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作家•评论】曾令琪/读河北贾兴安传奇小说《断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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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河北贾兴安传奇小说
《断肠草》
文/曾令琪（四川成都）
中华文化有5000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而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华夏文明之所以绵绵不绝，代代相传，不能不说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起了相当的作用。
所以，读罢贾兴安先生的《断肠草》（《今古传奇》2005年7月号），我觉得作者是在将沉重的人伦与如秤的良心放在人性的十字架上拷问。结果，善恶毕现，精彩纷呈。在让读者大呼过瘾的同时，也留给读者不尽的思考。
一、人伦与良心的冲撞
这是一个弟爱其嫂、与嫂私奔的故事。
大喜木訥、寡言，因为生了一场大病，不仅人变丑了，连一手精湛的医术也丢了；二喜聪明、有心计，“医道超群，才貌双全”。一次出诊遇雨，邂逅未来的嫂子、漂亮的春鸽，二人一见倾心，由此种下乱伦的祸根。而春鸽呢，婚前就不满意大喜，邂逅二喜以后，春梦连连，梦中唯一的情人就是二喜；春鸽对新婚的渴望，就是与大喜成婚后，能与二喜朝夕想见。新婚之后，风骚俏丽的嫂子春鸽终得以寻机和小叔子二喜缠绵在一起。从此，灾祸连连，酿成一系列的悲剧。
中国封建时代很讲究人伦大防。家长驭家之道，是父严母慈、子孝妻贤。嫁女要嫁富过己者，娶媳要娶穷过己者；目的都只有一个，让她们羡慕婆家，不生轻慢之心。而“夫为妻纲”，妇女不得不遵。
可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春鸽一开始就瞧不起大喜。躲雨时春鸽对二喜说：“你什么都别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明镜似的，你比你哥强多了！”二喜呢，则认为春鸽嫁给哥哥大喜好比“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婚姻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喜和春鸽情感大堤的基础就出现了裂缝，安能长久？
不过，有悖于传统人伦的“叔嫂恋”，虽然催化了二喜和春鸽的私奔，但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毕竟缺乏牢实的基础。
而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乱伦乃中国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大忌。小说中，作者通过二喜的眼睛，插入了西王桥村王家“叔嫂恋”的男主人公被当众鞭笞的场景。这一带污辱性的事件，最终促使二喜和春鸽逃离家园。二喜和春鸽私奔以后，二喜一方面与春鸽鱼水相乐，恩恩爱爱；一方面心存愧疚，心里产生了强烈的乱伦感和负疚感。所以，他非常想回家看看。
而二喜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心理，也在平常的生活中一点点暴露无遗：在春鸽劫后归来之时，他不是由衷地高兴，而是无端怀疑春鸽失身于匪，因而疑虑重重；在霍乱流行期间，为了敛财，二喜忘记了父亲的教导，做起乘机发财的美梦；在得知化名“丘山”的大喜施药济众，妨害自己的名声、断了自己的财路之后，他甚至不惜高价，买通老相识、县衙的捕头刘海，欲置“丘山”于死地；……最终，与嫂私奔的丑事败露，二喜情急发疯，春鸽羞愧自焚，大喜怅怅然带着一儿、一侄和仆人，回到老家黄塔村，继承父业，悬壶行医。
本来，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如果大喜和春鸽没有爱情，二喜和春鸽未尝不能结为夫妻。问题是，明知自己不喜欢大喜，但春鸽还是嫁给他；而二喜仅仅是自己嫡亲的小叔子，春鸽却藐视传统婚姻的潜规则，而红杏出墙、苟合偷欢，这就为人所不齿。社会舆论、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一座高耸的大山。在这座大山面前，很少有人能体会到“会当临绝顶”的快乐，而多半都只能是在伤痕累累的时候叹息“危乎高哉蜀道难”。
二喜和春鸽的人生悲剧，似乎传达了作者自己、同时也是传统的伦理观。他们的悲剧结局，既强化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评判，又凸现了他们两情相悦、飞蛾扑火的令人同情之处，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着特殊的警世意义。
二、复仇与济世的矛盾
出嫁前，春鸽和父亲赵怀印无意间救了土匪“孬孩儿”。结果，“孬孩儿”向赵家求婚不成，撵到岳家。为了报复岳家向官府告密，“孬孩儿”一把火烧了岳家大院，将岳先生烧死、将大喜烧伤。二喜和春鸽因私奔而逃过一劫。
懦弱的大喜发誓要亲手杀死“孬孩儿”，为父亲报仇。误入匪窟，大喜一心手刃仇人。但“孬孩儿”因救春鸽而手臂受伤，大喜主动放弃了机会；“孬孩儿”与其他土匪火并，伤重垂危，大喜又不忍加害。妻子失踪，最后发现是被亲弟弟拐走，想认而不忍认；父亲弃世，仇人就在眼前，却看到他对自己从前的妻子有情有义，想报仇却不能报仇。而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面容被毁，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大喜还是济世救人，津津此道。古人说：“医者，仁也。”说医生在长期的行医生涯中，逐渐养成了仁道、仁义、仁人之心。大喜就是这样的人。大喜一路寻妻，一路寻仇。亲人和仇人都近在咫尺，却无由认亲和报仇。可以想象，大喜的心中郁积的愁苦是多大、多深啊！
在传统文化的意象里，“长兄”往往是勤劳、朴实、坚韧、善良的榜样。巴金先生《家》里的大哥“觉新”就是一个典型。这篇小说同样如此。在对大喜的塑造上，作者赋予主人公多种传统的美德，而同时又让他历经各种磨难。儒家的“仁”，佛家的“忍”，道家的“无为”，在大喜身上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复仇与济世的矛盾，最终以弟死妻焚、仇人身故、大喜回乡而解决，作者没有让大喜与血腥沾边。这样，大喜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三、地道的手法与精美的插图
这篇小说非常充分地表现出“今古传奇体”风格。
小说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已如前述；在具体的写法上，作者精心设计了小说的悬念：春鸽失踪，能找到吗？二喜和嫂子私奔，能美满吗？土匪“孬孩儿”追求春鸽，视为神圣、乐此不疲，有结果吗？大喜历经磨难，治病救人，寻妻寻仇，能得到好报吗？……这些都自然地牵动着读者的心，让人急欲读完，而欲罢不能。
作者还安排了几个几乎贯串始终的道具：岳先生传家的金龟，简直是神出鬼没，它的隐现，似乎暗喻着大喜与春鸽的聚散。金龟的最后一次出现，使得二喜恍然大悟――“丘山”就是哥哥大喜！而一块小小的手绢，作者让它在小说情节上起了很好的关联作用，使得春鸽和大喜劫后的相认显得异常的自然。那双平常的绣花鞋，作者更是通过它充分展示了一个土匪的“情劫”，表现了土匪“孬孩儿”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在总体的安排上，编者插入了精美的图画。一主七副八幅插图，线条简洁，描摹传神，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真是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王尔德说：“世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总之，这篇小说在“得到”与“得不到”之间，通过大喜写“仁”，通过二喜、春鸽写“情”，通过“孬孩儿”写“义”……几个主要人物都个性突出，形象鲜明。小说情节曲折，可读性强，确实不失为一篇传奇小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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