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笋记（下）

运笋

“但是，兄弟，到了南昌就靠你了，我在南昌搞不定。”

哈哈，南昌人不养鸡，你当然搞不定了。

我早已写信给南昌的朋友了，要他弄一部大板车到长途汽车站来接我。

其实我心里很没底，毕竟是1000多斤冬笋哪。

唉，车到山前必有路。

现在想来我依然很佩服当年的自己，就这样，还能睡着觉。

那天早上，“大将”和我早早地来到汽车站，车来了以后，我俩亲自把七个装满冬笋重达150斤的旅行袋提上了车顶，还帮着站长拉好了网兜打好了结，才安安心心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到南昌就看你的啰。”“大将”说。

我点点头。

那年头没有电话，有电话我也不会打过去确认。

因为那年头的人讲信用，说好了的事不会黄。

镇上到南昌的班车是一天一班，早上六点从南昌发车，134公里路要开三个多小时。票价3.35元。

到了镇上，人坐满了车子就往回开，不讲钟点。回到南昌大约是下午一两点钟。

国华果然在南昌汽车站等我。他推来了一辆大板车。

但看到这七袋冬笋，他还是吓坏了。

“我还好没只拿些扁担麻绳来，三个人一次也挑不走啊。”

他似乎有点打退堂鼓：“这么多，送上火车不容易。到了月台好办，从窗口慢慢递上去。可进月台，就算能多买几张站台票，那么重，跑不起来呀。”

是啊，如果不能迅速从检票口跑到月台上，行李架早被别人抢占了呀。

他建议我们试试托运。我们也只有点头同意了。

把旅行袋搬上板车，我们向火车站进发。

跟上海乃至江浙的不一样，南昌的板车是窄窄的，长长的。

经常在大街上看到，空车时，车主斜坐在一个车把上，用脚蹬而车向前滑行，很是潇洒，下坡下桥时尤甚。

很多南昌知青看了说，只要能回城，拉板车也行。

那时的城市户口太值钱了。

当时上海最不起眼的工作之一就是跟弄堂里的阿姨妈妈一起糊纸盒子。

于是，很多上海知青也常说，只要能回上海，重新报进上海户口，糊纸盒子也行。

我好像也跟着一起说过。后来，我回上海的第一份工作还真的就是跟弄堂里的阿姨妈妈一起糊纸盒子。

这是后话。

转过老福山，就是火车站，拢共才三四站路。

到了车站托运处，就到小窗口里去问情况。“大将”、国华和我都是第一次办托运。

里面问：“托行李还是托包裹？”

生怕答错了没有机会，先问：“行李怎么托，包裹怎么托？”

“行李1分钱1斤，包裹7分钱一斤。”说的是托运费。

“那我们托行李。”

“什么行李？”

“呃……日常用品，衣服被子什么的。”

“这么年轻，衣服被子什么的还不随身提溜着，每人可以免费40斤呢。”

“……问题就是不止40斤。”

“知道你们是知青，回一趟家不容易。你提个一个两个的，我们也从来不查你超重啊。”

问题就是不止一个两个。

看我们犹犹疑疑的样子，那人走了出来，一摸袋子，就显了原形。

“好家伙，都是笋嘛，这个肯定不行，只能按包裹托运。”

“那……就算了，我们不托运了。”“大将”当然不会同意。本来才1毛钱一斤，运费就要加7分钱。

谁知那人不依不饶起来。

“你不托运，怎么带到上海去？你想随身带上车么，那就更不行了。你这超重也超得太多了。”

“大将”和我齐刷刷地回头，看着国华，意思是，瞧，是你出的托运的馊点子。

“不带走，不带走，”国华用南昌话叫起来，“这笋是我的，火车带不行，我就不托他俩了，过两天我搭别的朋友装货的汽车带去。”

