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考世界之变，强中国之治——在《百年大变局》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首先要感谢会议的邀请，也借这个机会祝贺《百年大变局》一书问世。书中内容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事关全局的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有顺应于现实生活演变的表达特点，有深刻性与生动性。出版以后，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给予高度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出版物。我应《参考消息》编辑部之邀提供的一篇文章，也有幸入选在《百年大变局》文本内。今天的研讨会我觉得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进一步交流一些研究者的看法。下面我想结合会议的主题，从两个视角再向各位汇报一些自己比较粗线条的认识：一个是考世界之变，另一个就是强中国之治。
在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局面前，我想强调的看法，就是我体会，从总书记和中央决策层面的论述，到我们学者进一步做理论联系实际的考察，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就是时代主题并没有变，仍然处于80年代邓小平在宦乡等学者做了研究以后做出的一个结论性表述——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对全球化这个概念，可以明确地认为，它决没有终结，全球化客观过程在我们的领导人之口，与之匹配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仍然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总书记的原话。这也就是说，基本逻辑的把握、大方向的判断上，全球化仍然是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主潮流。那么我想结合我们这几年努力做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形成认识，粗线条地勾画一下：从严谨的学术分析角度上，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关论证。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如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可以理解为基础理论层面的解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是供给侧创新推动的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一种演变过程，它虽然不是直线式的，但在波浪式的曲折变化的过程中，总体还是文明在往提升的方向走。往前追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供给创新结合着文艺复兴等等各种因素的交织促成了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以后经蒸汽时代而进入电气时代，再往后的一百余年间，本来出现了一种矛盾冲突的升级版，就是人类社会不论怎么文明提升，对于“丛林法则”却不能摆脱——人来源于动物界，形成人类社会以后，有它独特的文明——文明的形态虽然在提升，但是丛林法则主导之下，人类社会出现了灾难深重的一、二次世界大战，相隔的时间也相当短，只有二十年左右，表现为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一种极端形态（二战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是几千万人以上）。但是要看到，发展的大趋势，是供给侧形成的创新仍在不断出现——我们说实际上人类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一定都是发生在供给侧（需求当然也是不断变化、提升水平的，但应该讲需要具体分析起来是“永新而无新”，真正能够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的），而供给侧在二战以后，形成了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的非常明显的社会发展推动力量和同时伴随的制约力量。
一个是正面讲，在二战以后，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等，使全球的发展到现在大家都认同是个“地球村”，你到地球的另外一面去，空中也就是十个小时出头，这些年的“共享经济”，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形成了大家的认同，本来产业链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越来越多地由颠覆式创新造成了原来所说的“排他性”，往往变成了“非排他性”的共赢。数字经济新时代，信息革命支撑的共享经济发展，现在刚刚方兴未艾，在产业链上，整个全球现在来看，是一个总体来说共享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和美国也是这样，产业链已经共享，是一个基本格局：多少年前中国的曹德旺他们这些企业家，就到美国跟着产能走去投资；贸易战打响之后，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美国非常有代表性的、被称为男神的马斯克突然出手他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跟中国说好在上海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其后在中国的进展又非常迅速，很快生产线就要运转，进入实际生产过程。这种产业链的融合，在这个视角上来讲，其实就是中美关系无论怎样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解说来说，在基本的生产力代表的物质层面，两国是共处一条产业链，由此有很大的可能性防止中美关系滑入过去的冷战那种局面。过去美苏冷战，是各领一个贴标签的阵营，而实际的产业链是各自可以自成体系不发生什么关系，那样形成了冷战局面。现在要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化的推动，已经合成了全世界总体来说共处一个产业链的格局。这推动着全球化必然还要依它的内在逻辑往前发展。