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在士兵看在士兵看在士中国隋唐史

唐朝前期和任何一个大一统朝代的前一样，有连续三代还不错、甚至于称得上英武的皇帝，武功赫，扩土开边，并没有特别出奇之处，中后期，反而是唐朝最精彩而华丽的偏章。尤其是是和东晋、南宋、南明比起来，唐朝后期所体现出来的韧性和制度创造才是难能可贵的。

文字的偏差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和真正当时人的生活，可以相差非常大。因为史书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视角，讲的是身居高位者纵横捭阖，看多了容易上头。其实当时的百姓和小官的角度来看，唐朝一直都体面，其灭亡是一个轰然倒下的过程。

就比如安史之乱，这个基本上都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的大事件。而唐朝的都城长安，在经历了安史叛军统治和唐廷借回纥兵夺回之后，按照我们看史书的感觉，长安应该是百业凋敝，百姓战战兢兢了。

但是其实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唐廷居然还能一直供养着数千国外使节，直到李泌发现了问题，才宣告废止。

自天宝以来，西安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馀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

即便如此，也仅仅是把其中富裕的胡人使节约4000人，自己有田宅的停供了，「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其他的人照样由政府支出。李泌让他们选择，是回国，还是留在唐朝工作拿俸禄，结果四千多人一无例外的选择了留在唐朝，大部人当兵了。安史之乱之后，长安依旧是繁华的。

并且唐朝的未世三帝，懿宗、僖宗和昭宗，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估计当时唐朝已经落寞的难以接受了。然而时人是根本不会有感觉的，可以说在黄巢入长安之前，长安的局面完全不亚于开元和天宝。咸通年间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奢华的韦庄的诗有: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从法门寺出土的文物来看，其华美也完全 不逊于盛唐。

虽然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虽然爆发了庞勋之乱，但是唐懿宗时代的大局，完全是一派繁华似锦，烈火烹油的盛世。

宏观上看唐朝危机四伏，和微观上人们生活精致奢华，太平无事，是完全不矛盾的，「屈辱」更是无从说起。看唐人的笔记和传奇，对大中、咸通年间也有很多的民间的记载，这也是富足承平、文化生活发达的标志。

即便是到了昭宗时期，天子就只剩下长安一个城。罗隐作为吴越钱王的代表，去长安陛见昭宗的时候，也是充满着朝圣的心理。远闻天子似羲皇，偶舍渔乡入帝乡。

五等列侯无敌旧，一枝仙桂有风霜。灯欹短焰烧离鬓，漏转寒更滴旅肠。归计未知身已老，九衢双阙夜苍苍。

皇帝内部竞争

自安史之乱到唐亡「国都六陷，天子九迁」，但是六次陷落都能收复本身就说明了唐朝能收复本身唐朝的韧性。这和中晚唐时代特殊的储君选拔制度是分不开的。嫡长子继承制的问题就是无法保持继承人的质量。尽管儒家喜欢说「什么都不干，会用人的君王就是好君王」，但是会用人本来就是非常难以掌握的政治技巧。但是唐朝不存在这个问题。

唐朝前期，是政变上位占主导一一总有皇子政变，政变成功了就上台，失败了就便宜了其他等待的。成功的如李世民和李隆基，失败的如李承乾。能够发动政变的皇子，往往能力上有其过人之处，并且上台就带有原罪，也有压力去通过治政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稳固自己的皇位，于是有了贞观和开元。

反而是安史之乱期间的代宗和后来的德宗，继位是比较正常的。而德宗时代之后，宦官逐渐掌握神策军。于是夏侯孜的话就是当时典型的政治生态:

十三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

在宣宗死后，懿宗 被宦官拥立之际，宦官找宰相表明态度签字，宰相们意见不统一。这个时候夏侯孜就说了上面这段话，表明以前外朝的官员会参与拥立，但是这几十年来都是宦官拥立。只要是李家人，谁当皇帝是宦官定，外朝官员做事听话就行了。

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外朝的底线，那就是「李氏子孙」。无论是宦官还是朝臣，都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愿。宦官图一个拥立之功，朝臣图一个平安无事。所以「李家人当皇帝」这个信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只是具体是谁那一支不一定。

当时的帝子王孙，都住在长安的十六宅。宦官怎么挑呢？其实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这依然是搞政变，只不过是通过宦官的手来制度化的竞争。这种有限制的竞争保证了王超四统的延续，但是也更能够筛选出有能力会搞事的君王。事实上，唐朝后期通过政变上台的君王都还不错:

