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80年代
作为一种主要思想时尚, 解构主义在20 世纪80 年代盛极一时, 即便没有取代结构主义, 它也向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 正如结构主义之于存在主义。
解构主义或许与我们先前探讨的政治转向有关, 它也是把学术界推向高深莫测之境、与普通人的认知相距甚远的重要原因。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是才华横溢的雅克·德里达。他差不多继承了福柯和拉康的巴黎明星知识分子角色。在他的领导下, 解构主义者保留甚至强化了结构主义对人的作用的, 揭露了“ 在场的形而上学”———后者使我们以为文本背后存在着一个人(即文本的作者) 。这种貌似不可或缺的作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只有文本。当我们写作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表达”我们自身, 而是进入了一个由语言模式和非个人的公共话语文化所支配的词语领域。那种认为是“我”在写作、在把“ 我”的心理状态变成文字的观点, 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谬误”。作者的生平活动与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作者所在时代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事件似乎也与他的作品毫无瓜葛。
不过结构主义曾预设, 文本确实有某种意义, 必须对这种意义进行解读, 不过它可能是由某种逻辑结构决定的, 它处在这种逻辑结构之中。结构主义者看到了一个反映了一切思维固有特征的基本结构, 就此而言, 他们是新康德主义者(容格原型论的信徒也是如此)。解构主义认为, 文本没有内在意义, 因为每一个读者对于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 文本的意义因时因地而异(在阅读过程中, 作者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二者生发出更多的意义)。在这些不可胜数的解释当中, 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样的问题问了也是白问。我们处在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之中; 我们没有一个最终衡量标准, 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 没有一种能够衡量语言的原语言。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高高在上的思想视角, 可以把握事物的总体性。
最后, 我们只有非理性的语言领域, 一种宏大的无秩序状态, 我们同尼采和乔伊斯一起置身其中, 因生活的丰富多样而感到高兴, 根本没有想到它的规划或统一性。解构主义对于文学批评家的吸引力在于, 它允许他们对一个文本几乎可以作任何阐释———越离奇越好, 只要有充分细致的技巧和有洞察力的理论意识。正因为这类肆无忌惮的做法, 有一群备受推崇的美国学术人赢得了“阐释学黑手党”的称号。最受推重的方法是揭示出被压制的、隐蔽的意义, 从作者忽略的地方推论出这些意义, 作者的忽略可能是社会或个人禁忌所造成的, 拉康说它们是“话语中的漏洞”。亨利· 詹姆士小说《金碗》中的一个人物说过“: 他说的不如他没说的多。”在生活当中,当然也存在人们不去谈论的东西, 这是相关事实。它有待于解构主义者把它提升为一种批评原则。缺场或延迟同在场一样, 在写作中经常遇到。
大部分解构主义批评坚持这样一种观点, 文本除了与自身之外、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楼拜的一部小说, 它与资产阶级或法国社会或浪漫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相反, 自然和历史都是有待解读的文本, 而不是有待理解的客观实体。按照德里达的说法, 一切都是文本。
在解构主义之前, 文学批评全力关注的是文学创作的技巧, 关注的是挂毯花线的纺织方式而不是它们的耀眼景象; 从20 世纪50 年代的“ 新批评”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它反映了现代时期的一个基本的总体趋向, 它是文化统一体分解的结果。在一种多元主义文化中, 人们开始意识到, 事情一旦被视为理所当然, 它就成了传统。历史学家在很早以前(19 世纪末)就发现了这一点。有人说, 历史著作讲的都是实事,“完全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每个人看来都是一样。早在1914 年前, 历史学家就认为这种论断是很幼稚的。只有当大家的体验、传统和价值观基本上相同时, 这种论断才能成立, 就像19 世纪英国有文化修养的阶级一样。
