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蒲松龄为何多次写到“于七之乱”？它究竟是什么
读《聊斋志异》，会发现书中至少有两次直接写到于七之乱，一次是《野狗》篇，开头一句便是：
于七之乱，杀人如麻。
然后是《公孙九娘》篇，写得更细，也更惨不忍闻：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还有些篇目，虽未直接点于七之乱，亦可以归为类似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例如《乱离二则》写清兵入侵时：
乱兵纷入，父子分窜，女为牛录俘去。
为什么蒲松龄会在狐鬼故事里一再写到战乱，还直接点名于七呢？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还得先从于七这个人说起。
于七是土生土长的山东栖霞人，他14岁拜师习武，崇祯二年就中了武秀才，第二年又中了武举人。
于七家世显赫，他的外祖父，是著名抗倭名将戚继光。他的祖父于进表，是栖霞巨商，当地金矿矿主，可比如今的煤老板有钱得多。他的父亲于可清，绰号“草上飞”，是明朝大将，后来在崇祯二年，与后金作战中，战死沙场。所以说，于七这人，是名人之后，还是富三代，官二代。
明朝灭亡后的顺治五年，于七在山东栖霞锯齿山，举起抗清大旗。起义队伍的成员，大都是自家员工（淘金工），还有邻近各县的农民。
身为明朝遗民，还是武举人，又是当地富豪，加之清朝又是初初入关，人心不服，民心思反，所以于七的起义队伍，日益壮大，以至仅隔了一年，顺治七年，起义军就干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起义队伍进攻宁海州，杀死知州刘文淇，一鸣惊人，清朝的《登州府志》详细记载此事：
（顺治）五年，栖霞民于七，招集亡命，据锯齿山（牙山），肆行剽掠。七年，率众攻宁海，知州刘文淇死之。
然后清廷开始认怂、招安，时任登州知府张尚贤，奉朝廷之命，给了于七一个栖霞县把总的七品武官，就算招安了。
话说不过是地方叛乱，为什么清廷剿都不剿，就直接招安了呢？这实际上是因为清廷其时刚入关不久，敌对势力太多，自顾不暇：
朝廷以反侧者多，每招抚之。
--《山东通志》
当时的南明政权在广西，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又先后在江西、广东、山西等地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多尔衮也在这一年去世，清廷内外交困，所以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最好。
于七被这样如宋江般被招安，后来也受到很多抗清志士的指责，不过招安后的于七，并没有如小说里写的那般，被人害死或毒死，反而摇身一变为栖霞、莱阳两地的著名人物，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和他有交往。彼时的他，又俨然成了上梁山之前的宋江。
顺治十八年春，于七的弟弟于九，因为一件小事，与莱阳人宋彝秉，在一场庙会上发生纠纷，聚众斗殴。
按说这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最终让栖霞、莱阳两地，数千百姓，因此无辜惨死。
宋彝秉大概在斗殴中吃了亏，很快，他到兵部实名举报于七正准备策划谋反大事。
清廷闻知此事，立即派官兵上门抓捕。明明是诬告，这一次，为何清廷问都不问，就直接抓人？
因为此时的清廷，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清廷了，政权逐步稳固，南明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势力，已是强弩之末，苟延残喘，早已不足为惧。
所以清廷已具备足够精力和实力，来对付这些地方叛乱势力，尤其是对于七这类本来就有前科的前朝遗民，正愁找不到杀你的借口呢。
于七被逼再次率众起义。
因为有了上次起义的成功经验积累，又有了如今十多年的广结人脉，起义军甫一行动，便占据锯齿山、昆嵛山、招虎山、鳌山等有利地形，清廷迅速派征东将军济席哈，率大军直逼莱阳，围攻锯齿山大本营。
战争，从顺治十八年底，一直打到康熙元年，清廷历经数月围攻激战，最终于七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起义宣告失败。山中男女老幼和起义军，共十几万人被清廷屠杀。
于七从锯齿山突围，后来在崂山出家为僧。
于七晚年潜心研究拳术，后成为螳螂拳的发明者。
隐姓埋名出家为僧的于七，得享高寿，终老寺庙，但是却给栖霞、莱阳两地的无辜百姓，以及于氏宗族带来灭顶之灾。
因为找不到于七，清廷于是将愤怒全部发泄到隐藏在山里的普通民众身上，数万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被处死，尸遍山野、血流成河。后来有人在锯齿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血灌亭”。
在于七的老家栖霞，于家大小50多人，被满门抄斩；受牵连的宗族亲友，三千多人被关、被杀。
而当初诬告于七的宋彝秉，却因举报有功，不仅升了官，朝廷还将于七的家产，全部赏赐给他，他因此一夜暴富。
再来看蒲松龄，第一次于七起义时，他已经8岁，第二次于七起义，他22岁。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和蒲松龄有关的爱情故事说，蒲松龄22岁时躲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小山村，和年仅十六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遭到父母反对，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
蒲松龄30岁时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幸福时光，还生育了子女。遗憾的是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仅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无尽思念。
有人考证故事中的陈淑卿，实际上是蒲松龄友人王敏入的妻子，所以故事是虚构的。
姑且不论故事真假，但两次于七之乱，蒲松龄应该都有与众多苦难乡邻四处逃难、流离失所的痛苦经历，所以才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加以描写。
实际上除了栖霞、莱阳的于七起义，在蒲松龄的家乡淄川，还有持续长达三年之久的谢迁起义，最终也被残酷镇压。
在蒲松龄的《鬼哭》篇，就记述了谢迁被杀，清军屠城，满城鬼哭的血泪场景：
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
说到清初大屠杀，世人皆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寰，却不知，在山东诸地，大屠杀同样惨不忍闻。
《聊斋志异·鬼隶》里说：“无何，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或许数字有夸大之处，但是清兵在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各州县屠杀人数，至少也有数十万之多。
为避清朝文字狱，蒲松龄不得不在文章里，对大屠杀以含蓄之笔写出，所以写于七起义，一句“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不明所以的读者，甚至会粗心的理解为，于七这个大魔头杀人如麻；而写谢迁起义时，亦以“贼”、“盗”呼之，但是在鬼话连篇的字里行间，仍饱含对清廷屠杀无辜民众的血泪控诉！《野狗》篇里的那“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的“野狗子”，又何尝不是对清廷统治者屠杀民众的无声咒骂！
还有《公孙九娘》篇，一向以人鬼大团圆结尾的众多人鬼情未了故事中，只有这一篇，人鬼殊途，且鬼界阴森可怖：
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
是啊，这白骨累累、人鬼齐哭的人间地狱，国在哪里？家在哪里？还有什么心肠，去谈儿女私情，去续人鬼情缘？
出生于明朝末年的蒲松龄，对明朝，实际上是没有记忆的，当然更不会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他在小说里对清初大屠杀的描写揭露，完全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以亲历者的身份，为无辜枉死的数十万山东百姓，呐一句喊，发一声怒，讨一个公道！
只是，时移世易，隔着数百年的历史长河，后世读者，不过是把他的这一篇篇鬼话连篇，真的只是当作鬼故事来读，谁能想到，它其实是清初山东百姓被屠杀的血泪控诉史呢？
所以蒲松龄才在他的《聊斋志异》自序里说：
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又说：
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是啊，当看到这段夫子自道，我们只觉汗颜，我们真的只是在读他书里的人狐相恋、人鬼情未了，又有几人去真正深读他文字背后的，那一身正气、一腔孤愤，秉笔写春秋的郁郁不得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