唐朝宗讨淮西，元和中兴，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励精图治，唐武宗外攘回纥，内平泽潞威震中外，唐宣宗大中之治，人称小太宗，即便是唐懿宗前期，也是人皆称颂的明君。而僖宗这个「走马赌三川」的马球皇帝，丢掉了大后方四川，被认为是皇权威严扫地的罪魁祸首，反而是正常的太子身份继位，没有经过政变选拔。

所以唐朝并不是毁在皇位继承不稳定上，恰恰是这种不稳定在王朝不断的提供有能力的皇帝续命，一旦切回嫡长子继承，没了竞争就会出昏君，后来就迅速崩了。

多中心化的治理

除了皇帝的位子竞争是唐朝的制度创新之外，多种心化，互相牵制的治理模式，也是唐朝能够在后期不断续命的原因。像卢龙节度使之于契丹，西川节度使之于吐蕃，河中节度使之于回纥，唐朝哪怕是仅仅一个节度使:都曾经有过吊打一方外患的实力。

大过未日，往往领土都会不断的缩水，外敌不断的侵扰内陆，但是唐朝则不然，即便是在后期，只要没有内乱都依然能够不断的对外扩张，收复失地。这种唐延和地方节度使共治，赋予地方节度使很大自主权的灵活体制，可谓居功甚伟。

与之明确对比的，就是明朝在后期的土崩之局，崇祯死，太子一堆不知道真假，官员们迅速失去了主心骨，在拥立的问题莫衷一是，各种党争，无法合力。最后坐拥几十万兵马，被清朝各个击破。但是唐朝不然，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因为全国都划分成了战区，就给予了地方很大的自治权，唐朝所谓收复归为中央直辖，往往是把不听话的武人节度使，换成听话的文官节度使而已，制度并没有变化。而自主权最大的，就是河朔的三个安史叛将封的镇:魏博、卢龙和成德。除了宪宗朝后期短暂的臣服之外，这三镇基本上都是独立于唐朝实质性统治范围之外的。

但是在黄巢之乱之前，节度使们并没有对唐朝改朝换代的雄心壮志，并且事实上是越来越依赖于唐朝中央朝廷赐下的旌节来维持自己的权威。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节镇前期，是将领们主导的。而将领们不仅仅求财，往往还有政治野心，尤其追求在政治权利上和唐朝朝廷分庭抗礼。但是在宪宗时期的赎买式和平之后，底层士兵被唐朝频繁的赏赐胃口吊高了，于是军将们的政治权力，就和士兵们的的经济利益产生了矛盾一一在士兵看来，能带着自己从中央刮来钱的，就是好节度使，否则就换人。

看唐朝历史，会发现在黄巢之乱前，虽然中央直辖的神策军战斗力在下降，但是节度使们也越来越使唤不了士兵了。而节度使越需要花精力来稳定内部，唐廷就越安全，而节度使也越来越依赖于唐廷提供的名分来弹压属下。

黄巢乱后，中央权威下降，节度使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对唐廷的旌节的需求下降，于是每个节度使都是一个小朝廷，节度使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没有了来回的请示和中央派遣的干预，并且夺得的钱粮和地盘自己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的，所以往往能激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在唐懿宗时期，静海节度使高骈尚且能够攻占交州，打败南诏，一举平安了数十年来的安南边患。现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就是高骈当年任静海军节度使的时候修建的。下一次再攻入安南，已经是数百年之后，明朝成祖年间的事情了。

这还是唐朝中央有控制力的情况下，后期唐朝彻底失控之后，节度使们的战斗力依然强悍。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虽然内战外行，但是在卢龙内乱之前，对契丹的防御也是非常成功的，契丹甚至于还有主动烧荒防御幽州兵的举动一一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昭宗乾宁间了，昭宗本人朝不保夕，政令不出长安一个城。

多中心化的治理，让唐朝保持了数十个行政和军事中心，拥有强大的弹性。而中原的优势就是人多，哪怕是一个道，乃至于一个大节镇的人口，就足以比拟甚至于超过四周外族的人口，权力下放之后并不存在实力不如对方的问题。比如河北道的范阳和卢龙两个节度，在天宝年间人口为147万，1015万口，治所在魏州。而契丹人口在鼎盛时期，也不到这个数字。考虑到刘仁恭时期，雄主耶律阿保机尚未上位，契丹还处在形成期，刘仁恭用卢龙一镇之力威慑契丹，也不过分。讽刺的是，卢龙镇这个抵抗契丹的排头兵，后来居然被石敬瑭白送给契丹了。

总结

看唐朝后期的历史，和南明、南宋完全是两个风格，在黄巢之乱的前一刻都还在不断的扩张，实在看不出辱在什么地方。倒是皇帝们的一个小爱好可以讨论一下:武宗吃金丹病亡之后，紧接着由此上位的宣宗后来也选择继续吃，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