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读 | 贾康：路标、门牌号码与申奥
北京与美国首都华盛顿，城市格局十分相像，四四方方，街道遵循严格的东西、南北走向建成，少有斜街。第一次到华盛顿时，作为一个外来人，对那里的路标、门牌号码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市所有东西走向的街道，均称某某大道（即XXAvenue，如白宫边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所有南北走向的街道均按阿拉伯数字排列称xx号街，并以中轴线为界，区分西xx号街与东xx号街两大部分（如10 streetE.或10streetW.)。走到每一个十字路口，会发现在四个街角上都树立有路标，上面是相互间成直角的两块长方形板条，标明“大道”与“街”的名称，行人无论处在什么角度，总能至少看清其中的一个名称，从而立刻判明东西南北的方向。在街名下边，还标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如“50”，这时表明你沿标牌所指方向走过去，所遇到的第一个门牌号码就是50号。还有更详细的，如“50-100”，它表示你在此街区（英文为block，即位于两头路口中间的一片区域）内所遇到的门牌号码第一个将是50号，遇到的最后一个门牌号码将是100号。行人要是找80号，则知道在此街区内就可到达，要是找110号，则可推测再过一个路口走入下一街区，即可找到。这样的一套方位识别系统，做到了尽可能简捷清楚和尽可能方便公众，按搞理论的人的话说，真是体现了追求社会效率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那么北京的情况如何？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要找某街的38号，实际已走到了36号的地方，但仍无法判别自己的相对位置，在那里连问三个人，都回答不知道这个38号在何方！就是在“首善之区”最繁华的地带，你要找xx大街xx号，也常常是问十个人九个不知道，你得直接问“x x电影院”在哪儿？“xx超市在那儿？”这才更有可能得到回答。什么原因呢？不仅由于路标、门牌的位置很不规则、找到很不方便和这些标识的不够醒目，更要命的是大量存在的未设、缺失、毁损，再加上识别系统设计自身的混乱。比如同一个号，往往有甲、乙之分。我家原来住xxx小区16号楼，但从来找不到15号楼和17号楼在哪儿；现在我所住的宿舍楼，则属xx路西街甲11号院，至于何处是乙11号院，几年来我也一无所知。
这里实际上谈到了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的案例——市区方位识别系统。
同样的城市格局，不同的方位识别系统的存在状态，对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方便或不便，是一目了然的，其背后市政当局管理水平的高下之分，在这个事情上也是一目了然的。我曾经百思不解的是，何以在中国，这方面一塌糊涂的现象于各个城市比比皆是，但多年来人们对由此造成的诸多不便司空见惯，政府部门也熟视无睹，心安理得！像我这样爱钻点牛角尖而对此有想法的人，又似乎很难说出口——说得直率一点，又很难听、很得罪人。这正是表明相关的政府部门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公众也似乎不知自己该要求什么，以及如何去要求！
改革开放后，不少城市都提出过响亮的口号，要把本市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真的向此目标努力，恐怕京、沪最有资格排前位。北京在申奥，更是促进城市现代化的机遇。于是我按捺不住，在一次会议上向市有关领导提出应通盘考虑北京城市识别系统问题，并建议借鉴华盛顿的经验，而且应在路标牌上加英文（以方便国外来客）。领导同志很重视，向有关部门提过此事。但后来据说有关部门感觉难度甚大：仅是“地名办”把所有街道名称审核、讨论一遍，怕也赶不上申奥日期或2008年了。换句话，一个似乎并不太大、不至于要（相对而言）花很多钱才能解决的问题，却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中的某件“老大难”问题。
难，这我承认。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难事。
但我又总觉得不甘心：我们不止是有申奥，我们还要追求现代化的大目标。这就又回到了前边提到的一个可以“以小见大”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该做些什么，如何做到位；公众该对政府部门要求什么，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机制去要求？
想来想去，还是各方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好。
（本文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6日）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