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董书昊、陈心想、张磊：“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关系强度”概念的二维视角及其意...

内容提要:强、弱关系理论的研究起点应是澄清“关系强度”概念的具体内涵。基于对三种关系强度操作化模式的梳理和讨论，本文指出，“关系强度”包含了“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而当前对“关系强度”的操作化，往往只反映了“关系深度”维度。本研究的实证部分发现，“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维度皆会影响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对“时间投入”维度的忽视，可能会阻碍当前关系网络结构性机制议程的推进。本研究表明，关系强度的二维操作化对中国“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关系强度；时间投入；关系深度

格兰诺维特最初并未给“关系强度”明确的内涵，而是仅指出了其可供操作化的四个方面：相处时间（amount of time）、情感强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度（intimacy）和互惠性服务内容（reciprocal services）（Granovetter，1973）。受经验材料和模型的约束，“关系强度”概念的解读与操作化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存在不同的方式。这种方法论上的分歧已造成不同研究结论间缺少可比性的困境。

本文建议将关系强度在“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个维度上分别进行探讨。具体来说，“时间投入”是关系双方互动的时间成本，“关系深度”则是双方对这段关系在情感强度上的体验。该建议主要基于三点考量：首先，关系中双方的时间投入和彼此关系深度并非高度相关，这使得研究中对关系强弱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化所侧重的维度。事实上，强弱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邱泽奇、乔天宇，2018）。其次，弱关系优势主要来源于关系双方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而网络异质性的产生以关系双方在时空上的相对疏离为前提，不考虑一段关系的“时间投入”维度，“强/弱关系”优势之争的实证依据并不可靠。最后，考虑到中国与西方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单纯基于西方社会所提炼的“强弱”二元概念进行分析，很可能会掩盖一些重要的跨文化差异，相比之下，从“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 两个更加具体的维度入手，可以得到更深的认识。

为论证以上观点，本文将分四部分展开：（1）对“关系强度”概念的操作化方式演变做简要梳理。（2）基于梳理和对“弱关系优势”理论的系统解读，阐述并论证“关系强度”概念的二维性。（3）从中国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出发，澄清“关系强度”的二维操作化在中国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4）基于对个人社会网络动员事件的分析，系统性检验与讨论本文的以上观点。

一、“关系强度”的操作化类型及讨论

应用强、弱关系概念，学者们探索了包括知识传播、创新和社会整合等诸多领域的议题。但不同研究中“关系强度”的操作化方式存在较大差别。这些操作化方式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频次统计”“亲密度划分”和“灵活设问”。

“频次统计”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关系强度”操作化方式。顾名思义，主要用“见面频次”（格兰诺维特，2008：41；Langlois，1977；Nelson，1989）来衡量关系双方的“相处时间”，强调强关系比弱关系在维持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找工作》（Getting A Job）中，格氏便将见面频次做了“经常”（至少1周2次）、“偶尔”（1年1次以上，但少于1周2次）和“很少”（1年1次或更少）的三等级划分。事实上，该操作化方式已很少被单独使用。

“亲密度划分”需要受访者汇报主观上和另一方的亲密程度。例如，让受访者选出家庭外六个最“近”的人，并要求受访者对每个人的“亲密度”进行打分评级（Wellman，1979），亲密度得分高的关系便属于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亲密度的评级与划分可以说是最为普遍的关系强度操作化方式（Jack，2005）。由于关系属性（家人、亲戚、朋友等）很可能与亲密度高度相关，所以，对关系属性的测量可被视为亲密度划分方法的一个变种。一般而言，熟人和一些间接关系（比如，亲戚的朋友）会被认为亲密度较低，是弱关系；而朋友、亲戚和邻居等关系会被视为亲密度较高，是强关系（Lin & Dumin，1986；Kramarz & Skans，2014）。在中国本土研究中，“亲密度划分”法更受青睐（童梅，2012；张文宏、刘琳，2013）。

“灵活设问”主要是参考受访对象的身份特征，询问一些有关互动情况的更为具体的问题，以此间接反映双方互动的深入程度。相比于前两种类型，这种方法显然自由度更高，且有被更广泛应用的趋势。它包括直接询问受访者对另一方的了解程度（Bian et al.，2015）；问双方是否会在多种不同场合下发生自主互动（Wellman & Wortley，1990）；或者询问一些科研工作者彼此间是否有私人关系，是否知道对方当前的工作（Murray et al.，1981）。

事实上，将以上三种传统类型进行组合的“综合型”操作化方式也很常见。比如：“频次统计+亲密度划分”（Lin et al.，1978；Hansen，1999），“亲密度划分+灵活设问”（Friedkin，1980），或三种类型皆有（Wegener，1991）。

