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稿本《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之文献价值

内容摘要：王育所撰《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一书属于传世稀见文献珍品，曾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重要文献所著录，展现出了明代学者诠释许氏《说文解字》的治学风格。作者从继承与发展角度来对文字学史进行论述，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阐释经典，进而揭示出了时代治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指导今日研究者从事文字学史探讨、探索经学发展历程和中国教育思想等给予了重要启示，可以说它是一部颇具鲜明时代烙印之珍贵原始文献。

关键词：王育 论正 六书 稿本 文献价值

稿本《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二十四卷首一卷，署名：（太仓）王育著。书写形式为：十四行二十字，白口，无栏线，每册下注有页码，金镶玉装，共二十四册。钤有“济美曾观”、“蔚如”二印。现藏于西南大学图书馆。涉及的内容分别为：陆世仪题“王石隐先生六书论证题辞”、陈瑚撰《说文论正序》、王育撰《六书论正自叙》、“凡例十四则”、“字学源流说”、“总论”[“六书次第说”、“六书分数说”、“指事说”、“象形说”、“形声说”、“转注说”、“假借说”、“加体书说”、“省体书说”、“重文说”、“书义说”、“书名说”、“便书说”、“声教说”、“反切说”、“二十八宿说”（附论：五星聚奎之误、右为命门之误）、“由字说”、“黄帝万岁说”和“学字说”]、陈逊撰《西隐说字略》和依照四声排序的“正文”。该文献曾经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所著录，均论定为清代稿本。

本书作者在遵循“六书”体例之同时，更着重展现了他在继承中所实施的学术创新，同时也让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他所“论正”的“六书”并非是目的，其深刻涵义在于借此方法来帮助人们正确阅读经典和理解经书。

一、王育其人及成书时间考

 

（太仓）王育，正史无记载。据朱士嘉言太仓镌州志始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1]从弘治至崇祯间，曾三修《太仓州志》，亦未见有记载。进入清嘉庆之后，清儒两度纂修《太仓州志》：一是清嘉庆七年王昶等纂《太仓州志》，另一为嘉庆八年王祖畬等纂《直隶太仓州志》，时至此时才有了对他的记录。因两者所述内容基本相同，兹选取王昶之言附于下：

王育字子春，家贫好学，于书靡所不览。尝元旦筮易，得复之初九。次年元旦，复筮得之。育曰：“天教我学颜氏之学也。”遂与陆世仪、陈瑚、盛敬诸人讲学，积力深思，几进于道。性强毅，人敬爱之。居家摈绝异端，丧葬悉从古礼。鼎革后，角巾方袍，与世泊如。国朝康熙间，州举乡饮宾，又诏举山林隐逸，皆辞不应。卒，时年八十有八。易箦前一日，犹与友人讲易，如平时，于五经皆有著述。又尝以“六书”之学失其传，乃推古圣贤造字之本，根于六义，证以“五经”，积五年，成三十万余言。旁通岐黄之术，其剖析多奇秘云。[2]

按上论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国朝康熙间，州举乡饮宾，又诏举山林隐逸，皆辞不应。卒时年八十有八。”说明王育最后生活时间应定位在康熙。另据太仓图书馆撰《太仓历史人物名录》上记载：“王育（1593－1680）字子春，一字石隐，号庄溪。清太仓人。与陆世仪、陈瑚诸人为友，结莲社。通五经六书，又通医术。著作《王石隐先生集》，《斯友堂日记》。”[3]1593年（癸巳）即为万历二十一年，1680年是康熙十九年，说明其存世为八十九年，看来这与《太仓州志》记录大致吻合。又以“成三十万余言”来看，也就是指笔者要论述到的稿本二十四卷《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以王育目前仍存世的著作来看，除本文之外，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传抄本《说文引诗辨证》一卷《石经考》一卷《绛帖考》一卷，相牛相崔之堂抄，共一册。刊出的文献有《说文引诗辨证》一卷，清道光十三年（1833）太仓东陵氏刻、《易说》一卷，清道光十三年（1833）太仓东陵氏刻、《斯友堂日记》一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竹西锄蓿馆刻。另还据邵忠、李瑾编著《吴中名贤传赞》记载，他还撰有《斯友堂诗文钞》、《王石隐先生诗》，以及与中医相关的《阴符经解》、《本草名义疏证》和《脈法微旨》，其文献形态与收藏信息，[4]至今未见有记载。