历史学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著书立说, 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事情各不相同, 而且他们感知这些事情的方式也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触及各种由文化决定的因素, 他们把这些因素编织到特定的语言当中, 编织到他们在书写“过去”的时候必须使用的选择和评价框架之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与一个欧洲人相比, 一个非洲人会怎样写19 世纪的历史? 在任何情况下数量极多而且必须加以选择的事实———什么样的事实? ———是所有历史叙事的一小部分, 历史叙事包含修辞、“阐释”、编排、聚焦, 为的是让事实变得有意义和为人所理解。另外, 这部分内容是“主观性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事实的、非科学的———非认知层面的。
文学批评在经典小说中发现了同样的东西。天真的读者以为, 小说中的人物是“真实的”, 是对生活的模仿; 叙事者在表现他们的时候就像一位摄影师那样不偏不倚、如实拍摄。这样的读者不知道有叙事策略这回事。
事实上, 当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读这些小说的时候, 或者说当一位英国读者去读法国或德国小说的时候, 他对不同文化有些陌生, 此时, 他对特定传统的依赖有多深, 也就一目了然了。(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 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对生活直截了当模拟的电影, 也会让第一次看到它们的原始民族感到困惑不解; 他们可能看不懂电影。) 不管怎么说, 现代批评家开始自觉地对造就一部小说的所有陈规感兴趣。他们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为什么作家以他(她) 这种方式把这一切组合到一起? 他们讨论作品的叙事策略(如全知全能的作者、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内心独自)。他们指出, 貌似真实的小说人物其实是一种特殊想像力的创造。狄更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对维多利亚人无比精确的描述, 而是创造了维多利亚人的自我形象( 正像他们有时带着不安的心情所意识到的那样) 。这些人物是以叙述者或作者为中介的(作者和叙述者这二者可能有所不同)。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强行加了进去, 或许是以间接的方式( 作者创造出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 这个叙述者不完全是作者本人)。此外, 这些人物对于不同的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读者带着自己的情感去理解人物。小说家本人开始写关于写小说的小说; 如果这种游戏玩腻了, 那就玩更复杂的: 讲述小说家写小说。例如,在安德烈亚·卡诺比奥的《中国花瓶》( 1990 年) 中, 书中人物一个小说家想像一个人(或几个人) 的多重身分。
在不断地求新的学术竞争游戏中, 文学教授发现, 由于解构主义取消了固定意义, 就出现了一个有机可乘的大缺口。如果一个文本没有内在的、固定的意义, 即没有惟一“真正的”《哈姆雷特》或《失乐园》, 那么就可以随意进行阐释了。批评家的看法之所以正当合理, 惟一的理由是, 因为他或她能够利用充分的技巧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从任何一种现代理论———社会学、政治、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拿来一套概念工具, 再运用逻辑论证技巧, 将这套概念工具用在某个已经作古、任由摆布的作者身上,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神秘的话语, 也许还被称为“ 破除神秘”的话语( 确定作者想要表达却没有表达出来的意义) 。如做得巧妙, 还有些新意, 这就意味着在学术生存竞争中取得一点领先优势。人们也能由此而不知羞耻地放纵自己的偏见。
这种肆无忌惮的虚无主义如此明显, 有时候甚至影响到解构者本人。它导致所有意义被颠覆, 从而使所有的理性争论被颠覆。“ 关闭了所有的批评论坛, 取消了关于证据、判断或价值的一切共同标准, ”正如克里斯托弗·鲍迪克指出的那样。解构主义本身也可能被解构, 这一点很容易让人看出来; 德里达说他的著述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哪一位解构主义者敢说自己占据优势, 能够写出真理; 反过来, 解构主义者的论述也可以从其他同样合理的视角加以解构。