“关系强度”的操作化方式有如此之多，不同方式的测量效度究竟如何？马斯登和坎贝尔是最早探讨“关系强度”操作化问题的学者，他们对不同操作化变量进行了整体检验。所得结论中，有两点需特别关注。首先，常用的预测项，如关系属性，对关系强度的预测效果往往并不好，这提醒我们在测量时最好直接从指标项入手。其次，不同指标项之间并不像格氏所假设的那样呈现高度相关性（Marsden & Campbell，1984）。总的来看，关系强度测量已基本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但本文认为，这些操作化方法，尤其是国内所主要聚焦的亲密度划分法，往往更侧重于关系强度的某个非时间维度，而处在其测量盲区的时间维度，对关系强度的分析探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二、“关系强度”概念的两大维度

最早提及“关系强度”时，格兰诺维特凭“直觉”认为，它是相处时间、情感性、亲密性和互惠性因素的一种组合，且该组合有可能是线性的（Granovetter，1973：1361）。审视这四个指标，似乎可以合并为这样两个维度：“时间投入”和综合表述情感性、亲密性和互惠性程度的“关系深度”。

马斯登和坎贝尔在构建模型时发现，相比于视关系强度为单一潜变量，似乎设置了两个潜变量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状况更好，并据此提出关系强度概念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关系维持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双方关系的深入程度（Marsden & Campbell，1984）。该思路无疑是开创性的。受他们启发，一些学者也使用其他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关系强度的多维性和时间维度的独立性（Mitchell，1987；Mathews et al.，1998），但未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继续分析多维性的具体意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结果间接证明了关系强度二维划分的合理性：朋友间互动的频次和二者亲密度不必然相关，互动频次减少了，朋友关系依然可以延续（Wiese，et al.，2015）；家庭、职场等社会结构，很可能为其间的个体提供了更多彼此互动的契机（Feld，1981；Feld & Grofman，2009），但频繁的结构性互动不一定意味着更深的关系。

关系强度的多维性在中国关系主义的社会情境中应该也存在，且不同维度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会更强。例如，通过“个人接触日志法”（contact diary），傅仰止分析了三个月内两名报告人各自的“一对一”人际接触情况。结果表明，“重叠网络中业已镶嵌可动用之社会资本，不必在日常接触中刻意投入时间资源来获取报酬”（傅仰止，2005）。这便有理由推测，一些嵌入度（embeddedness of edge）或信任度（Easley & Kleinberg，2010：58-59）较高的关系，并不与较多的时间投入相联系。另外，关系也不是静止、一成不变的（李继宏，2003）。在相当数量的研究中，研究者都分析过一些见面频次很少，但却能保持着很深情感的关系案例，例如出国的邻居或同乡（王春光，2000）。

可以用图1来展示这种二维视角：假设有一个体，我们将他的所有关系对象按与其互动时间的多少在横轴上依次排列。此外，我们还统计了每个人与他的关系深度。在关系强度的单维假设中，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应该保持同步增长（如图1虚线所示）。但显然会有一些诸如老同学、客户和亲戚等关系情况并不能用该曲线进行良好拟合（如图1实线所示），这说明了引入关系强度二维视角的合理性。

虽然关系深度与时间投入都是连续统概念，但仍可以用“多、少”和“深、浅”来分别地对二者进行划分，而这两个维度的交互，则进一步产生了四种理想型关系类型。

表1中的I和IV，实际上对应着传统概念框架内的“弱关系”与“强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常见也不太熟”和“常见面且很熟悉”两种关系类 型。而II和III则是二维视角下的新产物。我们猜测，II可以是围绕业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例如同事或城市小区的邻居。其特点是由于利益关系和地域因素，双方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互动和交流，但在互动过程中情感投入往往有限，因而互惠的义务性也较低。而III往往是一些具有亲缘或“类亲缘”性的关系，例如近亲远亲、老同学、老领导或老下属。由于其关系间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或特殊历史，即使缺乏频繁的沟通，也可以保持较强的情感联系和互报义务。

在引入时间投入维度的基础上，本文已简要论述了新的关系划分模式。面对国内以关系深度为主要操作化维度的现状，后文将进行两项理论工作以证明将时间投入维度引入关系分类系统的意义：（1）阐述时间投入维度对关系所发挥效用的重要影响；（2）论证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维度在我国社会情景中具有更强的相对独立性。

三、“时间投入”