第二，“于书靡所不览。尝元旦筮易，得复之初九。次年元旦，复筮得之。育曰：'天教我学颜氏之学也。’”说明王育一身不仅饱览诗书，在研究方面，尤通易学，显然所撰《易说》一书，是属于他的代表作，其门人邵廷烈在编纂《棣香斋丛书》（婁东杂著）时，便将此文献辑录到其中。从学术渊源上看，他更善长“颜氏之学”，该学问也就是指儒者后来所言的“公羊学”。

第三，“于五经皆有著述，又尝以'六书’之学失其传，乃推古圣贤造字之本，根于'六义’，证以'五经’，积五年成三十万余言。”此论恰好能在所撰《六书论正自叙》中找到了对应处，云：

育虽愚劣，以此一事未明，为宇宙最大之阙，兴发愤覃思，夜以继日，推古圣贤造字之本指，根于六艺证以五经，梦寐之间鬼神如或诏之，遂一旦豁然，会其领要，著为《论正》三十余万言，以成一家之书。上以明先圣之指，，则以俟后之君下以解群书之惑，岂仅仅昔人所谓小学云乎哉！至于知我罪我子。[5]

实际上，王氏在撰此书时，已具备了太史公一样的气魄，汇通神灵，重在阐释先圣要旨，最终撰成了一家之书。比较起来，前者是从史之角度来叙述史事，最终撰成了一家之言的不朽大著。王氏治学，重点放在用“六书”方法来诠释五经上，也撰成了“三十余万言”的专著。其实“六书”在汉代，已属于儒者治道中的必修文献之一，汉儒郑玄曾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6]即使历经鼎革，终究未废，从而显示出了中国礼制理论长盛不衰的深厚文化内涵。至于说《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的成书时间，这于《自序》中未见有叙述。然而在该文献中，附有（蔚村）陈瑚撰《王石隐先生六书论正题辞》，[7]观察其文所述，也仍未指出成书时间。在正文前，还附上了弟子陈逊撰于“壬辰”的《西隐说字略》一文，按此推考，这里所言“壬辰”，应该是指清顺治九年（1652）。另外，又结合避讳进行考察，均不避玄字。这样看来，该文献应该完成在清顺治间。由于后来被人秘藏，故此导致自清嘉庆以来，诸多学者不知文献全名，仅云“三十万言”，或者称“《六书论》二十四卷”了。[8]

二、“六书”理论之形成及其传承

 

在先秦典籍中已出现有说解文字的记载，诸如《左传》、《韩非子》等文献，就已谈到了此问题，但此时并未形成文字理论体系——“六书”。其实“六书”之概念，最初见于《周礼》，它是包含于“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中的一项内容，春秋贵族教育已将其纳入到了必修课程中，然而这与汉儒所言“六书”，仍不是一回事。关于“六书”之命名，最初见于刘歆《七略》。率先从文字角度来叙述“六书”的，则有三家：即班固、郑众和许慎。班固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9]郑众云：“六书：象形，会意, 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10]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1]三家所述，即使有所出入，然而追溯学术渊源，实难与刘歆学术分离开来。以向歆父子来看，曾奉诏校书，并深通小学。班固论述“六书”思想，是被记录在《汉书艺文志》之中的，而分类精髓，仍是将刘歆《七略》理论的再次提升；郑众为郑兴之子，也仍是受业于刘歆；作为许慎，曾学于贾逵。逵父徽，亦属于刘歆门人。由此说明三家学术传承，完全是属于同源。如果按照学术差异性来进行分析，就有两点颇值得说明：其一是对“六书”称名有所不同，其二是排列顺序并非一样。显然证明即使有着严格师承关系，但是各自对于学术的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诸如许慎在谈到文字起源时，就这样论述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12]实际证明，文字产生之初，并无成法可借鉴，唯有可凭据的，仅能依照自然现象来加以归纳和总结，故此才有了庖牺氏“始作八卦”、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以及黄帝史官苍颉“初造书契”之言。说明文字学理论之产生，确实是经历了漫长渐进过程。进而紧密结合本文所论来进行探讨，看来王育早期的学《易》，显然是对他后来的从事文字理论研究夯实了基础。

