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给中国电影挣足脸面
前阵子，小十君飞了趟西宁。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青藏高原东北向，海拔两千多米，拥有用不到空调的好气候，山风鼓荡，通体舒爽。
白天阳光暴烈，曝于其下，刷上三层防晒霜也不能幸免于黑。
西宁有一个叫FIRST的青年影展，我们介绍过好几次。
如果给这个电影节下个论断，套用宁浩的《邪不压正》观后感就是：
特别像电影节的电影节，特别是电影节的电影节。特别电影，特别中国电影。
小十君头一回去，就赶上FIRST的本命年——今年已走到第12个年头。
12年对一个电影节来说，不算长，但也足够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和操办体系。
所以，你除了去之前抢各大热门影片的票时有点方，人到了之后，一点不用方，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7月21日到7月28日，一周时间，一百多场放映和多场论坛、训练营、主题酒宴，全给层次分明地执行下来，愣是把一周抻出了一个月的体量。
要的就是你事后吐出那四个字：不虚此行。
此外，我要特别夸夸那些可爱的志愿者。
小十君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好歹也去过几个电影节，如此敬业又如此精神的志愿者队伍， 除了FIRST，没有SECOND。
这些志愿者无处不在，哪怕你是个原地踏步都能迷路的主儿，他们不介意扶老太太过马路似的扶你入场，落座。
把你伺候舒服了，电影院内灯一灭，他们席地而坐，能看一场是一场。
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负责张眼睛看，出耳朵听，心身俱疲之际，大步走进一家本地饭馆，一份焦烂的手抓羊肉佐着青稞精酿下肚，一抹嘴，眼明心亮，还能连看三场。
你要问，参加这个电影节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思来想去，我觉得就是，普通。
怎么个普通法儿，分两头说。
电影节，人分两拨，一拨是拍电影的，一拨是看电影的。
先说拍电影这拨儿。
他们大多数是头一次拍电影，头一次到这里来，也很有可能是头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大银幕上放映。这个放映的梦，他们做过无数次。
这个电影节有个叫“惊人首作”的单元，其中有个片子叫《吾神》。
影片是用类型化的手法操作了一个颇具中国民间特色的本土故事。婚丧风俗，怪力乱神，是《心迷宫》《中邪》那一脉。
放完，导演刘冬雪上台，九十度鞠躬，激动地要哭出来，她向每一位在场看她电影的人，连连感谢。
等到观众提问，有人夸，她一百个谢谢；有人指出问题，她大大方方承认，并表示下次争取改进；有人让她谈谈创作思路，她知无不言，一腔肺腑，不藏着不掖着。
言到深处，她不惜自爆自己曾是个小太妹的事实，并说下一个片子就拍拍暴力少女的故事，告诉那些以为女人好欺负的臭男人们，“有些女孩不是好惹的。”
再比如“惊人首作”单元另一个片子，《步行指南》。
这是一部动画长片，再有全程无台词、地图游戏式剧情、三维动画等挑战性元素加持，就显得又长又费解。微信运动达不到日行两万步的，很难按照这份“步行指南”走完。
待片尾字幕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甚至笑了，一长串几十个不同工种，导演编剧配乐三维建模等等，共享一个署名：陈熹。
陈熹是美术出身，状如理工男，语调不高，语速快，逻辑清晰。
交流过程中，陆续有人走，他依然羞涩而自信，面对观众深一脚浅一脚地提问，他都耐心解答。有动画专业背景的观众问到制作细节，他们就不自觉地说起其他人听不懂的行话。
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氛围如西宁的气候一样宜人。
再比如，那天我着急忙慌去赶一场电影，眼看迟到，途遇两位问路的，我看胸前挂着牌儿，以为是同行。一聊，其中一个问，你准备看《入戏》吗？我说想看来着，没买到票。她指着边上的美女说，这就是《入戏》的导演。
我当时就想着我快迟到了，没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哦哦哦嗯嗯嗯，然后疾步往前走。走几步，后头有人大声“hello”，刚扭头，导演双手持一张硬纸海报迎上来，发出邀请：有空来看啊。我连说好好好。
后来到底是没看成。在放映厅门口逮空儿，志愿者说里边没座了，被驱散。每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对不住导演。
