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得·辛亥记事】16、一场因借钱引发的血案

第九单元

辛亥记事

16、二次革命

扑朔迷离的宋教仁遇刺案尚未真相大白,帝象就着急忙慌的要搞“二次革命”讨伐袁慰廷。那么帝象为什么不等等呢?不是说有实锤证明是袁慰廷派人刺杀宋教仁吗?就算没有,伪造个电报往来也不新鲜。为什么帝象这么着急的搞二次革命呢?

这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帝象的着急正是因为作为一个团体的领袖,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看的比黄兴、陈其美更深远。再不动手,情况就会更糟糕。

还记得帝象与袁慰廷的“蜜月期”吗?我之前说过,”蜜月期“是这两个人的妥协。在妥协期间,帝象四处兜售铁路,企图搞到钱。袁慰廷也没闲着,他也在积极谋划向外国银行借款。

也就是说,谁先搞到钱,谁一定先翻脸。帝象从1911年开始借钱,到了1913年依然没有借到钱。而袁慰廷从1912年开始向外国借钱,到1913年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我们宏观的看下当时的形势,辛亥革命以来,其实是把庚子国难后清廷恢复的元气给打光了。无论谁当这个大总统,都要面临国家破产的危局。一旦国家破产,根据当时的形势,一定是造成国家的接替。

所以,向外国借钱渡过难关,是袁慰廷和帝象的共识,分歧点就在于谁先借到款。然后就有意思了,帝象当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经理后,就打算用铁路当抵押,四处借钱。而袁慰廷以大总统的身份借款,似乎比帝象更方便一些。但是,当时帮助袁慰廷借款的是国务总理唐绍仪,而唐绍仪我们介绍过,是同盟会的人。

那你想吧,袁慰廷借款能顺利吗?

你去找人借钱,人家问问借多少?干啥用?怎么还?拿什么担保?这都是正常的吧。今天我们去银行贷款,也是这套程序。哪怕你办个信用卡,最低的要求人家也得查查你的社保。你总不能说这是银行在欺负你,逼你签侮辱性合同吧。

而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形式上一盘散沙,尚未建立强有力的信用政府,甚至外国人也闹不清中华民国到底是总统说了算还是总理说了算。

因此在北洋政府提出向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俄亚银行提出借款后,四国银行也提出了“借多少?干啥用?怎么还?拿什么担保?”这四个问题。

北洋政府的答复是:借款七百万两,用于裁军和政府运作,以后用国家财政还,用国家税收担保。四国银行有心不借给民国钱,但考虑到万一民国挂了,他们之前在华的投资就算是打水漂了。干银行的都希望市面繁荣稳定,哪有在战乱地区投资建银行的?再者,借款给民国政府,数额巨大,是笔赚钱的买大卖。对于商人来说,这个诱惑也很大。

综上,英法德俄四国银行组成了银行团,决定借款给民国政府,除了约定利息、还款计划等等正经业务外,四国银行团又加了一条,不允许民国政府找其他银行贷款,除非四国银行同意。

袁慰廷听说后,当即拍板同意。在快饿死的前提下,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先不挑营养了。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对此不满,这要是借款成功了,帝象咋办?于是唐绍仪偏偏绕开四国银行,去找比利时银行贷款。这种公然违约的行为,遭到了四国银行的抗议。于是四国银行因为民国政府不认真履行合同为由,要求再加些附加条件。比如监督中国裁军,监督贷款的用途。简单说,四国要求害怕民国政府拿钱打内战。借给你钱用来裁军和政府运作没问题,打仗的不行。

这回可让唐绍仪逮着理了,他以附加条件损害中国主权为由,大义凛然的拒绝了谈判。说白了,这就是唐绍仪给袁慰廷贷款下绊子。

随后就是之前我讲过的“王芝祥事件”,让唐绍仪和袁慰廷彻底翻脸,唐绍仪辞职。借款的事,就轮到了财务总长熊希龄去谈判。

1912年6月,熊希龄重启谈判,谈判对象加入了美国和日本的银行,民国政府开始了与六国银行谈判借款一千九百万两的事宜。

鉴于民国政府信誉堪忧,六国银行先借给民国政府三百万两,并附加了条件。比如监督款项用途,用来担保的税收应该由专门机构办理,由银行团派人监理,不得向他国银行贷款,盐税也由外国专员监理。

看近代史,最忌讳的是看见史料不加分析就先用骂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借款条件是不是苛刻?非常苛刻。合不合理?从银行的角度讲,合理。民国政府其实已经不是在借钱了,而是当当。你去当铺,还想要尊严,那就只好不当。不过,但凡能活下去,谁去当当啊?

