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有限度的”：撒切尔夫人对父亲的回忆
2024-04-23 21:13:25
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深情回忆了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fred Roberts，1892-1970）。 罗伯茨的家世并不显赫，甚至可以说相当普通。“罗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顿的鞋匠。 ”因为家境贫寒，罗伯茨十三岁便辍学回家，先是在欧德尔学校做木匠，后来在食品行业谋生。 凭借勤劳能干，罗伯茨1913年成为格兰瑟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1917年，他和当地的女裁缝斯蒂芬森（Beatrice Stephenson）喜结连理。192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穆里尔诞生，这个穆里尔便是玛格丽特的姐姐。1923年，经营有方的罗伯茨拥有了第二家店。1925年，他的小女儿玛格丽特（注：撒切尔夫人婚前名为玛格丽特·罗伯茨）出生。据说，拿破仑曾把英国称作“小店主之国”（Nation of Shopkeepers），那么，玛格丽特则是名副其实的“小店主之女”。
罗伯茨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我们虽把他称作“小店主”，但他不止这一重身份。实际上，他不仅是食品杂货店经理，也是卫理公会的平信徒传道人、自学成才的学者，还担任过格兰瑟姆的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市长。 撒切尔夫人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孕育的。 撒切尔夫人认为父亲是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这种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 上世纪70-80年代，撒切尔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的代名词。那么，她对自由市场的认同从何而来？ 世人对自由市场的态度，不论是接受还是反对，通常受某种具体契机的影响，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她说早年帮助父亲打理食品杂货店的经历，对自己接受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就像对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信仰某种经济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在罗伯茨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567-568页）“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第568页） 这种切身经历使她有别于同代人。20世纪20-30年代之后，英国社会普遍把大萧条视为资本主的罪证，并试图寻找更好的替代品，例如国有化、混合经济等。在70年代之前，这几乎成为英国两党的“共识”。不过，撒切尔夫人的生活经历使她很难认同这种观点，“我在格兰瑟姆所了解的一切，使我确信我所听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批评与我亲自经历的现实不一样。” （p.568） 也许，当代的历史学家可以戏剧性地写道，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自由市场思潮的复兴，其种子居然可以追溯到格兰瑟姆的一家食品店。
撒切尔夫人说，她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 她的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注：新教的一个分支），父亲罗伯茨在当地是一位颇为威望的平信徒传道人。 宗教在他们一家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每周去教堂作礼拜，从12岁起，玛格丽特开始为唱圣歌的小朋友担任钢琴伴奏。 和同龄人一样，少女时代的玛格丽特觉得礼拜活动很枯燥，甚至有排斥心理。她和父亲争辩道，“为什么别人家的小朋友可以不去教堂，能够出去玩耍？”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 这是罗伯茨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撒切尔夫人后来承认，“不因别人持有不同意见或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被灌输进我的头脑。” 除了严厉的一面，罗伯茨也有温柔的一面。撒切尔夫人讲述了父亲的两个小故事： 当时，罗伯茨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浪子”，此人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之后，带着年轻的一家投奔父母。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可救药，应该把他赶出家门。罗伯茨说：孩子就是孩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撒切尔夫人还强调，父亲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但他认为在应用这些原则时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 父亲担任公职期间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 当时，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二战期间，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附近的驻军便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扰那些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市民。同时，他强烈反对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 需要注意的是，撒切尔夫人认为个人的宗教品德不能与政治美德划等号。保守派不一定是基督徒，基督徒也不一定是保守派。撒切尔夫人说，在上世纪20-30年代，她们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倾向偏向左翼，大多数是和平主义者（绥靖主义者的代名词）。罗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主义在政治上很愚蠢，应当对全国没有及时备战负责。由于我们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我们家处于少数。”（第11页）
上文提到，罗伯茨因家境贫困而辍学，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决心依靠自学弥补这个损失，并要求玛格丽特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 罗伯茨喜欢阅读，并且鼓励女儿阅读经典，例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狄更斯等人的小说。撒切尔夫人回忆道，“我的阅读范围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无疑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除了阅读，父亲还带她一起去旁听大学的讲座，“我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关于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瑟姆经常举行。” 罗伯茨一家热心政治，这既是出于公民责任，也是兴趣使然。 在父亲的引导下，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小养成了对政治的兴趣。“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 （第22页）当时，他们家订阅了大量的新闻报纸，例如《每日电讯》、《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泰晤士报》。此外，他们还买了收音机。 玛格丽特在政治上很早熟，她童年时期的梦想是去印度殖民地当文官。当她和父亲交流这个想法时，父亲预见到那个时候印度的文官制度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果不其然，1947年英国退出了印度。 前文讲过，罗伯茨先后担任过格兰瑟姆的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以及市长。可见，他对政治是有实践经验的。
除了对政治的兴趣，他还传授给玛格丽特许多宝贵的从政经验。 严格说来，罗伯茨属于“老派的自由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政纲可以概括为“要有个人责任感，要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 （第21页），这是典型的有限政府理念。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战”之后，英国自由党逐渐左转，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此外，自由党已经让位于工党，沦为英国的第三大党。在当时的英国，真正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反而是保守党。 对于政治家而言，败选是政治中的一部分。面对政治上的挫折，罗伯茨能够做到不以为意、泰然自若，给女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撒切尔夫人回忆道，“1952年工党在市政会选举中获胜，父亲作为高级参议员候选人落选，我很伤心。……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不失体面的表现。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第21-22页） 笔者认为，罗伯茨给撒切尔夫人留下的最宝贵的教训是，“ 政治是有限度的，它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 （第21页） 首先，不能把生活中完全政治化。政见分歧不应影响私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对于一个健康的共同体而言，这种政治上的节制是非常必要的。撒切尔夫人提到当地的情况时说，“工党议员受到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厅或竞选期间斗争多么激烈，他们都到我们店来买东西，没有党派之间的嫉恨。”（第21页） 其次，不要高估政治的作用，也不要指望通过政治手段建造出“人间天国”。撒切尔夫人这样形容父亲，“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政治权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东西。 ”（第163页）撒切尔夫人撰写回忆录时，找到了自己六年级化学笔记本。在笔记本的背面，父亲写下了一些布道讲话提纲。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法令、权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类、国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 我们为此而担忧，最终我们丧失了信心，我们的信念开始动摇。而这种忧虑自古就有——耶稣两千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了人间。”（第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