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鸿昌：浅议《全唐文》里的南诏史料

老一辈史学工作者都评价《全唐文》是唐史研究的一部资料宝库。尊其对云南史或者具体说对南诏史的研究来讲，也是一部珍贵的资料宝库。已故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史籍目录解题》里，用三百余字简介了这部唐、五代人物的文章总集，言虽简而不乏启示作用。在这里，对《全唐文》中有关南诏的史料多集中评说几句是有必要的。

一、《全唐文》里的南诏史料具有典型性

粗略翻阅一遍《全唐文》，其中与南诏史直接相关的史料有300余篇，个别材料是两唐书、《资治通鉴》以及云南本土史作中不能得到的典型史料。例如张九龄《故襄州刺史靳公遗爱碑铭并序》（卷二九一）就是这样一篇有关南诏的相当典型而迄今为人们忽略的材料。碑文说：“……公名恒，字子济，……三入为御史……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摄御史丞都督西南军事。原轸超将，岂惟上德；翁归中立，实兼文武。先是兵连蛮徼，岁转军储，扰我公私，费以巨亿。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于云南，罢馈粮于巴蜀。向之蹦重阻，冒毒瘴，负担以踣弊，垂耳于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绩，尽境赖全。至于是邦也，政实有素……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终也，三年而颂兴。……开元十二年，以理迹尤异，廉使上达，天子嘉之，稍迁陕州刺史。”

对这段节文稍作分析，即可见其典型性和史料价值。

这条史料报道两个消息：一是在靳恒出佐益州以前，“兵连蛮徼，岁转军储，扰我公私，费以巨亿”；二是靳恒佐治益州后“建大田于云南”。

郁贤皓《唐刺史考·襄州》，考证靳恒开元九年至十一年任襄州刺史，即是说开元七、八年以前靳恒治益州，为益州都督府长史属僚，专管西南军事。这也就是说在开元七、八年以前，西南形势是“兵连蛮徼”，姚州都督府部内军事形势相当严峻，唐廷为平定该地区而“岁转军储”，以致扰动公私，“费以巨亿”。为改变这种局面，解决唐军粮饷转输困难，靳恒遂“建大田于云南”。“大田”如何解释呢？《诗·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王事”。郑玄笺：“大田，谓地肥美可垦耕，多为稼，可以授民者也”。岑文本《耤田颂》：“亲耕帝耤，躬稼大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请以为大田”。《淮南子·齐俗训》：“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后稷为大田……”所以“大田”可释为肥美之田或公田，亦可释为田官之长。这段引文中的“大田”，以上两种解释均可通。那就是说，靳恒佐治益州后，在姚府督办屯田或设置开办屯田之官。置屯田以后，免除了军粮供给“踰重阻，冒毒瘴，负担以踣弊，垂耳于剽掠者每十有五六”的转运困难，从而使得西南平静，“尽境赖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条史料增加了说明唐前期军事屯田发展情况的佐证。对唐代屯田制度的一些研究表明，唐代屯田是随着唐朝周边军事形势的变化发展起来的。太宗时期，军事上釆取攻势战略，府兵亦兵亦农，粮随军走，无须在固定地区屯戍。到高宗时期，军事上釆取守势，边防地区开始设置军区，驻军久戍，屯田亦相应出现。其目的如《唐六典·工部屯田郎中》所说，“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到玄宗开元年间，这种屯戍结合的措施已普遍施行并形成定制。靳恒开元年间在姚府地区推行军屯措施，既适应着唐朝当时的屯田制度，同时也是一个创造，把屯戍制度推广到大西南的洱海之滨。史料补充说明，唐玄宗时期形成定制的屯田制度，不仅广泛施行于东北、西北边防地区，而且还推行于云南，开了元明云南屯田的先河。

关于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诏入寇成都时俘掠人口的数量及这些人的归宿问题，《全唐文》里的资料也独特地提供了分析问题的佐证。《资治通鉴》文宗太和三年十二月条说：

王嵯巅驻兵成都西廓，十日后退兵，“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全唐书》卷四七四徐凝《蛮入西川后》云：“驱尽江头濯锦娘”。一说“数万”，一说“驱尽”，究竟有多少呢？《全屯文》卷七〇三李德裕《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说：南诏退兵后，“京城传说，驱掠五万余人，音乐伎巧，无不荡尽。……臣德裕到镇后（李德裕太和四年十月出镇西川），差官于蛮经历州县，一一勘寻，皆得名来，具在案犊，蛮共掠九千人。成都廓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眼医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其八千九百人，皆是黎雅百姓，半杂猬獐。臣德裕到镇，秽牒索得三千三百人，两番送得，与监军使于龙兴大慈寺点阅，并是南界蛮獠”。李德裕罗列的数字和陈述的俘虏的归宿，虽然没有别的资料加以证实，但仍不失为解释这一问题的一种答案或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全唐文》里的南诏史料具有集中性

