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人因说“不”而存在
人因说“不”而存在。
以人与自然为例，欧美人因对其说“不”，从而与自然处于对立面，进而研究自然，分析自然，试图利用与驾驭自然为人类服务，虽遗患不少，然毕竟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之突飞猛进，吾人今日所享之方便快捷舒适的生活，端赖此一说“不”。反观我们的先人，追求天人合一、和谐相处，故而无从分析与研究大自然，自然科学也就不昌，落在人后是必然的结果。
人与艺术亦然。即以我们所熟悉的书法为例。汉碑、兰亭、欧、颜、柳、褚诸人的作品固然值得学习，然一味的萧规曹随，那世上便只有汉碑、兰亭、欧、颜、柳、褚的书法了，模仿得再像，也不过是他们的影子罢了，你又在哪里呢？唯有在学习、借鉴、继承之基础上，大胆地对其说“不”，你方才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新颖之书法风格是也，唯当此时，你的书法作品才存在于世（若才力不够，创新失败，也就谈不上存在了），如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之书法。
假如他一味地模仿前人之书法风格，世上顶多又增添了个“郑汉碑”“郑兰亭”或“郑颜体”之类，又何来“板桥体”呢？我曾认识一人，酷爱板桥书法，模仿得惟妙惟肖，人称“张板桥”，其每写一纸，如不署名，则人会疑为板桥复生矣。但再过若干年后，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郑板桥，但又有几人能够记得他呢？他只不过是躲在板桥的阴影之下乘凉人罢了，但图一时之舒服，不敢对板桥大声地说“不”，则他就被故去的郑燮所笼罩、裹胁，成为板桥之一部分，从而丧失了自己。
而人之为人，端在于他处于人群之中。假如把人群比作流动之大河，如你事事处处顺服，不敢大声说“不”，则你不过是其中之一滴水而已，为洪流所裹胁，东流入海矣。而当你大声说“不”之时，你便犹如那有棱有角之顽石，生根般立于河床之上，任它湍急河水之左冲右突，也奈何你不得！当此之际，你才是你！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多矣。以我喜爱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约365年～427年）为例，他彭泽县令干得好好的，仅仅因为州里的督邮要来视察，手下告诉他要束带以见，他便不能够忍受，“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挂冠而去，隐居于南山之下，采菊、种豆子去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然菊花不能当饭吃，而豆子又种不好，但他依然不悔，发展到后来，居然要饿肚子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至。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但他依然不悔。
试问，当此之时，此州所辖之县令决非其一人，其他的那些县令呢，还不是乖乖地束带以见督邮？虽然心中恐怕和陶渊明一样，一万个不情愿呢。正因为其不敢大声地对督邮说“不”，怕“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至”，所以，他们便也随着时间之洪流飞逝而去，陶渊明则因为敢于说“不”，而存在了下来，虽千万年不朽也！
假如当初陶渊明不敢说“不”，低眉顺眼跟在督邮身后，唯唯诺诺，唯督邮之马首是瞻，则哪会有什么后世之人所敬仰之陶彭泽呀，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又去找何人去和诗呢！
再以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年～1677年）为例。但他还年轻时，就因为发表一些异于犹太教会的言论，而引起长老们的注意，经研究，决定收买他，给其终身年金，条件是从此闭嘴。他面对优厚的条件坚决说“不”，于是被逐出犹太教堂，遭众人之谩骂与唾弃，然而其不悔也，离群索居，以打磨镜片为生，业余时间继续钻研哲学不稍辍。
其后名声渐起，普鲁士选帝侯以海德堡大学之教职力邀，条件是他不可提及宗教，被其婉拒。如无这两次说“不”（当然，在其一生中决不仅仅只有这两次说“不”），哪会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斯宾诺莎呢？他的学说又从何说起呢？
如果说上述两位先贤在用自己的行动大声说“不”。那么，元代作曲家关汉卿则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以无比形象之语言加以表述而令人难忘——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铜豌豆”者何也？大声、坚决地说“不”是也！