我们所说的共享经济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过程中，插上信息革命的翅膀继续升级发展，具有一个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另外一个视角，可以从反面讲，前面视角上更多的是“共享”机制的推动，而从制约来看，非常明显就是形成了核威慑。在二战的末尾，核武器用于实战，然后它的惨烈震惊了全世界，包括使用核武器的美国。以后所形成的被人们称为恐怖式的战略平衡，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可以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两个视角的论证，我觉得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探讨中，还可以更充分地展开。论证所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虽然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面对的，仍然有种种矛盾冲突，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言。党的基本路线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它一百年不动摇（100年也是虚数，实质就是长期不动摇），如果从理论解释来说，是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坚实基础的，因为我们前面的认识所支撑的一个战略判断的原点，就是时代的主题已经有了认识上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它实际上否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否定了我们从读小学就知道、过去一再强调的从列宁主义时代到后来毛泽东时代说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战略判断的原点引出的，当然就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然后才能大规模去做建设。那时候一些极端化的东西，和这个战略判断的原点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邓小平80年代说起来改变判断、云淡风轻的这句话，它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我觉得到现在可小结，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这个战略判断原点上出发，是自成体系的，被实践检验证明这个主题认识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从这样一个时代判断、战略判断的坚实的原点出发，我们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大政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务实进取，把解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做优化的结合，走上了现在这样一个看起来中国现代化有希望继续越走越宽的路径。
从第一个视角上考世界之变，自然要转到第二个视角，强中国之治。我理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通盘战略中，战略思维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自然就要追求和平崛起。我们现在宣传上有时不用这个词，称作“和平发展”，讲的还是和平崛起之意。它内在的逻辑，一定是中国的发展不能满足于常规发展，工业革命以后，中国被远远地被抛在后面落伍了，常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一定要持有追赶——赶超的战略思维。当然在这个追赶—赶超的同时，绝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解说所涉及的大家互通有无、资源禀赋基础上利用相对优势进一步来发展各种关系。但到了一定的时候（比如说中美贸易战是最典型的），到了某个临界点，用比较优势没法解释的欠发达的、水平低一些的如中国这一方，哪怕出天价也不可能交换来高端的美国所掌握的那个核心技术，这时候比较优势原理——我们过去所说基于资源禀赋的战略思维，就失效了，一定要总结我们过去举国体制之下的追赶——赶超战略，人家决不供给的情况下经过各种努力（当然实际上也积极运用外来的因素，包括一开始苏联专家打的一些底子，包括回来的海归专家，又加上本土于敏做出的谁也没想到的技术路线上的重大突破），合在一起，两弹一星做成了。这样的追赶赶超战略，在强中国之治的过程中，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定要拥抱全球化，拥抱市场化的升级版。举国体制下搞“两弹一星”，只要做出一开始的样品，就基本达成核威慑概念下的战略平衡，但芯片不行，除了鼓捣出几个样品来，还必须积累各种各样的knowhow（诀窍），培养团队，经受市场考验，面对全球市场，让它能形成一定的份额，然后又扩大它的份额，这才能算举国体制2.0版支撑的突破取得成功。所以，在现在中国追赶——赶超的过程中，本来我们已有一定的势头，在比较优势的概念之下继续尽可能引入各种各样的外部供给要素，同时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争取以2.0版的举国体制突破那个天花板。但现在新的形势，是中国走到总量老二这样一个位置以后，遇到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也是早晚要来的，老大它按照丛林法则，一定要全面遏制老二。此事来了以后，大家都在谈论巨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的压力和我们原来中央就强调的内部的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使我国经济在本来有希望出现一个由新入常的平台以后，却又击穿底线（6.7%那个本来已长达12个季度的速度底线，2018年被击穿，现在已经落到了6%）。这个挑战的严峻程度，是非常明显的。但如果强中国之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简称“现代国家治理”）取向来认识，我们中国是要在不确定面前做好自己可选择的确定性的事情。我觉得总体来说，在继续推进和平崛起这方面，我们可以有全面的认识，在尽可能充分的信息掌握后面，跟着的是一系列我们自己可把握的确定性：对不确定性可以用确定性去应对，去对冲。
