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作家•评论】曾令琪/读山东张鸿福长篇纪实《末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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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山东张鸿福长篇纪实《末路王朝》
文/曾令琪（四川成都）
中华文明有着5000年的历史，在这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有开创大一统江山、建中华百世之基、让人顿生无限振奋的汉唐盛世，也有积贫积弱、国力不张、令人扼腕而叹的晚清封建季世。史如明镜，无论是荣光，还是耻辱，作为后人，我们都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所以，在读到张鸿福长篇纪实的佳作《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2月）的时候，我不禁随同张先生一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同苦同愁，同气同悲。掩卷而思，我感到张先生这部作品有三个大的特点：
一、编排体例的创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全书除前后的“自序”、“后记”、“主要参考书目”外，分为“一个比较”、“不宣而战”、“决战”（包括上、中、下三编）、“马关条约”、“并非题外话”诸章。
作者以“一个比较”开篇，分别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攻与防守作了相当理智的分析。
光绪皇帝年轻、懦弱而又不乏想有所为的一点点血性，慈禧太后贪图享受、热衷权力、不甘养尊处优、时时处处谋夺光绪之权。大清统治集团最高层帝后两党之间的尖锐矛盾，必然在国家的改革与保守，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诸方面显现出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硬伤”，足以导致统治者在重大决策上的严重失误，为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而同样是遭到侵略的封建国家，日本“倒幕”、迁都以后，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军政大权的统一。随即，明治天皇立即播种他所崇尚的资本主义文明，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大力提倡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甚至极端到日本人种也要“欧化”的“鹿鸣馆”时代。此时，大清的洋务派“改革家”们却遭到顽固派的掣肘、指责，举步维艰，连使用机器，都被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就这样，大清曾经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持续时间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在上述无味的争斗中耗费了最后的一丝元气，不得不寿终正寝。当初发轫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构想，也就变成了一丝袅袅的青烟，随风而散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使得日本很快走上封建资本主义的强盛之路。
在“进攻与防守”的分析中，作者对日本与大清的国力、国策、外交、将领、后勤诸因素作了比较，“一个刻意进取，志在必胜；一个盲目满足，退守苟安”，用事实说明日本赢就赢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气上，大清国输，首先是输在犹豫、懦弱的暮气上。
在上述的比较中，作者引用大量的史实，既让我们看到日本崛起之由，也让我们感受到大清衰落之因。客观的分析、形象的说明，代替了一般政治书籍的空洞的说教，使人不得不信服。
二、史料的旁征博引，书稿内容丰富严谨
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作了大量的、艰辛的资料收集工作。仅在书末“主要参考书目”中列出的史料、文献，就达37种之多。另外，作者还利用先进的网络传媒，浏览了网上的大量资料，科学地分门别类，理智地条分缕析，合理地选择利用。
在叙述具体的史实时，作者基本上都是引用史书的记载。晚清的历史，除了正史，还有野史、笔记、回忆录；加之晚清的特殊时代，外籍人士在朝在野的也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甲午战争曾经亲历，写下的著作（如书中所引的詹姆斯·艾伦《在龙旗下》）也有一些。另外，稗官小说家言也很多。要在这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披沙拣金，确实需要作者不辞耙梳、整理的辛劳和独具的慧眼。
因此，当我读到作者对中日经济、军事实力进行分析所引用的具体数据、读到花园口当地百姓歌颂高武等人的民谣、读到当时日本《朝野新闻》记者所记载的日人审讯陈万春、李风贵的记录，……我都感到特别的真实、可信。
而作者的严谨，主要体现在对史实“信则传信，疑则存疑”的态度上。
比如，关于当时大清军民对敌人战俘、尸体采取的冷酷手段，作者在“决战”（中）曾给予如实的描写。我们国家历来有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长者讳疾的传统，一说到民族的某些丑陋，往往遭致群起之攻。前些年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出，很惹了些骂名。但张先生在本书中对我们民族残忍的一面毫不回避，我想，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再比如关于方伯谦这个人物。