再说这个事也不是没有先例,前清的时候,外国人也不信任大清政府的信誉,这才有了英国人赫德管了大清海关五十多年。赫德工作勤勉,是大清最清廉的官员。他治下的总税务司,也是大清效率最高,且最清廉的衙门。你说赫德是侵略者?不见得吧。北洋水师的组建源头,就是赫德帮忙给买军舰开始的。1911年赫德去世,清廷为了表彰其功,还追赠其为太子太保。

再说了,1912年的中华民国海关总税务司也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安格联。所以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并没达到不能接受的地步。都快渴死的人了,连尿都能喝,就别将就了,先缓过这阵再说。

熊希龄这个人既不是帝象的人,也不是袁慰廷的人,属于中间派。他在谈判期间,遭到了国民党的猛烈抨击。那感觉就像只要看见银行团的条件不骂街,就不算中国人。熊希龄一看这事没法干,就辞去了财务总长的职务,被袁慰廷任命为热河都统。

借钱的事一拖就到了1913年初,这一年美国总统换届,新上任的威尔逊总统反对六国银行团对华提出的借款条件,说各国来华投资应该享受同等的权益,不能出现某几国垄断的现象,这叫门户开放政策。

然后,美帝退出了银行团,民国财政总长答应了银行团的条件,把利率压倒了百分之五。五国银行团本来不答应,但是又怕美帝搞单边主义独自向民国贷款,于是答应了百分之五的利率,借给了民国政府2100万英镑,期限47年。同时,民国政府也加了附加条件,那就是民国地方政府不得私自借款。那意思就是帝象控制的几个都督,不能够单独借款。

这就是1913年4月袁慰廷绕开国会,与五国银行团签署的《善后大借款》。这件事发生在宋教仁遇刺案后一个月左右,所以帝象才会那么着急,而不想慢悠悠的玩法治。换句话说,等到袁慰廷不想玩法治的时候,国民党哭都没地方哭去。

国会肯定是反对善后大借款的,但国会当时约束不了袁慰廷。当初王芝祥事件爆发时,就是袁慰廷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唐绍仪改任命,所以唐绍仪气得辞职。这回帝象也这么干,密令国民党将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

此事一出,黎元洪感到大事不妙,于是开始两头劝架,希望大家都让一步。但是,袁慰廷此刻的心态完全变了。他决定彻底铲除帝象和国民党,实在受不了他们给自己捣乱。帝象也对袁慰廷反感到了极点,恨透了袁慰廷对他处处掣肘。所以,黎元洪的劝架是徒劳。

1913年5月,袁慰廷命驻保定的北洋军第六师师长李纯带兵进驻武汉,另调精兵进驻上海。6月初,袁慰廷绕开国会以“大总统令”的方式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改由黎元洪接管江西。改广东都督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接管广东,免安徽都督柏文蔚。

所以这个事我们得说帝象动手也有他的道理,他就掌握三个省的都督,结果被罢免了俩,剩一个还安排去慰问西藏了。

因此在7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随后,黄兴控制江苏响应革命,柏文蔚在安徽响应革命,陈其美在上海响应革命,陈炯明在广东响应革命,孙道仁在许崇智的胁迫下于福建响应革命。

黄兴的讨袁主力打到徐州,被冯国璋和张勋击败。再加上陈其美在上海也不能打败北洋军,导致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七月底跑路,二次革命立马变成了一盘散沙。

随后的战局就一边倒了,李烈钧战败,逃往倭国。柏文蔚战败,逃往倭国。胡汉民失败后,逃往倭国。陈其美失败后,逃往倭国。

这是帝象的四大铁杆,不到一个月也都随着黄兴的跑路而跑路,无一例外是逃到了倭国。关系差一点的呢?福建都督孙道仁本身就是被胁迫的,所以他的革命出工不出力,随着许崇智跑路,孙道仁也宣布取消革命。广东的龙济光打败了胡汉民和陈炯明,宣布拥护袁慰廷,陈炯明逃往新加坡。重庆的熊克武本来也支持二次革命,结果被滇军的蔡锷打败,熊克武逃往倭国。

满打满算,二次革命持续了两个月整,宣布失败。

帝象、黄兴等人再次成为了通缉犯,众人在倭人的帮助下,沮丧的在倭国重聚首。二次革命之后,袁慰廷与帝象的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他们都以说“共和”为荣。别管心里怎么想的,嘴上都得说那些高大上的敏感词。最起码袁慰廷说什么做什么,不能完全当帝象不存在。帝象干什么说什么,也不能当袁慰廷不存在。俩人互相掣肘,干不出太不体面的事。

当这俩人不在一个国度共存之后,那就都开始变得非常不体面了。那到底有多不体面?跟我们传统印象上的理解有什么不同?下节课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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