡寨之事，创立了陕西省团练堡寨总局。柏景伟体壮貌雄、天性豪迈、义胆侠肝，有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的“冷娃”质直尚义的遗风。

　　在他严令督促下，各村寨皆开始修城筑墙。如质量不达标，立马推倒重来。当匪患真正逼上门时，有高大坚固的寨墙，村寨安然无恙，百姓赞叹：“柏景伟验过的寨墙——万无一失啊！”

　　虽然左宗棠非常器重柏景伟，认为他很有才华。但在他总理陕西团练兼修城堡事时，因官场腐败，政令不通，他愤而辞职。同治元年（1862），回到家乡，在终南山南五台胜宝泉潜心读书，研究学问。他写的《竹林寺深夜读书》诗中有：“夜深群动息，涧水响琮琤。吾性本无物，萧然万虑清。偶向空中悟，非耶又是耶。道心何处认，月照紫薇花。”其中“吾性本无物，萧然万虑清。偶向空中悟，非耶又是耶”，正是他当时心情和景况的真实写照。今南五台仍有“柏景伟读书处”题记。

　　其时，回民事变引起的战乱让陕西一些地方十室九空，人口锐减，关中平原又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对此，柏景伟心怀悲戚，忧心如焚，他在《腊月大雪》一诗中慨叹：“况兼旱魅久为虐，麦苗干死农夫嗟。……城中欢呼城外悲，四郊多垒胡马驰。难民奔走啼不止，山隈水涯冻欲死。”于是，他立即出面请巡抚发放仓存粮食，救民于水火，并停征官粮。后获捐银8万两，全部用来赈济灾民。面对西安城里城外，严寒之夜沿街乞讨的孤儿惨不忍睹的景况，他在《雪夜闻儿啼》一诗中悲愤发声：“朔雪号，朔风驶，沿街呜呜谁家子？饥与寒夜人无怜，呼天抢地啼不止。平生久怀抱与心，兹愧无力救尔死。吁嗟乎！尔死不得救，尔声不忍听，裁得丸纸塞我耳，一灯孤坐光荧荧。”接着，他受敦请，总理咸宁、长安两县赈务，筹资12万两白银，以解救两县饥民。柏先生办理赈灾事务，开仓放粮，开设粥场，搀救了数十万饥民安然度荒，而他却被累得染上肺病。

　　泾阳安吴寡妇，当年遭受豪强欺凌，家产被抢夺强占，不得已而打官司，早已对地方这些恶霸之凶徒，持强凌弱，欺寡掠夺深恶痛绝的柏先生得知后，慨然而出帮忙写诉状。他写的诉状，让审案的官吏看后拍案称道：“此先生手笔，先生为人，其言可信，其行可敬。”即判安吴周姓寡妇胜诉。后来，有感于柏景伟倾力相助和义薄云天，感恩载德的安吴寡妇也捐金捐银，鼎力帮助柏先生办学、防瘟疫，治婴儿天花流行病种牛痘等慈善之举。

刘古愚

　　柏景伟办学，办的是新学，为的是培养实学人才，不同于应科举考试的官办书院。柏景伟与刘古愚先后主持味经书院，开办 “求友斋”， 柏景伟联络刘古愚出面主持，柏因肺病久治不愈，常咯血，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欣然地对刘古愚说：我“虽不能为座上菩萨，抑或可为堂下护法”。表示全力支持，和刘古愚协手办新学，还亲自撰写了《求友斋课启》。这种创新实验班所开设的课程，除传统的经、史、道学、政学外，还设有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利用“求友斋”中的刊书处，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如《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学计韵言》《借根演勾股细草》《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他主张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通今达变之人才，以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这就是柏景伟创办实学的出发点。

　　这个味经书院的“求友斋”可不敢轻看，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具有首创意义。因为它是作为专门传播新思想，和以教授科学技术为主的实学地方教育机构。

　　如此办学，立见成效。观象台上的经纬仪，是“求友斋”的学员成安、张遇乙两人协力共同研制的；再有“求友斋”的学员吴建寅编著了《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一书；张秉枢编著了《代微积拾级补草》《课稿丛钞·盈勾股公式跋》等高等数学书。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陕西精通数学测绘技术的学者，多数是 “求友斋”培养出的。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布政使陶模主持测绘陕西地图时，“求友斋”学生陈涛、成安、张遇乙、孙澄海、程麟、陈孝先等参与测绘咸阳、兴平等县的地图。而此后，味经书院学生还承担了泾阳、三原、礼泉等县兴修水利时的渠道测绘。日后被誉为“中国近代水利之父”的李仪祉在治理黄河，在陕兴修泾惠渠、渭惠渠等灌溉渠，兴办水利专科学校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和他在“求友斋”接受启蒙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看来“求友斋”培养的实用性人才，为西北地区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功劳巨大。后来，味经书院及“求友斋”并入宏道学堂，继续倡导新学、办实学，先后培养出李岳瑞、于右任、张季鸾、吴宓、张奚若等一批又一批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志士，他们均是中国近现代名闻全国的大儒。

柏景伟与刘古愚的交情可谓莫逆之交、生死之交，情谊之深感天动地。柏曾亲自到关中书院拜访小自己十来岁的才子刘古愚。适逢刘外出，他读了刘放置在桌上的日志，十分感叹地说：“这是我的老师，何谈仅仅是朋友！”刘古愚归来，二人初见，遂交谈则“欣欣自奋”“订昆弟交”，后来至死不渝，堪称难得的知己至交。当柏景伟被任命为关中书院山长赴任前，即推荐刘古愚任味经书院山长。此荐贤能之举，其德不逊于古之圣贤。可见柏景伟厚道质朴的人格和胸怀。柏有知人之明，他推荐刘古愚，实际也是从改革千年之积弊，为强壮一个民族基因，为办好新学的大局出发。因为当时唯刘古愚最堪当此大任。

　　当然，柏景伟先生也受到有“海内耆儒，为时领袖”的关学大师刘古愚的高度赞誉，刘古愚在《柏景伟墓志铭》中写道：“先生貌魁梧，望而懔然；处事接物不扰以私，进退必归于义，性抗爽，剖别是非不妪煦作长厚态，赴人之急如谋其身，友教四方善启发，其规过必直抉根，而示以所能改，劝善则诱掖，奖借必使欣欣自奋不能自己，故当时虽多畏忌先生。及卒，则同声悼且无异词也。”

2020年4月12日至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