《入戏》是个纪录片，记录的是叶京拍《记得少年这首歌》时，浸泡演员的过程：
有着文革情节的导演叶京为了让13名年轻演员回到文革，他把演员们封闭在四川小镇的一个兵工厂，隔绝了于外界的任何联系——这无异于一场人类学实验。这13名演员每天穿着文革时期的服装，听着文革时期的歌曲……一个演员请假事件掀起了一场残酷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演员们发生了令人惊愕的变化……
错过这个片，是不能原谅的罪过。
紧锣密鼓看电影期间，小十君还出空参加了一个主题酒宴：故事的夜。
我到的时候，台上有个人在大讲“饺子和猪”的故事。搂一眼，没认出。随着“饺子和猪”的辩证关系不断加深，一拍大腿：这不是《命运速递》导演、《邪不压正》编剧李非嘛。
李非显然喝大了，临下台，最后一句话里蹦出十个牛逼。
到了放映《四个春天》那场，马上到点儿了，在售票大厅，我打眼看到该片导演陆庆屹一手星巴克，一手蛋糕，乐乐呵呵寻到一空桌儿，掐着表往嘴里塞，待会他还得跟我们坐到一块儿看自己这部豆瓣8.9分的纪录片。
到这里，想必你或多或少能体会我那个感受：这帮拍电影的人，散落人堆无人识，说起话来无套路。在这里，没人把自己多当回事，也没人觉得拍出电影就牛逼——
我热爱电影，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
拍电影的如此，看电影的也如此。
比如，《四个春天》看完后，全场观众都被这部花费1500元巨资拍摄的纪录片击爆泪腺。
谁也没想到，导演就拍拍自己父母的事儿，能四两拨千斤，挑起生活、生死、命运等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且透过一草一木的枯荣，白天黑夜的流转，父母双亲的家长里短，年复一年的熏制香肠、筹办年夜饭，如水流缓慢而有力地注入每个人的内心。
四个春天一一过去，每个人的内心已如潮水初生，溢出眼眶，溺毙当场。结束后，第一个呛着水浮出水面的，是前排一个叫王传君的观众。
王传君一站起来，导演被吓一个踉跄：你好帅啊！
王传君身着白衣，头戴渔夫帽，拿着话筒说：我知道我帅……这样啊导演，我们交个朋友吧，晚上约个酒。
这时他旁边有人拉他，王传君：你别碰我，再碰我要哭了。
他继续对导演说，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你老家，吃顿饭，虽然我不吃猪肉，但那肠子看着挺好吃的。
终于轮到他旁边的观众说话了，导演没认出，凑前一看，随即往后一仰：章宇啊！
章宇跟导演攀了下老乡，都是贵州人，家乡挨着。章宇话不多：晚上一起喝酒吧。
散场后，王传君还拉着导演不撒手，大发感慨，我看得嗷嗷哭，嗷嗷哭啊。不行了不行了，赶紧出去抽抽烟。
回想起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在不同放映场次或主办方的活动场地，遇到王传君。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和章宇一起。热门影片，场场不落。大多数时候，他坐在后排不起眼的角落，出了放映厅，就老老实实站那儿跟人合影。
《郊区的鸟》那场，映后交流环节，大家才发现，著名导演谢飞也在现场。被cue到，谢飞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他说这样一种朦胧诗般的片子，制片人有没有想过市场问题？
王传君和谢飞，在我看来，代表了这个电影节观众的基本状态：发出赞美和发出质问，都发自内心。
大家走过路过，不会因为他是名演员王传君或大导演谢飞，就蜂拥上前，置台上的主创于不顾：在电影节，唯一的主角，只能是电影。
说起来，本届影展的开幕片《大象席地而坐》和闭幕片《盛夏》，有个戏剧性的呼应：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无法到场。
《大象》导演胡波，此前我们提过，由于拍摄此片过程中的种种无奈和个人原因，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盛夏》的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则因频频用电影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遭俄罗斯当局以欺诈罪限制行动自由——
所幸，在电影里，拍电影的他们和看电影的我们，都得到了谁也无法剥夺的自由。
这一自由，愿你我永葆。
附：第12届西宁FIRST青年影展获奖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