总算从托运处脱了身，我们又来到小件寄放处。因为国华家太远，即便有板车，也太累，运去运来，上坡下桥的。

这回我们聪明了。

我说我们只是先头部队，一行有十几个同学，这些旅行袋是大家的。

这才没遭怀疑，免费让我们寄放了。

搬笋

我们先去排队买了三天以后（当时只预售三天）的火车票，到上海15.20元一张。

边排队边商议，怎么办？

其实也只剩一条路，那就是随身带上车，问题是怎么混进月台。

因为从检票口走，起码要叫上七八个强壮的人才行。

“我想起来了，离这里不远的小巷里的拐角处，围墙上有个很大的破洞，板车也推得进去。好像是拾荒的人挖的。后来很多铁路职工也从这里抄近路。不久前，我们去铁路家属宿舍找同学玩，他就带我们从那洞里钻进去的。”

“那里面有没有人管着？”我问。

“根本没有，那段岔道早就废弃不用了。”

“那板车能推到月台上去么？”

“那不行，至少要过一两道铁轨呢。”

“这倒没关系，大不了一袋一袋地短驳。”“大将”不缺力气。

“关键是要事先知道，去上海的那趟车停在哪个月台上，”国华说。

“哎，你不是有铁路上的同学么？问问他。”

一夜无话。

第二天，国华带来了好消息。

他的同学不但通过父母知道了去上海那趟车停在哪个月台，而且还知道那趟车进月台前预停的位置。他建议我们在预停的地方就爬车。

下午三点半的车，我们上午十一点半就从小件寄放处把七袋冬笋提出来，装上板车，七拐八弯后，真从那墙洞进了站。

正好是午饭时分，附近还真没见到一个人。

那趟车停得也真帮忙，我们只须爬过一道铁轨。

几个人三传两递的就来到了车窗之下。我们忍不住要欢叫几声！

爬上车后，车上空无一人，我们便笃悠悠地将其中两袋冬笋硬塞到座椅底下，其他五袋放上行李架，并尽量堆高。我们也怕占太多地方，到时候说不过人家还得挪窝。毕竟只有两个人两张票的权利。

国华回去了，我们也累坏了，都趴在桌上睡着了。

直到火车启动要进月台了，才把我俩震醒。

“呆会儿大批乘客上来，怎么办？”我问。

“什么怎么办？东西总归要带回去的呀。”

“遇到比我们还狠的呢？”

“不可能，打架我怕过谁啊？”“大将”两只眼乌珠又弹了出来，“不过一开始不要响，先装戆。”他还粗中有细呢。

“你别怕，实在不行，我跟他们（铁路公安）去，你把东西带回上海，反正上海的朋友都已经叫好了。”还挺悲壮。

说时迟，那时快。检票口开始放客了。

只看见月台上人声鼎沸，每个窗口都有人爬进来。

我们大致扫了一眼，发现同车厢组团的知青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穿工作服的单位职工。相对于知青，他们是穿鞋的，我们是光脚的，不用怕。

也曾有好几个人用上海话问，“啥人的？啥人的？快拿走！我的行李怎么摆？”

不冲着我们问的一律不睬，冲着我们来的，便说：

“我们也不知道呀，要么问问列车员？”“大概要么是隔壁车厢的。”一面屏住不笑。

过年时分，列车员你怎么找得到？

有人试图将我们的冬笋袋拉下来，但我们早已用绳子暗中绑定，一个人要拽动六七百斤货，还真不是一件易事呢。

骂骂咧咧，且折腾了一阵后，大家也就都各自另想办法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守到火车正式开动就大功告成。

终于，那一声汽笛长长地鸣起来……

弄笋

顺便提一下，那年头，全国规章制度最严格的是上海火车站，出站口放着一个磅秤，随身行李超重，就要被过磅并补办托运手续罚钱。

但我们的同学事先买了七八张接客的站台票，每人一袋，只要故作轻松（毕竟每袋都重150斤）地扛着走出去，还是很安全的。

我只拿了最小的一袋大约100多斤回家。

但我妈根本不会去做贩卖的事。

只见她每天下班回来，就蹲在灶披间门口，摆弄那些冬笋，大小搭配，东家送几只，西家送几只，亲眷送几只，同事送几只。

到年夜岁边，她说，看看100多斤，也不经分，最后自家才留了十几二十斤。

后来我听外婆说，我妈跟她说了，瞧，儿子会买东西回家了。然后笑了。

那年探亲期间，我跟我妈吵嘴好像也吵得最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