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博士导师沈关宝先生

沈关宝教授于2016年1月29日永远离开了我们。谨以此文怀念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沈教授。

怀念我的博士导师沈关宝先生

文 | 唐岚

导师走了。16号发病以来，师门同学一直在为他祈福，盼望他能创造奇迹。这样的祈盼煎熬又无助，但是，不省人事、靠机器维持生命的沈老师，他一定比我们更煎熬更无助！虽然一直有心理准备，但真的面对时，心还是空落落的。

本来我不想写什么，因为除了与导师愉快的相处、亲近的感情，我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太多的东西可说。但讣告发出后，看到各位师友对沈老师的怀念和追思，朋友圈里流传的每一张亲切又熟悉的沈老师的笑脸，不断勾起了我的回忆。

能够求学于沈老师的门下，是人生中的快事。还记得沈老师的第一堂课，他饶有兴味地讲述自己的人生、家庭和老师，我的社会学之旅就是在沈老师好听的故事中开始的。沈老师是松江人，祖上行医，他的父亲年轻时到上海西藏南路基督教青年会做工，在解放前赚得可以买2栋洋楼的一大口袋钱，但因妻子反对买楼最后在松江老家买了几亩水田，47年买地、49年发大水、50年土改，父亲一生积蓄付之东流，还使母亲的成份变成了小土地出租。几十年后，沈老师成为国内最早关注并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学者，境外学者夸他有眼光，他回答：不是我有眼光，我母亲直到现在还指着老家的几亩地说，这里以前是我们家的地。

沈老师是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当年他报的两个志愿是复旦中文系和新闻系，但最后他上了复旦物理系，因为人们提醒他“现在这时候上什么文科啊”。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负责教改工作，一次工作会议，他因为去上厕所错过了来校考察领导的指示，而被下放到复旦崇明五七干校改造，种了两年棉花水稻。1980年他作为物理系青年教师报名参加了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的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结束后跟随费老编写了学科恢复后的第一本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并在南开试讲。这是他转行社会学的开始。他说他的人生经历使他更加想了解中国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父亲一生积蓄会倾刻乌有，为什么他的一泡尿会改变他的人生，抱着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的心理，他对社会学迸发了巨大的热情。而当时，他复旦的导师谢希德先生已为他申请到去纽约州立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全额奖学金，他对谢希德和费孝通两位先生说：博士学位是我所愿，社会学是我所爱。费老听后向他承诺：中国很快会恢复学位制度，只要你通过考试，我招你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就这样，沈老师成为了费孝通的入室大弟子和中国恢复社会学后的第一位博士。

80年代以来，沈老师长期跟随费老参与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和继续江村的研究，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激情、智慧和努力。那段时期他每年都要在江村驻扎很长时间，有一年整年都呆在那里过年也不回家，村民视他为亲人，他对村子的熟悉也到了即使漆黑的深夜也能在村道岸堤行走自如的地步。他主持《社会》杂志期间曾因不屈服于外在压力而遭停刊，他告诉我们，费老劝他，学科要发展首先要“生存”，最后为了《社会》的复刊他写了他人生唯一的检讨书。2000年的时候，他差点要调到复旦工作，调令已经下来，而当时社会学博士点评审专家组告诉他，如果他去哪里，上海的第一个社会学博士点就设在哪里。在钱老和费老的共同劝说下，他最终选择留在了上大，上大也成为上海第一个拥有社会学博士点的单位。

跟随费老的经历一直是沈老师最宝贵的回忆。导师身前希望把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那段历史以及跟随费老的经历整理成书，能为学科史留下珍贵资料，也是对他导师费孝通先生的怀念。文字留世，他极慎重，也素谦逊。我一直盼着读到他这本书，但造化弄人，深为之憾。他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完”，每每想到，难以承受。我的导师，是一个不会造势、不爱争抢的人，他有书生的清高、理想和愚钝，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做实事的人，是一个对社会学学科本身有很深感情的人。作为学科重建、江村研究的重要亲历者、参与人和做出大量实际贡献的前辈学人，学界荣誉他当之无愧。

作为沈老师的学生，除了读书学问，我们更能感受到他的性情爱好和人格魅力。在学术之外，听到关于他最多的评价是儒雅绅士和谦谦君子。然而更多的相处，有时又觉得他更是一个率性可爱的大朋友。大家都知道沈老师嗜好抽烟，他总说香烟是my favorite，他第一次中风入院，医生让他戒烟，他在询问了抽烟和疾病的关系概率后，任性地选择不戒烟，他的理由是“我人生就这么点爱好”。师母担忧他的健康，责怪他吃肉太多、吃蔬菜太少，他理直气壮又异常聪明地反驳师母：你不懂，主要是现在环境被破坏了，如果生物链正常的话，我吃肉的同时也吃进了蔬菜。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沈老师。对待生命、对待人生，他一向豁达淡定，悠然自得。而对待学生，他从不说教，润物无声，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和自己的人生体验给我们启迪。他尊重我们的兴趣同时会提供自己的意见。我曾向他抱怨现在的学术环境太偏重智库了，他会鼓励我要做自己真正有兴趣的研究，同时也会告诉我，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学以致用的传统，这里并不全然矛盾。他不仅鼓励我们遵循自己的兴趣，而且告诉我们，学术的目的很单纯：我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在沈老师人生最后的十年，他渐渐淡出了体制内和主流学术圈，以新的热枕投身于民办高等教育事业，三亚学院的很多学生因为他的努力，而拥有了不一般的学术视野。他依然忙碌，工作时间以分钟计。读博时每次与他出差，都会看到他充分利用旅途中的每一分钟，阅读和写东西，一般只有饭后十分钟的时间会聊一会天。在我博士毕业前，他曾邀请我去三亚学院工作，并细心体贴地想到作为独生女的我可能不愿远离父母，他说不管我是否愿意去三亚学院工作，都邀请我带父母去三亚看看。在三亚学院学生怀念沈老师的文章中，提到了沈老师来三亚的初衷，信如尾生，这是另一种坚守。

沈老师走了，从三亚这个永远充满阳光的地方远行了，留给我们的是他永远明媚的笑容。祝福我们的沈老师，在天堂里的每一天，宁静安好，温暖如春！

作者为沈关宝教授的博士生，现任职于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

（编辑：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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