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器，其实也是一项伟大发明

作者：徐蓓

不久前，上海图书馆邀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张岚开展线上“云讲座”，讲述《中国漆艺简史》。本文浓缩了讲座的精华内容，对中国灿烂的漆艺文化作了全面介绍。

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艺术是人类与自然抗争、协调的精神产物，它是从我们简单的生活用具中衍生而来的。中国漆艺史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

漆器艺术的产生，其实是勤劳而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凡创造，也是中国人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

远古时代，制作石器、玉器、陶器的原材料比较容易在野外发现，这些材料通过机械的加工、物理的改造，就变成了具有实用功能或者装饰的器具。但漆器不一样，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要制作漆器，首先要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液汁，用它作涂料。所以，漆是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树脂制成的一种化学材料，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从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事物的本源。“漆”字很有意思，上面是一个木字，下面有几点水，古代的生漆就是从树上把植物的液体——树脂采集下来。中国的许多古地名都是以漆命名的，说明当时有很多自然的漆树林。制作漆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类树脂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干燥，才会结膜。一般来说，中国大漆制作时，温度要控制在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同时湿度要在80%左右，才能形成坚固的漆膜。

我们现在发现的古代漆器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800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瓷器，也没有青铜器，只有玉器、石器和陶器，所以漆器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品种。直到今天，8000年前的大漆工艺仍在应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把残弓，弦未存，但弓上的漆看上去非常精美。经科学考证，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被专家称为中国的“漆之源”，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

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漆器恰恰相反。古人一般把大漆涂在一些器物上，远古时往往是在木器上、龟甲上。漆是非常耐老化的，所以漆的遗存我们现在偶尔还能找到，但是它原来依附其上的木胎、骨头胎或者皮胎等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完全消失了。

中国漆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绝对不亚于我们其他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它是中国先民重要的生活工具，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艺术源头之一。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中国的剔红、戗金、描金等漆器工艺品，对日本等国都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画的源头，平面艺术的先驱

漆器的艺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髹饰的艺术。髹饰是古代在艺术品上采用的一种传统工艺，用漆漆物，谓“髹”，“饰”则寓纹饰之意。所以说，漆艺是一种装饰的艺术，说明古人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他们把这种美好的追求通过漆艺表现出来。

和玉器、陶器、青铜器相比，漆器的造型更加多样，在平面图案的表现上也更为丰富。

最早的漆器往往是用木胎来制作的，因为木胎造型简便，形式多样。早在战国时代，漆器中已经出现了非常精美的透雕、浮雕，而且纹样越来越繁复，有具象的图案，也有龙、凤以及几何的抽象图案。后来，漆器又和骨牙、珍珠等其他材质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精美的艺术品。

漆画作为一种表面纹饰，成了中国平面艺术的先驱。无论是从线条、色彩的选用，还是从绘制漆画的工具来说，漆画都是中国画的源头。漆器艺术中线条的表现方法，也是中国画中线条运用的鼻祖。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代许多漆器上的绚丽图案都是用线条来呈现的，如果没有绘画工具的革新，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漆画的色彩主要以红色、黑色为主，这与中国大漆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因为天然漆不是透明的或是无色的，成膜后颜色为深褐色。中国的先民非常聪明，较早地学会了运用炭黑、氧化铁黑、氧化铁红等天然元素，使红色和黑色在漆器中比较容易表现出来。事实上，中华民族比较喜欢红色和黑色的搭配，我们对大红色赋予了喜庆的意味，这都和古代漆器色彩的长期运用有关，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受这些色彩的熏陶，所以形成了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积淀。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漆器

中国大量古代文献中留下了关于漆器的叙述。中国先秦著作《山海经》里，曾经讲到中国漆树的分布，比如“熊耳之山，其上多漆”，书中有七八处地方描述了漆树的产地。《诗经》里也有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漆”就是指漆水这个地方，说明当时有大片的漆林存在。

事实上，中国各地漆树的树种是不一样的，漆的品种、采出来的漆液、漆的效果都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漆器的制作，怎样成膜比较好、什么时候采漆、用什么方法采漆、怎样培植人工漆树林，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并非简单的事情，背后都体现了中国先民的聪明才智。

根据记载，在大禹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彩色漆器。战国时代的著作《韩非子》中写道：“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觞、酌是食具，樽、俎是祭器，食具在战国时代往往都是用木器做的。

《尚书》中也提到，怎样用梓木来制作器物。那时候，因为砍伐自然林制作的漆器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生活需要，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种植漆树。在战国时代，人工种植的漆树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物资，利润丰厚，所以税收很高，其他的税收为“二十而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这是《周礼》中地官记载下来的。

先秦哲学家庄周曾经做过漆园吏，虽然这是一个小官，但非常逍遥。庄周正是因为做了漆园吏，所以能够周游列国，去过很多地方。《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到，“陈、夏千亩漆……此其人皆与千户侯”。就是说种植了大片的漆树，就是一个大户人家了。这说明当时漆树已经大面积地种植，漆园经济已经成为整个民生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漆器也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

《韩非子·十过》中曾经这样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说明先秦漆器因为制作精美，非常昂贵，而变成了“过”，成了一种奢侈品。从出土的大量漆器中可以看到，很多春秋时代以前的漆器确实非常精美，这与文献相互印证。

从商周到明清，逐渐形成产业链

中国在8000年的漆器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众多的工艺方法，真可谓千文万华、丰富多彩。