有学者言：“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13]说明古人著述，十分重视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王育云：“天教我学颜氏之学。”当然这里所言的“天”，应理解为学术渊源，只有在这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才能蕴涵着有宏大气魄。关于“颜氏之学”，据（唐）魏徵考证：“汉初，有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榖梁三家并立。”[14]这样看来，王氏的学术渊源就很清楚了，这就是依据“公羊学”之观点来治《说文》，对于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上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故此才有了后来“三十万言”之创造性发挥。关于《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段玉裁曾云：“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15]在“六书”理论体系的创立上，许慎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将前人“乱杂无章之体例”进行了梳理，把九千三百五十三个篆文归纳成了五百四十部。并且还使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廁。”这些理论创建，对于揭示汉字形成和发展历史，、为有志于从事文字学研究人，提供有价值的蓝本。当然王育撰此书之目的，完全是围绕“公羊学”来阐释《六书》之学术观，进而帮助人们阅读《六经》，并以此来弘扬汉学。

从文献流传来看，《说文》最早传本不得而知，至今尚存者有两种唐人写本，一是木部残本，一是口部残简。前者原为清同治二年莫友芝所得，后流入日本，存一百八十八字。后者残简存十二字，为唐时日本人摹本，虽存字不多，其吉光片羽，仍可宝重。以历史上的刊本来看，最早的为唐人李阳冰所刻，但多有窜改，颇失其真。宋初徐铉曾奉旨校定《说文》，其弟徐锴先成《说文解字系传》，世称大徐本和小徐本。从历代学者对于“六书”理论的研究来看，在三国至隋唐间，并没有人对它作专门探讨。进入宋代后，郑樵率先在《通志》中撰有《六书略》，其《序》云曰：“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16]他在这里十分强调了撰写《六书略》的文献价值和应用意义，显然其目的均是为了配合人们阅读《六经》。除此之外，他还撰有《六书证篇》，云：“《六书证篇》实本《说文》而作，凡许氏是者从之，非者违之。其同乎许氏者，因画成文，文必有说，因文成字，字必有解；其异 乎许氏者，每篇总文字之成，而证以六书之义。”[17]但是该文现已失传了。到元代，研究“六书”的人逐渐增多了，其中有戴侗撰《六书通释》一卷、《六书故》三十三卷。杨桓撰有《六书统》二十卷，《六书统溯原》十三卷。周伯琦撰《六书正讹》五卷。尤其从周伯琦所作《六书正讹叙》来看，他对许慎及以后所注释“六书”之书提出过严厉批评，云：“许慎氏以贾逵之学集古籀，斯雄之跡为《说文解字》十四篇，上之学者始见全书焉。然而隶书行之已久，八分行草纷然迭出。事章句者传训诂，工词藻者资声韵，日趋便易，本原渐失矣。犹幸许氏之书独存，学者有所据依。李阳冰附新义，以广其旨。徐铉增翻切，以明其音。铉弟锴撰《通释》，以衍其义，虽或辨其舛戾而犹淆，以俗体是。作者张有次《复古编》，郑樵作《六书略》，戴侗述《六书故》，莫不原于徐氏。然张失之拘，郑过于奇，戴病于杂。郑樵言许氏之书详于象形谐声，而昧于会意假借，其论至矣。数家之书互有得失。纲领之正，郑氏为优，会通而求之，六书之义庶得其概矣。书虽具存，知者盖尠，鲁鱼帝虎，踵袭因仍，未有能正其形体音义之譌者，遂使古人之学不可复见。”[18]进入到了明代，研究规模更加超越了前代，其中有赵撝谦撰《六书本义》十二卷《图》一卷、魏校撰《六书精蕴》六卷、胡正言辑《千文六书统要》二卷、吴元满撰《六书总要》五卷、吴元满撰《六书泝原直音》二卷《分部备考》一卷、张士佩撰《六书赋音义》二十卷。清代是以整理、总结中国千年学术最为突出时代，不仅研究人才众多，而且涉及学术的领域也很广泛，为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学术成果。有学者评价为：“清代学术之盛，踔越千古。凡群经之疏证，诸子之校勘，史藉之考订，莫不上追汉唐，矫宋明理路之虚。”[19]仅就目前仍流传着的典籍所论，涉及到对“六书”进行研究的著述者就有二十九位，研究范围也更超越了前代，尤其以江声著《六书说》、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和朱骏声著《六书假借经征》为其代表。另外，“六书”理论不仅国人在从事研究，而且也仍影响到了日本汉学家，其中庆忍于弘化三年（相当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有《六书训蒙篇》，目前国家图书馆善本库中就藏有此书。

