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科布尔：初到科布尔（下）
本文作者：张孝
1972年夏季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我办公室。春节过后，我半年多没回家，父子难得在科布尔相见，十分高兴。转念又想，他是村里的大忙人，生产队的菜园离不开他，这次前来，定有要事。经过盘问得知，父亲最近身体很不舒服，两腿肿得像发面，一按一个坑。当时三道沟医院有侯、张二位大夫，在大房子一带口碑很好，他本打算坐顺车到三道沟看完病开点药，很快就回去。哪曾想大夫对他说：“老汉，你的病不轻，还是到中旗医院看哇！”于是父亲就来到科布尔，连看儿子带看病。
第二天，我请假带父亲到了旗医院，旗医院有谭建南、谢望然、陈洪学、高德元等不少好大夫。经过化验、透视等多项检查，发现父亲心界扩大，心搏过缓，心跳每分钟只有40次左右，最后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长期以来，父亲在生产队种菜园，为防止人畜糟蹋，也为多挣工分，中午晚上就在五缝四露的园房值守，冬天又接羔保羔。这些都是寒凉风湿的营生，疾病就这样日积月累而成。在医院先开利尿药消肿，而后对症开了西药和中药。经过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我说服父亲留下来继续治疗，把妻子叫下来陪护。经过近一个月的服药调理，病情基本稳定，便带了不少药，把他送回家。这次给父亲看病，东挪西借，没少花钱，债台越筑越高。我本人享受公费医疗，开药只花五毛钱的挂号费。这样的便利条件，给父亲看病没花公家一分钱。当时干部职工都有这样的觉悟，认为用自己的公费本给其他人开药，是违反原则极不光彩的事情。
常年住宿舍吃食堂，工资所剩无几，不是长久之计。1973年，经朋友帮忙，在大商店房后租了私人房，带着结婚时的两套行李和一支风箱，把家搬下街来，锅碗瓢盆等手头家具都是现置现买。从燕三娃合作商店五块钱买的桦木案板，一直用到呼市，前两年才“光荣退休”。炕头垛着行李，后炕摆着两个纸箱，地下空空如也。隔壁木匠孙师傅看见寒碜，顿发善心，借给一个小红木箱和一节笼，才有点家的模样。一天中午下班回来，妻子烩菜油炸糕已经做好，家的温暖扑面而来。岳父从巴音赊账定做了两节笼，大概是“柳生匠”吧，走风露气不能用，老汉毫不客气地退货：“师傅，笼做得不赖，就是买不到方锅！”到了晚上，左邻右舍都是15瓦的灯泡，光线昏暗，我安了个25瓦的，家里亮堂堂。等到一月头上，组下老太太收电费，一下要了四块半，比别人高出好几倍，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原来人家统一安15瓦的，按灯头收费，省钱不说，简单省事。于是我也随大流，换成15瓦的。组下老太太查看后，在灯口处贴上盖有她私章的封条，以防作弊。白天灯坏了，把老太太叫来，眼瞅着换好灯泡，照例贴上封条。要是夜晚坏了，对不起，只能等第二天了。
高压电未通以前，中旗电厂自己发电，晚上供电到11点。快到点时，眨眼似的拉一下闸，以示警告，人们好有所准备。煤油灯（或蜡烛）、火柴（或打火机）、手电筒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缺一不可。家里形成的生活垃圾，不能随便乱倒。街上有位赶绌鼻骡子车的老汉，早中晚3次到街口摇铃收垃圾。人们听到铃声，赶快出去，把垃圾倒进车箱。如果这次误了，把垃圾拿回家去，再等下一回。快到冬天，托认识的乡下拖拉机司机捎回几麻袋大同块炭。火炉安起来，生着呼呼地响，就是家里不热。一想大概是炉筒短的过，加了几节炉筒，拐了两个弯，屋里立马热了。原来室内取暖，火炉的热辐射固然重要，炉筒散热也不能忽视。炉筒过短，好多热量从烟囱排出，屋里自然不热，真是家庭处处皆学问。
