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特殊的日子里
在那特殊的日子里
文/徐浩
二〇〇三年夏季的一天，瘦小的母亲照常骑着那辆“凤凰牌”大家伙，载着我去学校。“咣当、咣当、咣当……”把手上的铃铛，锈迹斑斑，早已罢工，一路上却响个不停。
小小的乡村学校门口，竟然聚了好多从未见过的人。只见，学生、家长都在焦急等待着什么，警察四处巡逻，还有一群穿着白衣大褂的医生走来走去。母亲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我紧紧地拉在身后，领着我走进校园，半路上却被一旁严阵以待的班主任给拦住了。
班主任周老师一反平日里的和蔼慈祥，表情严肃地问母亲：“小徐妈妈，孩子爸爸，现在在哪里工作啊？”
母亲下意识地回答道，“北京”。
“北京？是北京吗？在北京工作？”
“怎么，周老师，孩子他爸是在北京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周老师与母亲嘀咕了很久，我只听到“北京”“非典”等词语。然后周老师让妈妈领着我回家休学了。年幼的我当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从母亲那几日写满忧愁的脸上似乎能读到了些什么……
“吱——吱——”，一日夜里老式木头门的开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我，许久未归的父亲推开了家门。在北京工作的父亲为了省下一笔不小的往返路费，只有在我放寒暑假的时候，才会回家一趟。他每一次回家，都带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给我。而这次父亲从北京回来，他是那么地匆忙，用“狼狈”一词来形容更为贴切一些。奇怪的是，母亲见到父亲的那一瞬间，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仿佛是一对历经生死战后重逢的恋人。若干年后，和母亲的一次闲聊，她告诉我，那时候的她已经失去我父亲的消息一个多星期了。
刚刚回到家中的父亲，被祖父、祖母偷偷摸摸藏了起来。就连外出和庄子里小孩一起玩耍的我，也被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如果碰到别人询问父亲的消息，一定要咬定父亲没有回来过。难道我的父亲成了大人眼里的“逃犯”了吗？那么，会不会有警察上门来抓父亲呢？
就这样，我跟全家人糊里糊涂地心惊肉跳着。不过，这种境况没持续几天，村干部就找上门来，父亲被带走了，是“带”，是和和气气的请走的，没有那反复出现在我睡梦里的抓人场景。后来，家里人打听到，原来父亲和一些从大城市狼狈逃回的叔叔、阿姨们，都被安置到了村里面一所废旧、闲置的幼儿园里。
再看看，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原本那热热闹闹的里下河农家小镇，现在冷清到没有几个赶早集的行人。周围空气里，四处弥漫着平日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不上学在家无聊，又不能出门，只有看电视。打开家中的黑白电视机，飘着“雪花”的屏幕上，出现的全是穿着白衣大褂、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医生忙碌的身影。
那时，全世界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而这片白色又是阴森、恐怖的。狰狞的白色，让人胆战心惊，仿佛稍不留神，就会被它无情地吞噬。
那一段死亡阴霾笼罩下的岁月里，有人诚惶诚恐、担心受怕，有人泰然自若、从容地面对死神，也有很多人英勇地牺牲在奋战“非典”的一线上。而15年前那场恐怖的“非典”，对于一个七岁孩子来讲，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泪眼。
徐浩，1995年生，江苏南通人，现为苏州市吴中区教师，颇好古典文学、哲学，常以朴实的文字，抒宁静之怀，散文、个人随笔见刊于《读者》、《青年文摘》、《青春美文》、《达州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