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西康琐记》连载之四十
一纸民约揭示长河地方一段鲜为人知的茶马贸易史
——解读泸定沈村明《万历合约》（三）
５
沈村，汉唐以来就是长河地方的重镇。宋代，在朝廷的“茶马互市”中更是令人瞩目。《宋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增黎州市马至四千匹。然凡云蜀马者，惟沈黎所市为多。”这就是说，说到在黎州的“茶马互市”中朝廷得到的四千匹“蜀马”（四川马）里边，以“沈黎”（也就是沈村一带）所市（买到）的最多。因与沈村一河之隔的长河西、即木雅贡嘎大雪山西边的地区，便是蜀马的主要产地。也就是说，“茶马互市”“互到”的蜀马，主要来自木雅一带的西藏。
元代“因宋之旧”，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设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埸使司”掌管茶叶贸易，仍在碉门（天全）、黎州（清溪）设“榷埸”与西藏进行茶叶贸易。不同的是，蒙古人本来就是马背上的民族，有的是坐骑，无需以茶易马，掌管“榷茶”的衙门，就是负责证收茶叶产地税和交易税。
明代，对茶的管制更严。朝廷对茶叶实行分类管理，共三类：一为官茶、二为商茶、三为贡茶。官茶，“储边易马”，就是指官府用来易马的边茶；商茶，“给引征课”，就是以茶商向官府购买“茶引”（贩茶凭据）的方式，征收茶税的茶叶；贡茶，即专为上贡的茶叶。
朝廷以官茶“储边易马”， 依旧实行兴于唐宋的“茶马互市”。明初，长河西等处的藏族商人，仍是要到雅州（雅安）、碉门（天全）交易。洪武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８８年）礼部主事高惟善提出在岩州（岚安）置仓储茶易马之后才逐步西移。《明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六月丙寅（公元1398年7月22日）四川岩州卫奏：'每岁长河西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其路由本卫经黎州始达茶马司。茶马司定价，每堪中马一匹，给茶一千八百斤，令于碉门茶课司支给。不惟番商往复路远，实且给茶太多。今宜量减马价，移置茶马司於岩州，将碉门茶课司所贮茶运至於此，马至，则验马之高下，以茶给之。’”当时朝廷没有听取岩州卫的意见，回复仍然照旧。后来，随着茶马贸易的日益兴旺，终实行此案。为什么朝廷不轻移茶马交易埸所呢？因为明王朝实行以茶制夷、严禁边茶出境的政策。《明实录》在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亥（公元1397年4月8日）就录有这样一条：“遣驸马都慰谢达往谕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甘孜一带）、乌思藏（西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迩因边吏讥察不严，以致私贩出境，为夷人所贱。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何）以制夷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无至失利。”紧接着在洪武三十年三月壬午（公元1397年4月27日）皇上又“敕兵部曰：'巴茶至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贱马贵，不独国课有亏，殆使戎羌（西番）放肆（恣）生侮慢之心。盖由守边者不能御防，或滥无度纵放私茶，或假朝廷为名横科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谓西番不顺，岂知边吏有以激之。故尝命曹国公李景隆赍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传朕命，令各番酋领受，俾为符契以绝奸欺。尚恐边卫将士巡防不严，私茶出境，尔兵部备传朕意，谕边守者知之。’于是，兵部具禁约事宜，遣人赍谕川陕守卫边所，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谕之。”明太祖朱元璋是位十分叫严厉且较真的皇帝，严禁私茶出境，谁也不准违抗，哪怕是皇亲国戚，也绝不轻饶。这年六月，驸马都慰欧阳坐贩私茶的事被发觉，即被赐死，死后还把他的皮剥下来塞草示众。
严禁私茶出境，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影响巨大。于是在明永乐十三年二月戊戌（公元1415年4月9日）“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司（上奏朝廷）言：'西方无他土产，惟以马市茶为业。近年禁约之后，生理其（甚）艰，乞仍开中（市），庶（几）民有所养。’（朝廷）从之。”也就是说朝廷准“宣慰司”所奏，继续以茶易马。（见《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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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茶马贸易发展，茶马交易市埸便逐步西移，明洪武年间高惟善提出在岩州（岚安）建仓储茶易马，便将茶马贸易的市埸推进到了紧临长河的地方，但并没有越过大渡河。“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所属的“西番”商人还是只能越过大渡河“出境”交易。所以直至明万历年间，藏族人“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近遭大坝雍中达结结连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计将蛮家阻炉，不容出买”。原来，从长河西的打箭炉到长河东的冷、沈买茶，既有高山恶水阻隔，更有强人挡道，可见当年长河地方的茶叶贸易并不顺畅，尤以部落间的争夺影响为甚。大坝与冷、沈紧邻，雍中达结和董布他们之所以“计将蛮家阻炉，不容出买”，就是想“把持夷务，陇（垄）断鲸吞”。他们一捣乱，其恶果就是“以致茶商折本，国课无余。”不仅茶商亏本，也影响了国家税收。