河姆渡漆碗是20世纪70年代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这个漆碗非常厚重，说明当时人们对木材的选择、制作都受到技术上的限制。

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用大漆来装饰舟车、乐器、兵器。而且，那时候的漆器工艺开始有了分工。所谓分工，就是变成了一个标准化、产业化的过程。商周漆器有碗、钵、觚、盘、盒等。总体来讲，纹饰还比较粗犷、简单，但是也创造了一些装饰手段，比如阴刻工艺。

战国的漆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峰。战国漆器主要聚焦于楚国，楚国的漆器文化非常盛行，漆器制作已经社会化，工艺非常普及。漆器因为它的特点———轻便、没有异味、耐腐蚀、保暖隔热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战国时代漆器的纹样具有观赏性，基本上包含了现今所有的基础纹样，比如动物纹样、植物纹样、自然纹样、几何纹样。

汉代时期，青铜器逐渐地淡出了工艺美术的舞台，漆器则一枝独秀，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表现形态。从大量出土的秦汉漆器中可以看出，当时漆器的繁荣程度是空前的。大漆除了有表面髹饰的作用，还有粘接的作用，这在秦兵马俑上得到了体现，大量的兵马俑彩绘都是以大漆制成的。

在秦汉，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已经离不开漆器。南方有些地方出现了“漆衣”，直到现在还有传承。漆器制成的食具和酒具广泛流行，建筑上有大漆装饰的雕梁画栋，还有彩绘的鞋子。漆器以各种形态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汉代漆器的代表性器物，还有兵器、游戏用的漆具以及梳妆盒。

在魏晋南北朝、唐代时期，漆器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在漆上用油，用了油能使颜色更加丰富。这种工艺的发展对漆艺来讲是一场革命。

三国东晋时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发展，就是夹纻胎。它的工艺方法是先做一个泥塑，然后上面裱糊麻布夹纻，再上漆，等到漆干了以后，把里面的泥掏空，就变成一个独立的雕像。这种工艺主要用于制作佛像和舞俑。

宋元时期，漆器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据《梦粱录》记载，当时除了制作漆器，还有专门修理漆器的漆铺。宋代出现了一色漆器，这与宋代人素雅简约的审美观念不无关系。

漆器发展到明清，形成一派繁荣的景象。漆器的各种装饰手段、表现手法已经基本成形，各种工艺也非常成熟。

漆器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家具。比如建筑的廊柱、窗棂、隔断、抱柱以及匾额、对联等，家具包括桌椅、案几、橱柜、屏风等，都大量地用漆。

髹饰的技艺变得非常丰富。这些髹法包括描金、戗金、描漆、漆画、彩绘。以明清特有的工艺百宝嵌为例，百宝嵌不是单用螺钿进行镶嵌，而是用各种各样的石材甚至是翡翠、玛瑙等珠宝来镶嵌。而且，除了平整地镶嵌以外，还采用立体的浮雕形式，雕塑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不仅有花鸟，还有人物。同时，漆器的整个产业链已经形成。

《髹饰录》，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

中国历史上关于技术史的专著在浩瀚的中华古籍中可以说是吉光片羽，《髹饰录》是一部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漆艺专著。它于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由徽州人黄成所著。

《髹饰录》全书分乾、坤两集，共18章，186条。《乾集》讲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的禁忌；《坤集》讲漆器分类及各个品种的形态。这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工具书，为古代漆器的定名和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关技术工艺的专著之所以极为鲜见，是因为手工艺在中国的士大夫文化传统氛围中不受重视，工匠、手工艺人都是低人一等的，被文化人所不屑，这就造成了工艺著作屈指可数。明代《髹饰录》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实为稀世之珍。

这本著作是一个孤本，一直流散在日本。《髹饰录》的发现也是一个奇迹。民国时期，近代著名的工艺美术家朱启钤先生在日本无意中得知这本著作，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就四处托人，借到了《髹饰录》的影印本。他于1927年专门影印了一本，后来嘱托文物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把这本极其晦涩难懂的著作加以注解，翻译成书。

王世襄先生从1949年开始着手准备写书，一直到1958年秋才得以完成《髹饰录解说》的初稿。1983年，《髹饰录解说》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王世襄先生对《髹饰录》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这样说？这本书的作者黄成据考证是一位著名的漆工，但该书写作故作古奥，常常引经据典来象征和比喻工具、原料，让人很难读懂。那么，怎样使这本书和古今漆艺史联系起来呢？王世襄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老手工艺者学习。当时他走访了漆艺界的许多老工匠，包括我的老师吴福宝，他常常专门写信问一些工艺上的问题，从而弄清了制作不同漆器的各种具体技艺方法，并弄懂了古今各种漆艺名词术语的异同。第二件事情，王世襄先生非常注重文献的挖掘。他视野很广，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古今中外的文献，从古籍中找到了许多依据。第三件事情，因为王世襄先生长期在文物系统工作，对文物比较熟悉，所以，无论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还是各地出土的文物，他都非常留意和关注。此外，他还拜访了很多大藏家，观看各种实物，不断研究和补充，才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国的工艺技术在近代史上落后于西方列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工艺技术的研究不够重视、不够深入，这也造成了我国在工艺技术方面记录的缺失。所以，对古代漆艺专著《髹饰录》的研究，对于中国漆器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