《全唐文》中的南诏史料，能够比较集中地表现南诏某一时期或某个事件，具有集中性。这个特点同样可以举例加以说明。例如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南诏史迹，单凭两《唐书》、《资治通鉴》和其他野史是不能表述得怎样清楚的，但若加入《全唐书》的资料，就会清晰得多。这段时期尤其开元后期是南诏历史发展的突变时期，也是唐廷对南诏地区经营最为著力、吐蕃势力也在此地区扩张的时期，而这一地区的各部落都目睹和经历了不寻常的社会动荡。表现这种状况的《全唐书》史料，粗略排列，有这样一些：开元二年魏知古草《报吐蕃宰相坌达延书》（卷二三七）；开元三年唐玄宗作《征越雋诏》（卷二十七）；开元五年金城公主致书玄宗《乞许赞普请和表》（卷一〇〇）；开元六年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唐玄宗《请修好表》（卷九八一）；开元十二年唐玄宗《赐益州长史张敬忠敕》（卷三十五）；开元十五年郭仲翔《与吴保安书》和吴保安《与郭仲翔书》（卷三五八）；开元十九年裴光庭《金城公主请赐书籍议》（卷二九五）和于休烈《请不赐吐蕃书籍疏》（卷三六五）；开元二十一年的《定蕃汉两界碑》（卷九九〇）；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草《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卷二八六）、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卷二八七）；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草《敕吐蕃赞普书》（卷二八七）、《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卷二八七）、《敕雋州都督许齐物书》（卷二八五）、《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卷二八四）；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草《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卷二八七）、《敕蛮首领铎罗望书》（卷二八七）；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封蒙归义云南王书》（卷二十四）、《宣慰剑南将士诏》（卷八，原署名太宗，实应玄宗作）；开元二十八年李林甫《贺克安戎城请宣示百寮表》（卷三四五）、唐玄宗《答李林甫贺收安戎城手制》（卷二十四）及《答牛仙客等表贺吐蕃安戎城得泉手诏》（卷三十一）、牛仙客《章仇兼琼奏吐蕃安戎城得泉贺表》（卷三〇〇）、李邕《贺章仇兼琼克捷表》（卷二六一）。如果把南诏的活动置于更大的空间范围，与唐廷这段时间的周边形势、剑南形势、安南形势等方面联系起来考虑，《全唐书》里可以使用的资料还可以找出一些。这样，若编写这期间的南诏编年史，加入这些资料，就会更详细些清晰些。再如鲜于仲通这个人物，两唐书里没有本传；《资治通鉴》唐代部分作为唐朝中国史，不可能详细记述某事或某一历史人物，其中鲜于仲通只记其就任剑南节度使和天宝十年出兵征南诏等几件事，更多的情况便不得而知。而《全唐书》里的颜真卿《鲜于氏离堆记》（卷三三七）及《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卷三四三）、于邵《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卷四二三）、韩云卿《鲜于氏里门碑并序》（《唐文拾遗》卷四）等篇章，却比较集中地提供了有关鲜于仲通的郡望、家氏、经历等的历史。根据这几道碑记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的一些记载，鲜于仲通的传略大致可以这样来写：鲜于仲通名向，子仲通，以字行。祖籍渔阳，隋时迁居西蜀新政，家富。开元二十年，年近四十，中乡贡进士。二十六年，任益州新都县尉，官不满月而辞职。二十七年，益州长史张宥奏准充剑南节度釆访支使。时张宥谋取安戎城，惟与鲜于仲通策划，节府之事委之负责，深得信任.是年十二月，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摄判使事兼越雋兵马使。经奏准，复充剑南釆访支使，为章仇兼琼心腹。任职两年，渡泸水十八次，处理泸南军事。后改任新繁县尉，兼充山南西道采访支使。姚州地区部落骚乱，章仇兼琼召回之，委以全权处理姚州军事。动乱平复，“蛮夷慑服”。例迁左卫兵曹参军。章仇兼琼委之剑南、山南两道釆访节度使务。后摄监察御史充剑南、山南两道山泽使；迁大理评事，充西山督察使。章仇兼琼欲结好杨贵妃诸姐妹，谋于鲜于仲通，仲通为之推荐杨钊；章仇兼琼辟召杨钊为节度推官。天宝四年正月，杨钊奉章仇兼琼之命向唐廷进贡西蜀锦彩，并赂遗诸杨。诸杨对兼琼赞誉不绝，并引荐杨钊于唐玄宗，被任命为金吾兵曹参军，出入宫廷。天宝五年，郭虚已接任剑南节度使。六年，郭虚已欲攻西山八国，派鲜于仲通入观；朝廷任之为蜀郡司马、剑南节度行军司马。郭虚已悉委节府庶务于仲通。八年九月，因杨钊推荐，唐玄宗任命鲜于仲通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九年，南诏阁罗凤攻姚府，自秋毕冬，兵围不解。十二月，再经杨钊推荐，唐玄宗加任鲜于仲通为御史中丞、持节剑南副大使知节度事，并命其准备发兵征南诏。十年，鲜于仲通将兵八万与安南都护王知进伐南诏；四月，兵败，损失将士六万人，仲通逃身免死。十月，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十一年，唐廷内调鲜于仲通为司农少卿、京兆尹；后贬邵阳郡司马。十二年八月，调任汉阳郡太守；十一月，死于任上。