方伯谦生前为清朝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中军左营副将，曾创造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众多第一：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近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军将领之一，曾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曾参加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海军章程，是惟一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中丰岛和大东沟两场海战的将领。（笔者注：此段引自2004年2月9日《福州晚报》：《方伯谦福州故居办家族海军博物馆》）
最近几年，关于方伯谦被杀，史学界争论得很热闹。聚讼纷纷，褒贬不一。作者本着严肃的态度，介绍了关于方伯谦的正、反两方面的史实、资料、学术论文等。但鉴于目前所见的资料尚不足以推翻历史定论，所以作者似倾向于历史旧说。不过，作者论曰：
人人都说历史是公正的，那仅仅是就大的规律和总体的趋势而言，一涉及到具体的人与事，历史也同样无奈，同样会留给我们许多的悬案。
这就是持平之论，是我们对待历史疑案的应有的科学的、求实的态度。
前引《福州晚报》接着说：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无视方伯谦浴血海战的事实，将他作为战败的替罪羊问斩，造成了中国海军史上的一大冤案。方伯谦之后，方家三代连续出了9位优秀海军，仅抗日战争中，就有6位方伯谦的孙辈与日寇浴血拼杀。
我们姑不论方伯谦临阵脱逃与否，也不论《福州晚报》言方伯谦被杀系冤案是否历史真相，但方氏后人能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献身国难，我想，已经足以洗刷乃祖的耻辱了。难怪前些年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亲笔为福州方伯谦故居题写“方伯谦故居”和“海军世家”的牌匾呢。
三、行文的文学色彩，全书闪耀人道光辉
读张先生这本书，我常常折服于书中浓郁的文学色彩，常常感觉到作者的笔端闪耀着人道的光辉。
比如：
在“宣战”中，作者写了日本舰队出发时的情景。通过一系列简短的排比，展示了日本海军的蓬勃朝气。
在“决战”（上）中，作者写了日本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对麾下军官们的训示，回顾了日本军队禁止投降的传统。寥寥数笔，刻画了日军的顽强与坚韧。
在“决战”（中）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大清基层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铁匠、炉匠刺杀倭酋，猎手姜二伏击日军马队，高武率乡亲英勇作战，苑铁匠手持铁锤袭击侵略者，………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笔端常带感情”，读来栩栩如生。
这些描写、叙述，有的纯用白描，惜墨如金，有的浓墨重彩，用墨如泼，都有很强的文学性。
与此同时，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与解剖，也让人赞叹不已。
作者对邓世昌和他的爱犬“太阳犬”的叙述，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民族英雄邓世昌温馨的家庭生活和他以身殉国的绝决。
在丁汝昌自杀一段，作者花了相当的笔墨和篇幅叙述伊东佑亨对丁汝昌的利诱。在“极为绝望、痛心而又漫长的过程”中，丁汝昌的人性得到了理性的升华。
对李鸿章受命东渡日本谈判签订《马关条约》，作者深刻地解剖了当时的和、战局势，设身处地考查了李鸿章的内、外处境。作者写道：
签定《马关条约》是李鸿章被骂为卖国贼的力证，仿佛是他一心卖国才签定这么苛刻的条约。这不够公允。弱国无外交，败国无和谈。刺刀架在脖子上，你纵有铁齿铜牙又能怎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清廷派一位主战的官员前来，在胜利者面前，又能有多么出色的表现？我们不厌其烦照录和谈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古稀老人是怎样的倍受凌辱和无奈的争辩。
这才叫做“知人论世”啊！
这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应有的态度！
作者对李鸿章人性的挖掘，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以前，我常常想，少年从军，中年从政，晚年历经沧桑巨变，李鸿章难道是傻子，不知道生前、身后会被唾骂为汉奸、卖国贼？读了张先生这本书，我终于豁然开朗：时势使然，不是某一个人所能改变的。如同作者所说的一样：“其实，大清国已经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身体的大部器官已经严重失去活力，即使还有某个器官依然生机勃勃，也无力使老朽的身体迸发活力，就像枯树枝上发出的新枝，是断然不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捧读此书，唯一的遗憾是对恭亲王奕訢的“訢”，整部书都印成了“奕诉”，读来有点不舒服。――当然，这是编辑、校对的事，与作者无关。
往事越百年。甲午之战的硝烟早已随风消散，历史在尘封中已被不少人遗忘得差不多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晚清的历史，它负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太多的心酸、太多的血泪。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当今台海问题（日本目前掺和美国，在此问题上跃跃欲试）、黄海大陆架问题、东海钓鱼岛之争日趋危急的时候，阅读张鸿福先生这本《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重新回顾甲午之战，重新品评我们历史上的惨败，我想，这对我们民族奋发努力、赶超西方先进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2005年3月21日，于西蜀览星楼
作家简介：
曾令琪，1988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理事，中外散文诗学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大型文学期刊《西南作家》杂志主编，国家一级作家，贾平凹先生关门弟子。代表作：学术专著《周恩来诗歌赏析》《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散文集《破碎的星空》《热闹的孤独》，小说《关于石头的新闻播报》《最好的礼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