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史都认定王安石要为北宋灭亡背锅？

你说的史书应该是指《宋史》这样的传统正史。

《宋史·王安石传》的定评是引用的朱熹的评论：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在这样的史书中，都是用传统政治的观点来评价政治人物的，而且会受到史料和修史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

《宋史》关于王安石的评价，主要来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记录。但宋朝本身是一个非常注重自身历史和评价的朝代，从真宗时期开始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给前面的皇帝修实录。

那么，关于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主要是牵扯到对神宗朝的评价，关于他的材料也主要保存在神宗实录中。但是神宗实录是宋朝经历过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主持朝政。她反对新法，所以她在神宗死后，马上将之前反对新法的主要干将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等人召回朝廷，担任宰相，开始推翻新法，恢复旧法。

这段时期，史书上称之为元祐时期，“众正盈朝”（不是东林党），原来王安石提拔起来参与变法的骨干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被贬逐远方。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在完全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总基调下，完成了神宗实录的第一版。

高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开始反对旧法，恢复新法，召回了章惇、曾布等人，也就是绍圣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北宋的党争开始迅速发展，新党和旧党势同水火，冰炭不容。

到徽宗登基后，旧党曾经有过短暂的恢复，但为时不久，就又回到“绍述”神宗之政的路线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认定的旧党被悉数贬逐远方，甚至连曾布这种曾经参与过变法，只是和章惇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立了元祐党人碑，以示要将旧党永远禁锢不用。

也是在这段时期，重修了神宗实录，对旧党全盘否定，对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盘否定，以新党为君子，以旧党为小人，这就颠覆了之前的神宗实录。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南渡，在江南守着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几乎全部出自旧党一脉，所以高宗说，“最爱元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实录，又把徽宗时期的神宗实录颠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这个指示修订过的神宗实录，自然又回到了元祐时期的神宗实录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全盘否定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以新党为小人，以旧党为君子。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后来就作为官方史料保存下来，后来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对王安石基本上是贬斥的。

当然，这只是宋朝的官方评价，如果有问题，后人是可以指出来的。但从元朝到清朝灭亡，对王安石的评价却基本上都延续了之前的评价，也就是王安石祸宋这个定评一直维持下来了，并没有给他全面翻案。

为什么呢？

在古代的传统政治中，皇帝对大臣最为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大臣结党营私，搞党争。

党争意味着什么呢？党争就意味着，这个朋友圈是围绕着某个大臣的政治主张团结起来的，他们首先会忠于自己一党的政治领袖和政治主张，而不是忠于皇帝。

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不能原谅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在整个国家机器里，怎么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诚对象呢？

而且，围绕着这个政治领袖在朝廷上的进退得失，和政治主张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认可和实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党争。搞党争就意味着，以自己的党派主张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皇帝为标准。作为臣子来说，这其实就是不忠。

历史上的党争确实也都结果很糟糕。汉朝的党锢之祸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导致朝廷政策的摇摆不定，北宋的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还没结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这个结构里，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甚至到南明政权。

那么，最容易引起党争的是什么？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变法。宋朝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选边站对，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张居正变法时期，开始出现言官和内阁之间的对抗，后来发展为三党与东林之争，再后来又演变为东林与阉党之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虽然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国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时，变法也带来了党同伐异，因人而废言，因人而废政，导致国家的政策不断在两个不同的取向之间来回摇摆。所以，正史上对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乃至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