宋代至清朝间“六书”研究一览表

时代	序号	书名	卷数	作者
宋代	1	《六书略》	五卷	郑樵撰
元代	1	《六书通释》	一卷	戴侗撰
	2	《六书故》	三十三卷
	3	《六书统》	二十卷	杨桓撰
	4	《六书统溯原》	十三卷
	5	《六书正讹》	五卷	周伯琦撰
明代	1	《六书精蕴》	六卷	魏校撰
	2	《六书本义》十二卷图一卷	十三卷	赵撝谦撰
	3	《六书总要》	五卷	吴元满撰
	4	《六书泝原直音》二卷《分部备考》一卷	三卷
	5	《千文六书统要》	二卷	胡正言辑
	6	《六书赋音义》	二十卷	张士佩撰
清代	1	《六书杂说》	一卷	杨锡观撰
	2	《六书辨通》	五卷
	3	《六书例解钞郑樵通志六书略平议》	七卷
	4	《六书分类》十二卷首一卷	十三卷	傅世垚撰
	5	《六书说》一卷《校讹》一卷《续校》一卷	三卷	江声撰
	6	《六书音韵表》	二卷	段玉裁撰
	7	《六书通》	十卷	闵齐伋撰
	8	《六书通摭遗》	十卷	毕星海辑
	9	《六书说文略》	不分卷	张积中撰
	10	《六书转注说》	二卷	夏炘撰
	11	《六书缘起》	一卷	孙光祖纂
	12	《六书分毫》	二卷	李调元撰
	13	《六书条例》	二卷	吴承仕撰
	14	《六书例》	不分卷	饶焱之撰
	15	《六书假借经征》	四卷	朱骏声撰
	16	《六书存》	不分卷	周天益撰
	17	《六书类纂》	八卷	吴锦章撰
	18	《六书汇纂》	八卷
	19	《六书例说》	一卷	谢崧梁撰
	20	《六书转注录》	十卷	洪亮吉撰
	21	《六书准》	不分卷	冯鼎调撰
	22	《六书师说记	不分卷	子中夫子辑
	23	《六书糠秕》	三卷	沉道宽撰
	24	《六书管见》	二十卷	况祥麟撰
	25	《六书辨》	不分卷	徐绍桢撰
	26	《六书例解》	十卷	宦懋庸撰
	27	《六书辨略》	一卷	王永彬撰
	28	《六书原始》	十五卷	贺松龄辑
	29	《六书会原》十卷《卷首》一卷	十一卷	潘肇丰撰
日本弘化三年	1	《六书训蒙篇》	不分卷	庆忍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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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朱士嘉所撰《中国地方志综录》之记载。

[2]（清）王昶等纂《太仓州志》第二十七卷。清嘉庆七年（1802）太仓州署刻本。

[3] www.tclib.com.cn

[4] 邵忠撰《吴中名贤传赞》，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第914页。

[5]《六书论正自叙》，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许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第一册。

[6] (汉)郑玄、阮谌撰《三礼图》卷一，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7] 陈瑚（1613—1675）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誉为“太仓四先生”之一。字言夏，号确庵、无闷道人等。崇祯十六年（1643）举人。随父学经学，家教有法。明亡，绝意仕进，奉父居昆山蔚村。康熙八年，诏举隐逸，知州以其名上，瑚力辞之。卒于康熙十四年（1675），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安道先生”，《清史稿》为其立传。

[8] 张惠剑编《明清江苏文人年表》，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18页。

[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十， 1962年，中华书局，第六册，第1702页。

[10]《钦定周官义疏》卷十三，清光绪十四（1888）年江南书局刻本。

[11]《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十五卷上。1981年，中华书局。

[12]《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十五卷上。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13]《颜氏家训》，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第983页。

[14]（唐）魏徵撰《隋书》卷三十二，1973年，中华书局，第四册，第932—933页。

[1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上，1981年，上海古藉出版社。

[16]《通志·六书略序》，中华民国七十五年（1986），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3册，第366页。

[17]《通志·六书略·论一二之所生》，1995年，中华书局，第343页。

[18]《六书正讹叙》，元周伯琦撰《六书正讹》，明崇祯七年（1634）胡正言十竹斋刻清古香阁藏本。

[19] 王重民《序》。《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