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之十五）

按照以往的惯例，兵部和吏部尚书如果兼任宰相，就把科举考试的事委托给侍郎以下的官吏去主持，经过三项考试通过的，再送到门下省审查。整个过程一般要从春天一直到夏天才能办结。等到杨国忠以宰相兼领文部尚书时，他想要显示自己精明能干，就让有关官吏先在自己的家里暗中把名字确定下来，确定了之后，杨国忠再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各部门的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共议入选的人，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天就结束了。杨国忠说：“现在左相和给事中都在这里，就等于通过了门下省的审查。（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这次选举所选出的人水平差距很大，但没有人敢于提意见。后来，门下省便不再审查被选为官的人，侍郎只主考判文而已。侍郎韦见素（韦凑的儿子）和张倚只负责跑腿办事，他们和吏部主事没有两样。

杨国忠的嫡系、京兆尹鲜于仲通暗示入选的人向朝廷建言，要为杨国忠刻颂辞，立于尚书省门口。玄宗同意了这个请求，下制让鲜于仲通撰写颂辞，还亲自改定了几个字，最后由鲜于仲通用黄金镶嵌而成。

中书舍人宋昱负责主持科举考试，前进士、广平人刘迺认为科举选人的方法并不合理，他上书宋昱说：“大禹、后稷和皋陶三位圣贤都在虞舜一朝做官，他们还说每天都要吸取人们九种美善的德行，用九年的时间考察一个人的政绩。而现在掌管选人的官吏却根据一篇判文就决定一个人的文字水平，根据一个作揖就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仪，古今选官的差距竟会这么大吗！假如让周公、孔子站在今天的考堂上，考他们的文章，则比不过南朝的徐陵和庾信，看他们的口才，则比不过汉代的啬夫，他们又哪有机会成就圣贤的事业呢！（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间，何古今迟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观其利口，则不若啬夫，何暇论圣贤之事业乎！）”

判断一个人水平的高下客观上是非常难的，无论古时的孝廉、后期的科举，甚至是现在的考试，都只能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手段。所以古人不愿轻易定人功过，才有九德、九载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