——“弱关系力量”的重要维度

一般认为，互动较少的弱关系往往连接网络异质性更强的双方，故而弱关系更有可能传递在内容上颇具差异性的信息。同时，弱关系也更可能成为桥梁，联系两个相互区隔的群体（Granovetter，1973；Burt，1995）。该陈述促使我们回到“关系强度与双方网络异质性呈负相关”这一基本命题上来。对于该命题的合理性，格氏用“不可能三角”（forbidden triad）进行了阐释（Granovetter，1973）：A、B、C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主体。如果A与B存在强关系，A与C存在强关系，那么B和C之间大概率也会存在关系。显然，B与C关系的建立会提高三者社交网络同质性。

格氏对“不可能三角”命题从三点进行了论证：（1）由于有共同的朋友A，B和C接触的机会会增大，成为朋友的概率便会提升。（2）成为朋友的人往往会有些相同的社交特质（Feld & Grofman，2009）。考虑到A和C的关系很强，所以A与C在社交特质上大概率相似，同理A与B也大概率相似，那么B和C很可能具有相似社交特质，这便是产生友谊的基础。（3）认知平衡理论（cognitive balance theory）认为，假使C和A关系不错，而C已察觉到A和B关系不错，那么C就有和B维持正向关系的倾向，以缓解其心理紧张（psychological strain）。论证1说明，新“关系”的产生，与双方见面机会的多少密切相关。论证2说明，格氏所说的“关系”不偏向于指高度结构化、称谓上的联系（家人、亲属、同学）。因为结构化联系的产生很少基于双方接触过程中的投缘，更多来源于自然与文化的预设。论证3说明，格氏所谈的“关系”极具可塑性，其建立也依赖于主体自身意愿。总的来说，关系是不同主体间因持续地交流、接触才存在的一种纽带（肖鸿，1999）。

通过对“弱关系力量”理论的回顾，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推论：关系双方在互动中投入的时间较少，即使不是双方网络异质性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也应该是重要原因。因为，当关系双方没有对一段关系投入太多的时间时，哪怕这段关系很深，他们也很难与对方强关系所联系到的主体相结识。关系的建立总要基于关系双方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互动，即使个体在认知平衡的作用下打算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也需要一定时间与空间上的条件。当然，关系双方时间投入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双方网络异质性程度降低，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调节变量。由于这并非本文主旨，不做更深讨论。

对关系双方来说，其网络产生交集的可能性大小，更多被关系强度概念中的时间投入维度所反映——你和对方互动得越频繁，就越可能结识对方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因此，只探讨“关系强度”中的“关系深度”维度，“弱关系理论”并不能成立。将“时间投入”维度纳入“关系强度”的考量中，是“弱关系的力量”得以展现的重要前提。

四、国内研究中对

“时间投入”维度的忽视

在中国人看来，“关系”一词可能更侧重于“关系深度”维度。边燕杰（Bian，2006：312-314）便指出，关系指那些对偶的（dyadic）、特殊的情感性联系，有着促使关系双方进行特殊利益交换的潜力。在本土的生活和学术语境中，时间投入维度在“关系”意涵中的缺失，或许可以在文化与社会背景中找到解释，该解释涉及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与动力机制两个方面。

从结构性特征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分析中国社会关系特殊性的经典概念（费孝通，2004：35-36）。在“差序格局”中，高度结构化的框架缺少随时间而变化的弹性。以个体为理解的出发点，差序格局中的人们通过行动，对框架里不同圈层的人体现出普遍意义上的远近亲疏（胡安宁，2018）。尽管“差序格局”的描述对象是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但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传统儒家伦理逻辑并未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一个具体反映是，相较于美国社会，中国的亲属关系、工作关系和朋友等关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织，朋友关系并未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关系类型（林南等，2010）。

从社会关系的动力机制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最初是针对美国社会提出的，而在美国社会中，关系形成与维持的主要基础是互动，其特点是对象的可选择性；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其特点是先赋性，这种先赋性还普遍地泛化于正式组织和公众关系中（卜长莉，2003）。关系的存在、维持与强弱，并不主要是互动的结果，而更多基于自然与文化的预设。

以上探讨的启示是，中国式关系的意涵里，本身就有着关于信任、情感强度、互惠服务内容的文化约定，并非二人互动情况真到了某种地步的自然表露。所以，格氏操作化中位列第一的“相处时间”，自然地与另外三项——“情感”“亲密度”和“互惠服务”——相分离。如果研究中“关系强度”的测量，只能反映其关系的“关系深度”维度，而不能有效地反映“时间投入”的维度，那么，被我们判定为“强关系”的关系，也大概率可以成为沟通不同群体的桥梁。因此我们认为，对关系强度概念中的“时间维度”予以重视，不仅是操作化的必然要求，还可能成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

