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之死，与情商何干？

当下，以“情商高低”为历史上的忠奸翻案，凡忠心能干但下场凄惨者皆是个人性格所致、情商太低的缘故；而那些奸恶者之所以顺风顺水，皆因尤其独到的一面，即他人所不具备的高情商。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刷新了历史爱好者的“大秦观”，也为赵国名将李牧的人生发出诸多惋惜之叹！如果李牧不死，大秦统一将怎么样……，赵国又如何……等等的历史假设。

今天来看，大秦一统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个人英雄终究抵不住集体的力量。一个李牧救不了赵国。但李牧吞剑自杀的结局终让后人惋惜，即使作为对手的秦国大将王翦等人也无不对李牧尊崇，奈何为了帝国事业，只有使用战场离间计、贿赂权臣、诋毁功臣等盘外招，使赵国从内部瓦解。

也有很多人批判李牧，认为李牧之死是自我性格所致，即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情商”太低概括李牧的失败，听来让读史的人着实伤心。那我就从华夏历史上的诸多英雄忠良的“未获善终”的故事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这些“情商太低”的人如何从人生巅峰走向“自我毁灭”的。

被后世封为文财神的比干，商纣王时期的名臣，眼见纣王生活荒淫，奢靡，受惑于宫闱，数次劝谏，纣王皆不听；诸多宗师贵胄如微子等人件纣王无道如此，便离开朝歌，唯比干劝谏纣王而不止；劝谏之语，皆君王不喜听之言，即口头常言的“逆耳忠言”；纣王最终大怒狂吼：“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王叔乃当朝圣者，剖心以观，何如？”比干死。

（以今人口中的情商论之，比干是完全不懂帝王之所思所想，故胡言乱语。比干该鼓励纣王继续在荒淫的生活道路上乘风破浪，这样可免一死。）

“风波亭”成为中国史上冤屈的代名词，因为这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父子被害的地方，可见岳飞之死在世人心中的痛。而这离不开讨论另一个反面人物，主和投降派秦桧在宋高宗面前诋毁岳飞“拥兵自重”，面对十二道朝廷诏命，岳飞悲叹命运的捉弄，壮志未酬，连抗十一道皇命后回到临安【其实是为了保护受金人残害地区的人民迁徙转移】；等待他的是兵权被剥夺、被告谋反，最终被杀。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前提是优秀的将军在外征战。其背后的君王是名君，是千古一帝，则大将可根据自己的战略灵活应对上级的命令；在明知赵构秦桧是主降派的前提下，岳飞还违抗军令；在今人看来，是情商太低，不知变通；应该早回临安，与赵构秦桧坐下来商谈才对。试问，乘胜追击、战事有利的前提下，遇到这样的昏庸诏命，优秀的将军又怎能甘心呢？今人又有这样的说法：秦桧的一项发明，十个岳飞也比不了；也就是秦桧创立的宋体字自有他的历史功绩，难道这也可以成为秦桧陷害岳飞有理的论据吗？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比什么发明都重要。岳飞作为古代一位文武全才的行伍军人，知人善任；自知回临安后难以自保，多次提出解职归甲，而秦桧勾结金人无论如何要致岳飞于死地，最终陷害包括岳飞在内的诸多南宋将领；宋金进入想对和平的对峙时期。今天的教材也无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今天中华版图的规模思考古代的历史关系，取消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

一个清官海瑞无法让大明富裕，一个敢于贪腐的权臣张居正可以使大名国库充实；作为大明中期的两大名臣，海瑞以清廉著称，张居正以位高强能中兴大明而享誉后世。敢于谏言的海瑞多次上书皇帝，言说朝廷弊端，皇帝过失，甚至抬出棺材以死劝谏；这样的忠诚肯定是不会说什么“好话”的，因多次“逆耳”被贬官，家无余粮，生活凄惨，死后幸得朋友善后才“入土为安”。

（皇帝犹如上司，他给了你官职和俸禄，如今天的老板们给你工作和薪酬，那你就得百分百服从上司，不要一味顶撞上司，上司想怎么经营，想怎么生活，不需要你一个下属“大言不惭”。）

古代中国，特殊的选拔制度，决定了要想进入官场，那是难比登天的事情，故读书人终生为考取功名，皓首穷经；终跃龙门者，凤毛麟角，必是某地某姓的天之骄子，其智商定是很高的；选拔的标准又决定了人才在个人道德领域能够遵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条。正是如此，很多优秀士子以“四书”所教导的为人为政的理想者姿态施展抱负，相反不顾官场中的潜规则、人性善恶转化的现实，以所能所做为准则，免不了得罪那些违背“四书”教化的权贵尤其是善于揣摩帝王心术的权臣们。这样的官场形态也决定了诸多战事中，对手利用权臣瓦解功臣取得军事战略的优势。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一“历史经验的诅咒”成为历史教训而从不被后世君王所遵从的恶性循环。

以情商高低论忠奸善恶，丑化忠贞能臣的“不会说话、不会取悦君王”，规劝后世不可同情这些下场悲惨的“低情商者”，这样的历史观只会助长小人趋炎附势，何来一片正气张扬于各界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