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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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隽明 摄
虽孟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大喝“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可国人就还是在肯定对的、否定错误方面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也。假如严格按照孟子的标准，则“非人”的数目一定非常之惊人。
不需要做什么精深研究、详细考察，只就身边每日所发生的事例，就可看出我们在是是非非的道路上偏离得有多么远了。
我们往往不是就是非而论是非，而是——
以亲疏论是非。发生争执时，亲人错的也是对的；外人对的也是错的，所谓“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也。
以权威论是非。皇帝说的话那叫圣旨，圣旨一下，没有任何讨论之余地，只能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此传统延续至今，就还有许多人胸怀圣旨情节矣。推而广之，则凡上司与下属发生争执时，上司永远是对的，下属不可能不错。至于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尽是肉食者聪明，常能远谋；蔬食者卑贱，未能远谋也。还有美国警匪影片中，一名普通探员常能破获大案要案，而警察局长却低能又刚愎自用，那是美国，与我们人种、国情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就还有以圣人之是非论是非。明代的卓吾老子敢于“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呢？还不是落了个在狱中自杀的结果。
而权威又不仅仅限于皇帝与圣人。举凡上司、导师、专家、学者等均是也。在以权威论是非者眼中，则上述诸人便是“是”的代名词，而与之对应的下属、学生、普通民众，则只能与“非”为伍了。
以尊卑论是非。不见《春秋·谷梁传》中有“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为贤者讳（过）”吗。如此忌讳下来，哪里还有是非的立足之地呢？
以武力论是非。康熙、雍正、乾隆说什么就是什么，哪容你分辨！《清代文字狱档》中所记录的血淋淋事实，就是武力定是非的最好证明！
以利害论是非。曾听好友讲，小时候他听到广播中早晨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则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感到大惑不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跑去问父亲，父亲赶紧捂住他的嘴，训斥道：“你不想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活命要紧，谁还敢去分辨劳什子是非呢。
以等级论是非。自从汉代形成三纲五常之儒家道德规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来，则君、父、夫永远是正确的，臣、子、妻永远是错误的也。有一则知堂多次引用的笑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个叫赵世杰的人，梦见自己与别的妇女交媾，醒来讲与妻子听，还问妻子“妇人也做这样的梦吗”，听到妻子肯定的回答，他勃然大怒，将妻子痛打一顿，于是就是了《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的笑话（出自《笑赞》）。虽是笑话一则，却形象地说明了秉持着夫为妻纲之原则，在夫妻之间，丈夫永远是对的，错的也对；妻子永远是错的，对的也错！
以好恶论是非。凡自己喜欢之人，错的也是对的；凡自己讨厌之人，对的也是错的。正因如此，古人才发出“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鲜矣”（《礼记·大学》）的感慨。
以圈子论是非。凡我圈子里的人，都是对的；凡不属于我圈子里者，那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以种族论是非。这一点，希特勒的雅利安人优越论最为典型。但我们身边，这样的信徒又是何其多哉也。凡我们与外人发生争端，连想都不用想，我们肯定是对的，外族肯定是错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也。这样的例子身边多有，不劳详举了。
以人多论是非。我们崇尚人多力量人，由此延伸，便是人多必定是正确的。殊不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
当然，我们也有“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李贽；“觉今是而昨非”的五柳先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蘧伯玉。只不过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罢了。在前者，那是对外的是非标准；在后者，则是能够自我反省。而凡是能够自我反省者，其对外的是非标准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无论如何，当初孟子就只是下一断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远不如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这是假的；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这是真的”来得清楚与具体。殷海光先生服膺此一准则，终身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要做到“是是非非”，首先得有独立思考之能力，其次便是追求真理之勇气，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也。无独立思考能力，便不能明辨是非。即使分辨出了是非，然摄于权力、权威、亲情、友情、人情、利益之威力而不惜歪曲是非，等于是非不明！
诚如孟子所言，人而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对于非人，吾何言哉！
二O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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