在哲学上, 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喜欢证明, 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是基于某种未加检验的前提, 而且它所采用的这个前提正是它明确反对的东西。例如, 可以证明, 马克思就采用了他旨在批驳的全部资产阶级价值观。声称以逻辑论证为依据的东西恰恰是修辞、文风———是对意志的一种非理性确认(很多内容来自尼采) 。科学家与艺术家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尼采指出的那样, 隐喻主要存在于认知当中。任何坚持明晰性和肯定性的思想体系, 实质上都是通过纯粹的强制力, 即极权主义恐怖的暴力来做到这一点的; 惟一货真价实的思考总是矛盾的、模糊的。《菲尼根守灵夜》的文字游戏似乎是解构主义者能够认可的极少数小说之一。各个学科的著作开始冠之以“××修辞”的名称。唐纳德·N .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 1985年)是众多修辞丛书中的一本, 这套丛书包括会计学修辞和医学修辞, 显然还有法律修辞。
这一类作品试图证明, 即使是最自命不凡的科学实际上也是包含许多任意的论断, 处于某一特定的语言和文化框架内。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生发出一套思想, 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方式, 与外在的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例见艾伦·格罗斯《科学的修辞》, 1991 年)。科学判断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理性”分析的实验证据; 大量的修辞和非科学话语也掺杂其中。科学根据它所处的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欧洲科学传统不应该以自以为占据优越地位。例如, 欧洲之外还有许多种数学的存在, 它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但同样成立( 见乔治·格韦尔格斯《孔雀的冠羽: 数学的非欧洲来源》, 1991 年)。
手法巧妙娴熟的专业人士显然欢天喜地去这样操作, 这印证了恩斯特·荣格尔的说法: 这是一种用理智来毁灭理智的快乐。弗洛伊德的信徒和克莱恩的信徒无疑会发现其中有一种潜在的施虐狂。
这时出现一种倾向, 即对于那些未能掌握拉康、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人思想的笨蛋不屑一顾。普通读者遭到轻蔑。大学教授不是为普通公众写作; 事实上, 他们写东西只是给彼此看的。出书目的就是为了在通往终身学术职位的道路上闯过一道难关。这种书要由其他教授根据书中表现出来的专业技能来判断; 所谓专业技能就是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驾驭所有重要理论的能力。这场竞争游戏日益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的和更复杂的理论, 让昨日的英雄成为过气人物, 允许新的候选人展示最新颖的、说明他水平的思想武器。结果便是, 产生了许多术语满篇、煞有介事的文字垃圾; 不过, 通常来讲它做得比较巧妙, 在模棱两可的边界线上游刃有余。这可苦了国家基金会的那些可怜的评委们; 一般说来, 将骗子和天才区分开来是很难的事情。无论分辨出骗子, 还是识别出天才, 除了对于那些精通这种学术游戏的人来说, 对于其他人都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 这种晦涩难解的话语与后现代主义自称消除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鸿沟的说法发生了矛盾; 其实相反, 这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 反倒扩大了。例如, 论述莎士比亚的权威性著作不再能够被大多数人理解了。
一般说来, 这类著作总是尽力表现得睥睨一切, 惊世骇俗; 毁坏男性声誉的女性主义者不是惟一要取得对手性命的那种人。不管是谁, 都可以成为猎取的对象; 约翰·济慈成了一个伦敦东区的混混。年轻一代学术人试图批判莎士比亚, 以前只有萧伯纳敢这么干。反对偶像崇拜的主张与蒙昧主义的乌云混为一团, 少数标新立异的见解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诀窍。表现方式是极端理性主义的分析程序, 通常鄙视像整部作品的想像力和情感效果这类事物, 认为它们是头脑简单的东西。人们所做的是, 指出逻辑上的前后不一致, 揭示隐蔽的意义。把一套复杂的代码破译出来, 这种感觉多么让人兴奋。据这一派人说, 没有哪一位作家所说即所想; 令人感兴趣的是他隐藏的东西。
