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历史的碎片（三）
张琼：“凡人官爵，莫若处中。”（《北齐书》卷20）
官职太大不好，太小也不好。这种“官念”，姑且称之为“不大不小理论”。官太小容易被欺负，经常充当受气包、出气筒的角色，“未敢翻身已碰头”，什么霉运都有可能撞上；官太大则引人注目，树大招风，如果拿靶子来作比喻，就是靶子的面积越宽，中箭的几率越高。“不大不小”的好处是：油水照捞，而且保险。据说有人风闻自己要高升的消息，马上面无人色，如丧考妣，这里边的“玄机”，真是值得琢磨。
揭傒斯：“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元史》卷181）
史书的生命在于可信。信史的基本要求就是记述真实、准确、客观，文笔尚在其次。历史上的“当代史”之所以难写，是因为它往往受到执政者“作史之意”的限制，从而带有浓重的宣传、教化色彩，主观情感大于客观事实。一切“奉旨”而写的历史，其实质都不过是“政治史”。“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所以章学诚在史才、史学、史识之外，尤其强调“史德”。写历史的人缺乏职业道德，不能坚持个人操守，那倒不如直接去养马，这样，就不愁没有马屁可拍了。
白居易：“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切。”（《旧唐书》卷166）
更通俗的说法是：“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从传统美德来看，文人谦虚些是不会吃亏的，因为学无止境，尾巴翘得再高，总有人可以踩得到。当然，恃才傲物也不失为一种个性，但前提是有才可恃。无才可恃而尾巴又翘得老高，就成了笑话所说的“瓦学士”，稍不小心，啪啦一下就碎了。最惹不起的是沾染了官场习气的文人。他以为智力高低是和权力大小成正比的，自己一动笔就是《红楼梦》，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一个标点都不能改。千万不要得罪这种“文官”，在三丈开外的地方碰见他，就应该回避，否则，他对付你的可不一定是笔，而极有可能是刀。
司马迁：“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史记》卷65）
吴起素有“名将”之称，但他的“名”却靠杀妻起家。吴起成为军队统帅之后，和士兵同甘共苦，甚至用嘴巴为士兵吮吸伤口上的脓疮；魏武侯赞叹山河稳固，是国家之宝，吴起进谏说：“国家之宝在于执政者的仁德，而非地形险要。”可见他也讲仁义道德，但这种仁义道德绝对服从于政治。有野心的男人为了谋取政治利益，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出卖道德，出卖妻子。因此有必要奉劝天下女人一句：千万不要爱上玩政治的男人——除非你准备随时牺牲，甘愿成为政治角逐的祭品。
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晋书》卷4）
天下荒乱，百姓饿死，晋惠帝好奇地问左右侍从：“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么有水平的话，足以使他在千古昏君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其实他未必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昏”。深居禁宫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皇权制度的受害者。这是我看了溥仪《我的前半生》之后的一点感想。溥仪3岁即被召入皇宫做皇帝，从此与世隔绝，对外界信息的了解，只能从奴才口中略知一二，所以他“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即使在通讯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掌权者也有受蒙蔽的时候，何况是没有电视看的皇帝？因此毛病的根源还是在于体制，如果权力的运作机制不合理，不管谁掌权，百姓都一样遭殃。
伯嚭：“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史记》卷6）
伯嚭与伍子胥不和，又收了越国的贿赂，因此向吴王夫差打小报告，诬蔑伍子胥里通外国。由此可见“里通外国”这一罪名之历史悠久。事实上伍子胥只是把儿子送到齐国以备非常，他本人对吴国还是忠心耿耿的。真正里通外国的是伯嚭。但是伍子胥已经失去了辩解的机会。里通外国就是“内奸”，就是“卖国求荣”，就是对不容怀疑的“天无二日”的挑战，就是否认当前执政者的“合法性”——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立场问题，一旦被视为“政治立场不坚定”，以前所有的汗马功劳统统等于零。勾践灭吴之后，随即砍了伯嚭的人头。统治者也许可以容忍贪污，但一定不会容忍内奸——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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