五、基于个人动员网络的经验论证

下文将以某“个人网络动员事件”为经验材料，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与论证。论证侧重三部分：（1）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与其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关系，是否在“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维度上发生分离，又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种分离。（2）学界常用的基于关系属性（家人、亲戚、朋友等）的测量方式，是否能较好地反映关系强度两个不同维度的情况。（3）考察社会网络中对主体提供较大帮助的个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对该段关系所发挥的效用在更为具体的“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维度上进行分析。

01

事件背景

2019年6月初，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计划当年年底全国ETC用户数量要突破1.8亿。某银行的A市支行于2019年6月印发营销方案，将ETC业务完成量纳入全员的绩效考核指标。年底前，每位员工无论是否在营销岗，都需至少完成100台ETC的发送任务。

银行职员D，男性，48岁，是该支行会计结算部门的职员。他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该行，至今已工作二十多年了。他被分到了100单ETC任务。按常理来看，ETC的采购、安装费用全部由银行负担，免费的ETC设备应该有很多人主动去安装，但实际上通过纯市场方式进行推广相当困难。在正常市场手段遇挫的情况下，职员D第一时间选择动员其社会网络，或者说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本去“营销”。本文将以职员D所发动社会网络的资料为基础展开探讨。

02

资料收集与整理

支行每天会向职工发布进度表。职员每完成一笔业务，其进度表中就会有该台ETC设备安装的时间和对应客户的姓名等信息。依照这张表单，笔者向该职员询问了其每位客户是通过何种关系途径找到的，并作了记录。

在动员社会网络时，通过电话、微信或面对面沟通等方式，职员D会先向一部分人说明任务情况，发布寻求帮助的讯息。首批收到求助讯息的人主要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帮助，一是在职员D处办理ETC，二是充当了信息媒介又帮助D联系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将事件中的每个人视作D先生社会网络中的节点，求助信息是从原始节点（D先生）发出，先到达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提供帮助的节点那里，再由这些节点继续向他们周边节点传递。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大体可被视为广播式搜索（broadcast search）（Watts，2004）。从此类模式事件中搜集到的数据资料，可涵盖个体关系网络较为完整的面貌。

以D先生所直接联系到的群体为样本，本研究调查了D先生与他们的“见面频次”“熟悉程度”和“关系属性”三方面的情况。其中，“见面频次”用来反映“关系强度”中的“时间投入”维度，“熟悉程度”用来反映“关系深度”维度。“关系属性”包括“家人或亲戚”“朋友”和“熟人”，关系双方在差序格局中的相应距离依次由近及远。

03

两维度的量化分析

D先生直接联系到的社会网络成员共有25人。从见面频次看，“至少1周2次”有1人，“至少1月1次但少于1周2次”有2人，“至少1年2次但少于1月1次”有9人，“1年2次以下”有13人。该结果偏向时间投入连续统的较少一侧。结论应是弱关系主导了此次求助事件。但从熟悉程度上看，D先生表示与其中15人“非常熟悉”，与5人“熟悉”，与3人熟悉程度“一般”，与1人“不熟悉”，与1人“很不熟悉”。该结果偏向关系深度连续统的较深一侧。结论应是强关系在被求助人中占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仅想判断D先生所依靠的关系中，是强关系更多还是弱关系更多，关系强度的“时间投入”与“关系深度”维度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另外，只有关系属性和熟悉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且相关性较强，为0.66（N=25，P<0.05）。该值与1988年边燕杰在天津调查后所求得的相关系数0.60（Bian，1997）相近。但两指标与“见面频次”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05（p>0.05）和0.16（p>0.05）。这说明，在D先生的求助动员网络中，关系人的“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并不高度相关。而D先生对“关系深度”的判断实际上与“关系属性”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在D先生的案例中，学界常用的关系属性和熟悉程度两种测量方式，都不能很好地反映“时间投入”维度的情况。

在“非常熟悉”的人中，见面频次较低的是一些亲戚和不在同一区县工作的发小们，其共性是与D先生差序距离较近，或者有相当长的关系史，但往往缺乏维持频繁见面的条件和契机。在那些见面频次较高的人群中，也有着熟悉程度“一般”的人，他是D先生因工作关系认识的，也就是所谓的“业缘”关系。那么，“业缘”“亲属”和“特殊关系史”三个因素，是否是造成同一段关系中“关系深度”和“时间投入”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此问题有待其他研究进一步探讨。