家搬下来以后，妻子的农村户口有诸多不便，应该落城镇户口才好。这个权限虽在旗县，但也有严格的指标控制，竞争非常激烈。思来想去，找政治部刘文成主任，他是从人保部主任位上调过来的，在公安系统说话很有权威。不出所料，妻子落户获批，别提有多高兴了。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妻子落城镇户，每月定粮标准27斤，我是28斤，加起来55斤，年轻人饭量重，显然不够，那就多买点山药（土豆）。哪知每月粮本上扣16斤薯折粮，连扣6个月。这样一来，粮本上只剩39斤，啊呀，这可怎么过。刘文成主任知道后，主动把他家的粮本借给我买面，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俩从不吃早点，正顿饭也不多做，始终保持半饥不饱的状态。妻子到科布尔以后，不能闲着，得找点事干，挣钱补贴家用。旗里召开三干会、四干会或其他大型会议，就让她到招待所帮厨，挣一个是一个，我们的小日子逐渐走上正规。
1974年4月20日，我从外面办事刚进办公室，杨永茂副组长告诉我说，刚接到电话，你父亲下世，家里让你赶快回去。我脑袋嗡地一声，想不到心脏病这么早就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他是昨天上午干完活，回家吃过午饭，中午歇响，一觉睡过去的。身边只有母亲和妹妹，连一句嘱咐的话也没留。走得那么着急，那么匆忙，那么果断，连儿女哪怕三五分钟的伺候机会都不给。这一年，他刚满60虚岁。戚世钧开小车把我和怀孕的妻子送回家。打发父亲，安慰母亲，两个弟弟在铁沙盖中学还得继续读书，这都需要钱，我把身上除去路费仅剩的90块钱全掏出来递给母亲。后来妻子说：“跟着你呀，受不完的罪，还不完的债！”
1974年秋天，旗委号召机关单位到附近社队帮助秋收，我们政治部干部的劳动地点在得胜公社大营子村。一天上午，正在地里拔小麦，通信员胡生文骑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来，找到我说：“你老婆肚疼，怕是要生了，赶快回去！”说罢，他自行车一掉头，驮着我就往回跑。回到家里，见到妻子，问明情况，求邻居妇女照看，我接颠带跑，边走边打听，找到小有名气的接生员。等回到家里，妻子肚疼得呲牙咧嘴，快撑不住了。不大功夫就生了，是个男孩，还有哭声。妻子是早产，怀孕7个月，家里只准备了不少黑糖，其他啥也没准备，孩子生下来没好好包裹，不大功夫，全身发紫，没了动静，许是冻死了。都怨我太无知，当时就不懂得把妻子直接送到旗医院妇产科。人们都说七活八不活，儿子也许能活下来。这也是我的一次灾难，是我的罪过。不过，保住大人，也是幸事。一年里，先死父亲，后丢儿子，连遭不幸。这年，我27虚岁。
1976年，党政分开，我调到旗委办公室当秘书。为了有效促进工作，常委会决定7月下旬组团到外地参观考察，领导想让我随团行动。考虑到女儿刚出生4个月，家庭经济又特别困难，十分为难，没有当即表态。回家与妻子商量，她积极鼓励我去，还想出了带炒面的省钱办法。参加这次考察的有旗党政部分领导、各公社和部分旗直科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7人。参观考察三个地方，山西夏县的林业，河南林县红旗渠和辉县的“五小工业"，条件允许，再到河北遵化参观考察农业机械化。朱永生、章程、杨万林与我，兵分两路打前站，我与章程兼搞后勤。我包里带着炒面，集体就餐时不好例外，单独就餐时，拌一碗炒面充饥。正好是数伏天，越往南走越热。我只有一件旧白色人造棉长袖衫，洗衣服时不小心在胸前印了一大片蓝。没办法，袖子一挽，穿在身上，走到人群中显得另类，我全不在乎，一心想的是如何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就在刚好完成夏县、林县、辉县3个点的参观考察之后，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到河北遵化的计划取销，顺利返回。
在参观考察之前，我找到曾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黄金山，请他留意给妻子找点工作。回来后，黄主任告诉我，有两个单位可供选择，一个是粉条厂，另一个是鞋业社（后改为胶鞋厂）。我与妻子商议，女儿才四五个月，粉条厂在东门外，太远，于是就定了去鞋业社。接下来就找看小孩的保姆，很快找到了招待所食堂侯师傅的老伴儿。他们家离我家不足200米，上班把女儿抱过去，下班抱回来，上下午中间各回来喂奶一次。就这样，妻子踏着时钟的秒针赶路，忙忙碌碌地走上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