鄙人不才，自一九八四年走出校门之后，历经三座城市、四个单位、七个部门，大大小小的“不”说过许多次，有的关乎工作调动，有的关乎职位升迁，有的关乎信仰与否，为说“不”也付出了许多代价。而我之成为今日之我，端赖这些“不”字！假如没有这些“不”字，我也成不了今日之我，或许飞黄腾达，或许身陷囹圄，然决不会是今日之我则是无疑的了！
我的切身体会是，惟有说“不”，你才能对自己负责，才能不屈服于外部之压力与诱惑，才能享有充分之自 由，才能做真正的自己。许多时候，假如屈服于外部之压力或诱惑，不敢、不能或不愿说“不”，则会随波逐流，成为潮流之一部分，或别人手中的工具、玩物，从而丧失真正的自己。
当你不愿说“不”，不能说“不”，不敢说“不”时，你低眉顺眼，或许能够暂时性地获得某种好处、报答，然却丧失了人之为人之根本——自 由。当此时也，你已不是你自己了，而成为了对象——你不敢对之说“不”的势力之一部分。
这一点，【美】威廉·白瑞德在《非理性的人》（彭镜禧译，志文出版社）一书中之沙（萨）特部分论之甚详：
无法从一个人身上剥夺的主要自 由，终极的自 由，就是说一声“不”。这是沙特（1905年～1980年）对人类自由看法的基本前提：自由在本质上是否定的，虽然这种否定性也具有创力。某些时候，也许麻药或刑具所加的痛苦可能使受害者失去清醒，于是他会招供。然而，只要他保持知觉的清明状态，则无论他可能行动的范围多么狭小，他依旧可以在自己心里说：不。意识和自 由于是合而为一。要想剥夺人的这种剩余自 由，唯有消灭他的意识。如果一个人的各种行动途径都被堵塞，这种自由可能显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然而它实在是整体而绝对的。沙特这么坚持很有道理，因为它使人得到他最后的尊敬——做人的尊严。”
作者接着举了笛卡尔的例子：
笛卡尔（1596年～1650年）在他著名的《系统的怀疑》里，从头到尾用的就是这种自 由：在那里，他只要发见有一丝可疑之处，则无论那个信仰多么言之成理，他都决意说“不”。对年轻睿智、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教哲学的沙特而言，笛卡尔是个特殊的英雄——一个思想的英雄，如果算不得行动人生的英雄。
作者最后总结道：
我们想象到最后一次抗敌运动的最后一位抗敌分子在卢比安珂囚房里说“不”；他说不，没有丝毫自利的动机，也不敢奢望后人会替他主持正 义；然而他还是说“不”，只因为他是一个人，他的自 由不能被剥夺。当年在荷兰那个具有历史性的旅店里，伟大的笛卡尔停下来静思，然后向魔鬼说“不”，那时候他投身的夜晚固然黑黝黝，但是还不及现在这个最后一人将要生存的地方。我们不能说，沙特没有给我们很好的警告。
而心灵鸡汤，则是让我们千方百计回避说“不”，与社会妥协，与生活妥协，与自己妥协。当你妥协之际，你也就消融在问题当中，不复存在了。
对恶说“不”易，对善说“不”难。对别人说“不”易，对自己说“不”难。而人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存在，对过去说“不”是其前进之基石，丧失了这个基石，他便停滞下来，只有那些敢于对自己的过去说“不”之人，才能继续前行。
春秋时卫国的大夫蘧伯玉“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便是极好之榜样，这句话生动地说明，年届五十的蘧伯玉依然是个活生生之存在！一个人是存在于过去，还是存在于现在与未来，端在于其能否对过去的自己说。当他不再对过去的自己说“不”时，他就只能存在于过去了；而当其能继续对过去的自己说“不”时，他就继续存在着，这一点与年龄无关。
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周有光先生（1906～2017）退休之前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专事语言文字之研究。他退休以后，大量阅读文化、历史、哲学、政治方面的著作，眼界大开，认为此前的自己是井底之蛙，晚年更是提出“文化之河是流动的，总是从高处流向低洼之地”“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等。他敢于对已经取得极大荣誉的自己说“不”，所以他就没有止步，一直存在着、年轻着，直至112岁的高龄。而一些中年甚至青年人，早早停止了思考，不敢或不能对过去的自己说“不”，于是乎，他们也就成为了一个过去的存在，一座活化石而已！
只有人才会说“不”，动植物是从不会说“不”的。请珍惜这个做人的权利，哪怕再多的诱惑、再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说“不”便是竖立人这个“1”字，当“1”倒下时，后面跟再多的“0”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O一九年四月十二日上午
四月十五日上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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