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例来表现《全唐文》里南诏史料的集中性。《资治通鉴》咸亨三年正月条说，姚州都督府管内阳瓜州刺史蒙俭等叛乱，唐廷任命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率梁、益等十八州募兵五千余人讨伐凯旋归。《全唐文》卷一九九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和《兵部奏姚州破贼蒙俭等露布》，两道露布共三千三百余字，集中记述这次伐叛经过，唐军的兵力布置、战阵排列、山地战术等方面都写得相当详细，其他史籍所记无法与之相比。而就战阵记述来说，也是研究唐代军事战术的重要资料。后来武周云麾将军、行左鹰杨卫翊府中郎将、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兼河东州刺史王善宝为其父王仁求墓立《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全唐文》卷二九八），碑文亦提到姚州的这次叛乱，说是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王仁求曾率众参与平叛。

像上述列举的集中记述南诏史事的材料，只要认真翻阅并在时间上加以考订，可以说数量不少。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深入南诏史的研究。

三、《全唐文》里的南诏史料具有广泛性

除上述典型性、集中性之外，《全唐文》里的云南史料不论从时间跨度上说还是就内容讲，都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在时间跨度上，南诏出现之前隋文章开皇年间的西南和云南的形势，其中有资料记述。如卷一三四李百药《隋故益州总管府司马裴君碑铭并序》中就有这样一段：“君讳镜民……华阳地险，控御遐长。蜀王秀以口子之尊，拥旄作镇。寮属望重，妙简时贤，以君为西南道行台兵部侍郎……寻改益州总管府司马……开皇十六年，西南夷口从构乱。君总率士卒，应机致讨。后军不去，战危长律……三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陷于贼庭……”。虽只寥寥数语，仍然揭示出开皇末年西南和云南的一些社会状况。这是《全唐文》里在时间上回溯到隋朝时的云南的一条资料。涉及云南的时间最晚的史料见于卷一一二后唐明宗《封孟知祥蜀王册文》。明宗在册文中“授（孟知祥）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川节度使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表明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仍然承继唐朝的政治传统对云南行使领土主权。在这跨度中间，几乎唐朝每一代皇帝的统治时间，关于南诏的情况（这里用“南诏”称谓概指云南）都可以在《全唐文》里找到若干史料，而玄宗统治的四十余年和德宗统治的二十余年中，资料还更丰富一些。

在涉及的内容方而，《全唐文》中的南诏史料亦不乏相当的广泛性。我们经常说，孤立地研究南诏史，许多问题是不能解释清楚或解释得不够清楚的；南诏史是唐代中国史的一部分，只有同唐朝史、唐代周边史、吐蕃史以及南诏周边的情况结合，南诏史的研究才会深刻广泛。《全唐文》涉及南诏史料内容的广泛性就为这种方式的研究提供不少有利条件。举例来说，卷三的《遣使安抚益州诏》，是在武德元年蜀川纳入唐朝政权、二年唐廷任命窦云進为益州总管后，唐高祖派遣秦州总管鄼国公窦轨、御史大夫滑国公皇甫无逸为益州道安抚大使的诏令。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唐廷对益州地区的重视，也可见出当时西南的社会状况；《秦王益州道行台制》（卷一）是武德三年四月唐高祖诏令设置益州行台时委任秦王李世民为行台尚书令的手制，说是“蜀郡沃野”，“控驭邛筰，临制巴渝，求瘼宣风，朝寄尤重，总司岳牧，是属懿亲”，故任命声名显赫的皇子世民为行台尚书令，控制和经营西南地区；《洛州都督窦轨碑铭并序》（《唐文拾遗》卷十四）说，窦轨在武德年间曾任安抚益州大使、行台尚书仆射、检校益州大都督及贞观初拜益州使持节大都督，“杖节华阳，绵历时序，怀荒抚众之勤，定筰存邛之效，固以夜郎款徼，昆弥率俾”，成功卓著；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蜀川军事》《上益国事》《谏雅州讨生羌书》等，反映武后统治时期西南的局势、吐蕃势力的南下以及武后经营西南的策略；唐懿宗《分岭南为东西道敕》《以南蛮用兵特恩优恤敕》《大赦书》、司空图《复安南碑》等，透露了南诏的军事活动及其与安南的关系；孙樵《序西南夷》和《市田将军边事》，概建中原文化对南诏的影响。凡此等等，具可概见《全唐文》里大批有关南诏史料内容的丰富和广泛。

另外，《全唐文》的作者共三千余人，有皇帝、宰臣、边将、宫廷文士和山野贤达、有汉族作者和少数民族作者；收入文章一万八千四百余篇，皇帝的诏敕制命、宰相边将的疏秦表报、文人策士的辞章案牍以及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首领的书表盟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唐朝西南的种种问题，无疑地使得《全唐文》里南诏史料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和极高的使用价值。

原载于《学术探索》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