我们的确定性，一个是我们已经有了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最基本的认识：中国自己的和平发展，一定要融入全球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民主化、法治化这个历史潮流的主潮流，我们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走，我们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一定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这个由自己掌握的改革攻坚克难方面，我们同时拥抱全球化，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是以开放来促进和倒逼改革。开始我听说有些领导同志讲“倒逼”不好听，但后来发现总书记直接说了这个词。开放的倒逼改革其实是大家都看到的，有些调侃的话你听着不舒服，实际上也有道理。美国给我们施加压力，它实际上却还在倒逼中国把改革做得更好。
所以，大框架的认识上，我愿意强调三句话，第一，是“坏事变好事”。这不是空讲的辩证法，现在贸易战起来了以后，一些局部的好事另当别论，比如东北大豆有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是好事；降低关税带来的治癌药品实际价位在中国明显降低，对老百姓中凡是有癌症病人的家庭是好事；对于中产阶层，想买车，汽车的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当然也是好事；但最主要的是给了我们一次“二次入世”的推动，坏事变好事，是在推我们“清理文件柜”，像杜润生同志前次入世的时候所说的，清理文件柜就是变法，就是通过变法创新图强，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跟着这个坏事变好事，还有第二，变压力为动力。有压力的情况下，原来一些沉闷的东西，形式主义的僵化的东西，正好可以把它冲破。2018年中央的文件里重申“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个话怎么落实？实话实说是很难的，在现实生活中你如果被抓住了把柄，有过失，谁也不说你是因为改革犯的错误，可能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但今年2019年3月中央再发文件，就是从地方工作一线开始切入，以破除形式主义这样一个要点切入以后，鼓励地方同志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2019年要作为“地方基层减负年”。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年无形中形成这样一种沉闷的为官不为的局面，主要不是这些官员觉悟的问题所造成：一个人在一线做事儿，后面有6个人、8个人盯着他挑毛病。我在地方调研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市长、书记，反映上午一拨，下午一拨，中央层面的各个部委派去的巡视组、督导组、调查组、审计组、约谈组，整天都是这些事儿。中央说的就是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沉闷局面，要把它冲破，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支持力。所以，我觉得可以有第二句话，变压力为动力，开创创新发展新局面。
这种有效投融资方面可做的事情，我简单说一下，点到为止。前些年曾经在中央决策咨询部门工作多年的郑新立同志，一口气提了12点可做的事：乡村整治，比如宅基地的整治；农民工进城落户，在一些可做的城市结合中央强调的户籍改革赶快做；老城区的改造；增建停车位；失能老人照顾体系；职业教育扩招；高技术产业关键技术举国攻关（前面说到的芯片等）；以改性甲醇替代汽油、柴油；发展固体废弃物的再生利用产业（比如中国大量的建筑垃圾，完全可以用有把握的技术几乎百分之百再生资源化）；再有发展集约化、规范化、设施化的农业；发展通用航空业（指的就是现在已出现的小飞机、公司专机，以及不可否定中国以后还得发展的私人飞机）；以及淮河生态经济带可以作为国家第四增长极来建设。他一口气说了12个，我给他补充了10个：
第一，就是像北京这样为代表的中国一系列中心城市（可以举出几十个），加快建设轨道交通网别无选择，否则说不上现代化。北京现在已经闹国际笑话，老百姓收入增长要买机动车，抽签是三千多个里中一个。为什么这样紧张呢？当然是跟老百姓收入提高有关，也跟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产业链有关，就是谁中了签以后会有人找你，然后以假结婚、假离婚等等方式，卖个好价钱，这种事情要真正治理好，提高有效供给是治本之策。为什么东京、纽约机动车的拥有率比北京都高，但是人家不用采取这种摇号限购办法呢？那叫现代化——就是公共交通体系以轨道交通为主，四通八达、密度足够，它能够形成的有效供给，使老百姓买了车以后主要是应急和到了节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在中国往下做，十几年、二十年可能还做不完。
第二，前面郑新立同志说的停车场、停车位，在很多的具体场景里要有特别的讲究，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当时的规划什么都想到了，就没想到停车位，而现在不得已就得做立体的——现在已经有可解决方案：企业家跟我说，地下五层，地上五层，原一个车位现可停10辆车，最高最低的开走，50秒之内，这个有效供给显然对应于需求。平安大道这么多年来景气繁荣就是上不来，没有人气，就是因为停不下车，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因。这些都是我们扩大内需里应干的实实在在的事。
最后一条，我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放开不要再犹豫了。前面一轮的教训，就是虽然专家学者一直说，原计划生育政策30年为期，到期了要赶快调整，有关部门却以种种借口拖了五六年，放开两孩儿做得就非常带有谨慎色彩。现在实践证明，放开两孩儿以后，我们现在人口的增长是明显地继续下降，最新的说法，今年只有1100万新生婴儿，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造成的，人们的生育意愿明显下降，这时候应该当机立断，不要再犹豫，放开生育控制——实际上控制的也就是城镇中有生育能力的哪些人，这些人在放开以后，不会一下出现婴儿潮，但是可以带动相当一块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伴随的需求潜力释放。这些我觉得都是实实在在可抓的事。
中国加强和优化自己的治理，从看得清楚的可做的事入手，最为关键的是要结合好的机制，一定把有限的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一定要经受市场的检验，绩效考核的约束，提高透明度，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把这些事情有声有色地积极做好，当机立断做起来，从明显的当务之急切入。总之我认为，在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过程中，强中国之治，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大有作为的空间。
这些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