解构主义的(潜藏的) 政治倾向总体上是左倾的, 这是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然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时代的遗留物。权威总是应该遭受攻击的。近些年来, 随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急剧衰落, 不再有一个显眼的靶子或关注的焦点, 而且, 解构主义者总是想比旧式激进分子的简单做法来得更精巧一些。尽管如此, 他们仍旧能够颠覆传统的真理。他们可能不想过于激进, 因为他们薪水很高而且有经费资助———当然, 据他们看来, 他们的薪水和资助还不够的, 而且还有降低的倾向。在英国, 正像在大多数国家那样, 怨声不断的学术人和怒发冲冠的政客展开相当激烈的斗争。矛盾的焦点是, 应当给艺术和人文学科以多大程度的公共支持。撒切尔夫人是杂货商的女儿, 绝不是贵族式左派教授的朋友。牛津大学拒绝授予她荣誉学位! 有人发现, 比利时理论家保罗· 德· 曼在年轻时代写过亲纳粹的文章。这可是一桩大丑闻, 这位世界级的解构主义者受欢迎的程度多少有些下降。假如他当年写的是亲斯大林主义文章, 很少有人会在意。
在80 年代,“新右派”或“重新界定的保守主义”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像英国的罗杰·斯克鲁顿和法国的安德烈·德·伯努瓦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唤醒了传统的左派, 但几乎无法改变他们的观点。一篇评论亚瑟·塞尔登(编)《新右派启蒙: 左派心头的幽灵》的文章中说:“由于1968年的校园暴力给新左派带来了狭隘偏执的名声, 美国最引人注目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已经站到政界右派那一边去了。”到了80 年代中期, 英国的情况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80 年代末以来, 随着撒切尔主义吸引力有些消退,大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反对撒切尔、反对里根, 他们急于把自己定位在左派阵营, 但无法确定准确的地点(见约翰· 邓恩对罗杰· 斯克鲁顿的相当偏激的看法, TLS, 4 月4 , 1986 年)。
1989 年2 月,《纽约时报》报道说, 达特默斯大学一伙激烈的学生扰乱了课堂, 掀起了抗议, 但这一次角色发生了转变, 这伙右翼学生反对自由派教授, 而这些自由派教授在60 年代很可能发起抗议, 扰乱课堂, 现在他们却是现存体制的代表。这伙新右派主要信奉新自由主义, 赞美自由市场战胜经济奴役, 赞成对国有大型和低效的经济部门进行私有化。在性解放,女性主义、取消书刊审查制度、毒品合法化等当代核心社会问题上, 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发生了分裂。他们一方面痛恨国家控制和绝对的道德准则, 另一方面本能地反抗文化现代化的有害后果, 二者发生了冲突。经常有人指出这个悖论现象: 在现时代, 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赞成中央集权论, 在道德问题上赞成个人主义, 而保守派正好相反: 每一方都有自相矛盾。
在《谁之正义? 谁之合理性》(1988 年)一书中, 阿莱斯代尔· 麦金泰尔认为, 不存在普遍生效的道德原则, 道德原则必须放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种观点与保守主义相吻合, 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启蒙运动时期大卫·休谟的激进怀疑主义: 如果理性无力告诉我们如何行动, 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传统和习惯。不相信人类理性所做的容易出错的脆弱设计, 正是爱德蒙· 伯克经典保守主义的基础。在这里, 实际上并非那么新鲜的“后现代主义”似乎与保守主义有相近之处。当然, 虽说批评理论破坏了来自“传统”或“霸权”文化的真理假说, 但是它也同样颠覆了所有的“ 反霸权”话语“; 反霸权”话语得到赞同,只是因为它们更有趣。
尽管解构主义的确好像走到了穷途末路, 它的虚无主义是“一切过去之后”的产物(“一切过去之后”是一本关于现代知识文化的著作的名字) ,然而, 就主要性质而言, 它绝不是新鲜事物。怀疑主义毕竟像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么古老; 它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复兴, 此后可经常见到它。
优秀的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总是要更正一些神话和对他们研究对象的误解;20 年代的所谓“驳斥”现在成了“ 解构”, 成了表示反传统或进行批评分析的一个最新的词汇。有人强调我们对一个时期或一个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某种文学创造, 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老生常谈。( 历史学家习惯于说米什莱发明了文艺复兴, 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说狄更斯发明了维多利亚时代。) 一套新词汇取代了差不多表示同样意义的旧词汇。
完
作者：罗兰·斯特龙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