更不能容忍的是，这夥人“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内，统通炉铁甲数千生番沿途劫抢，沈堡顷刻成灰，家财尽劫，致坑土民连年不得衣食”，怎不令“人人切齿，无不欲食其肉者。”这还不说，更其可恶的是这夥人的恶行，断了冷、沈穷苦老百姓的生路，因为“冷、沈穷民背脚营生，于本年正月十三日背茶至烹坝，仍遭布贼坐草，四围冲杀中伤数十余人，茶背尽行劫抢，绝我二堡生命。”尤其令人担心和可怕的还是，这夥贼人“且夷性犬羊，一朝无食难抚易变，尤恐害其商道，兼贼势浩大，卒难制伏（服），诚为可惊。”
“冷沈穷民”靠背运茶包挣点小钱糊口，商人们靠经营边茶生利，官府要从茶叶买卖中课税以充财政，眼看这条维系着一方生存的生命线遭到如此大的劫难，谁能坐视？于是“是以冷、沈耆宿一十三枝等诉闻本官，大作计议，共举封河旧例，禁止茶行。”各部落有名望的老人们坐不住了，怎么办？看来只得“诉闻”主一方之事的“新官余景冬”。他们商议后共同提出一条极端的对策：依旧例“封河”，切断茶路。
所谓“封河”，就是以武力封锁大渡河，阻其通行。历史上，大凡战争或利益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就来这一手，故视为“旧例”。这“旧例”有记载的就有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邛部火掌坝和天全贾弓等寨“纠众作乱”，将大渡河封堵，连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向朝廷上贡都没法去。在《明实录》中对这次封河造成的影响是这样记述的：“成化二十二年四月癸已（1486年5月21日），礼部臣奏：'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宣慰使司，以黎州大渡河寇发，连年不能进贡，至是来补三贡’。”
“耆宿”们之“共举封河旧例”，其目的就是“决要董布输伏”，只要他“输伏”才“仍放蛮客照旧冷、沈投落买茶，方行开河。”
封河毕竟对一方不利。怎么办呢？余景冬只得做工作，经与各方协商，总算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经“今三省诸商并把事再三苦劝，念客情分，把事义重，暂且开河，将残茶放行。”这才立下这纸《合约》。
７
《合约》首先约定：“其蛮客已凭三省（客商）并把事担承，董布今春放蛮出冷、沈交易，不许阻拦。如有阻挡，或董布或蛮家，冷、沈捉抬银背，照旧封河。”
紧接着又约定：“董布不许私行碉门扁茶。大人俱由大道往来，如行小路者，抬去银背、茶包，或杀死无说。”
显然，这两点都是直接针对董布的，可以说是这纸《合约》的核心。
从《合约》的字里行间所透出的“信息”，极有助于为我们了解当年长河地方的边茶贸易状况。
其一，是《合约》中“三省（客商）”和“把事”的出现。在后面所列的签约人中，一个叫张洪徐的就代表“众商”签了字，“把事”也在上面留下了字迹。这“众商”自然主要是在冷、沈经销边茶的商人，而且他们来自“三省”。有三个省的客商在这里做买卖，可见当年冷、沈茶市之繁荣兴旺。那“把事”，当是把守渡口、维护治安秩序的官员，姑且把他比作今天的派出所长或治安队长吧。看来“众商”和“把事”在这里都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不仅当调停人，还作担保人。所以就是权霸一方的“土官”，也要求助他们。有他们的调停和担保，事情才得以“摆平”。这不正是展现了当年这个边贸市埸的生存环境么？！
其二，《合约》中多次出现“董布”的名字。正是这个董布“统通炉铁甲数千生番沿途劫抢”，把沈村堡子洗劫一空后还放了一把火将其化为灰烬。而且还“坐草”烹坝，杀伤“背脚”，抢劫茶包。显然，此人是称霸一方的豪强，所以是《合约》约束的主要对象。而且签约人中也有董布的大名。从中不难看出，长河地方，各种势力在边茶贸易中的争斗。《合约》约定“董布不许私行碉门扁茶”，说明这董布不仅与权压一方的土官叫劲，而且他就在直接从事边茶经营。
其三，《合约》为什么明确约定“董布不许私行碉门扁茶”？因为“私行碉门扁茶”为“行大道茶”者所不容。所以《合约》约定“大人俱由大道往来，如行小路（茶）者，抬去银背、茶包，或杀死无说。”就是说，你若行小路茶，不仅没收你的钱物，甚至还要你的性命。从中我们可清楚看出，在边茶贸易中，在茶马古道上，“大路茶”和“小路茶”之争由来已久，而且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看得出那董布就是“行小路茶”的代表人物，他与冷、沈斗，阻拦藏族人出打箭炉到“冷、沈投落买茶”，其实就是与“行大路茶者”斗，不让人们到冷、沈去买“大路茶”。他之所以在烹坝“坐草”抢冷、沈“背脚”的茶包，因为历史上烹坝古渡就是从岩州至打箭炉，行碉门“小路茶”的主要通道。你敢从老子的路上“行大路茶”，有你好看的！
几百年后，在泸定地方流传的背茶人的“口溜子”中，还有这样的句子：“磨子沟有个曾老大，大小两路都要去拜望他。拢了皇桥（泸定铁索桥）杵一下，过桥就是几响刷。打到大路人不谈话，打到小路人卷（骂）他妈。过河就歇白日坝，去就碰到沙皮娃。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吓，拖得老子头眼花。”这里所称的“沙皮娃”，也就是指背小路茶者。可见千百年来“大路茶”与“小路茶”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