04

两维度上的关系效用分析

基于表1中对关系的二维交互划分，本文首先对25位D先生直接联系到的网络成员进行关系分类。对时间投入维度来说，见面频次为“至少1周1次”或“至少1月1次但少于1周2次”的关系被判断为时间投入多；对关系深度维度来说，“非常熟悉”的关系被判断为关系深度深。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维度都是连续统，分割点的选择并没有确定的标准，一般只需要体现出样本内个体间的相对情况。两维度上的划分交互出了表1中的I、II、III和IV四种关系类型。本文还对成员在此次事件中提供的帮助进行了量化，即每位成员协助安装的设备数量。

相关统计结果被汇总到图2中。在按照协助完成任务量排序后，我们对25位网络成员进行编号（1-25）。该图有两点需特别关注：第一，关系类型为III的网络成员对任务完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人数还是协助完成任务总量），其中的两位更是提供了远超其他成员的帮助；第二，两位关系类型分 别为I和IV的成员也显得非常突出，各自协助安装的设备都超过了10台。下文将对这些发挥突出作用的成员重点分析，以理解不同关系类型，或者说 时间投入与关系深度两维度与关系效用之间的联系。

1. 通过单位中的特殊位置提供帮助

D先生的社会网络中，协助完成任务量最多的是W 女士（编号：1）。

案例1：W女士和其丈夫，与D先生都是中专同学。十多年前D先生因为工作原因，从县城搬到了市区，和W女士的联系就变少了。但W女士一家和D先生一家，每年大年初一的晚上都会找时间聚会，多年从未间断过，彼此间关系非常好。几年前，W女士也在城区的一家煤炭事业单位的办公室找到了工作。为了寻求帮助，D先生给W女士打了电话。适逢单位要求每位员工必须给私家车辆安装ETC设备，W女士抓紧向领导报告，说认识某行的一位员工，是很要好的关系，不如让他来 给单位职员统一办理。在领导同意后，又以办公室的名义下发了通知，要求全体员工在D先生这里统一安装。

这一案例中，W女士与D先生尽管认识很久了，但是近期的互动并不频繁，每年只见面一到两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算相对较弱了。但W女士和D先生每年都有家庭聚会，时间又是定在正月初一，这种互动安排在寻常关系中很难出现。另外，W女士在领导面前将单位的ETC安装包揽下来的举动，毫无疑问地为D先生承担了风险，因为如果D先生不能办好这件事情，或ETC设备使用不便给其同事带来麻烦，W女士都会在单位损失“面子”，甚至会遭到非议。从“关系深度”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强的。

需要注意的是，W女士为D先生提供帮助时，并没有动员其自身的熟人或朋友网络，而是凭借其在单位中的特殊位置及相应的信息优势。客观上说，“关系强度”的“时间投入”维度对该关系在本次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影响是较小的。因为只要W女士考虑了与D先生的关系，感觉值得或者应该帮D先生这个忙，就足以让这段关系产生巨大效用了。这基本印证了边燕杰对于中国社会中“强关系”的论述，即“强关系”的高信任性，使其相较“弱 关系”更有利于获得权力机关的影响（Bian，1997）。只不过从“关系强度”的二维视角看，这种所谓的“强关系”只需“关系深度”足够深。

由此，我们推测，III和IV两种关系深度较深的关系，即使在时间投入上存在差异，但在获得某些关键人物支持上的效用并不存在太大差别，且相较I、II两种关系深度相对较浅的关系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2.通过自身社会网络提供帮助

在L先生（编号：2）的案例中，本研究发现，当被求助者是通过联系其自身社会网络成员，而非组织中的地位来提供帮助时，D先生与之有较深的关系深度并不足以充分发挥关系效用，还需要双方有较少的互动时间投入以保证较高网络异质性的存在。

案例2：L先生是D先生妻子的表弟，在本地某酒厂的营销网点担任负责人。尽管是亲戚，但据D先生和其妻子回忆，一年内D与其见面也不过3到4次。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L先生认识的人很多。他让D先生直接把十多台设备预留在了他这里，并主动学会了安装的方法，说可以由他代为安装。每有朋友到L先生处聊天或谈生意，L先生都会告诉对方ETC任务的事情，希望得到对方的帮助。

一年3到4次的见面频率不高，这段关系在“时间投入”维度上是比较弱的。尽管上面的分析着重强调了“关系深度”的重要性，但当L先生是通过社会网络为D先生提供帮助时，“时间投入”维度就并非那么无关紧要了。试想D先生和L先生在关系上投入了较多时间，D先生就有可能认识L先生的那些伙伴，那么L先生作为重要中介的作用便会打折扣。案例2与其他学者论文中的案例有共通之处：W先生开了一家木器厂，后来他的生意合伙人选择离开他，自己做生意。那些合伙人和W先生的关系深度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帮助W先生间接联系到了更多的新朋友，接触到了更多的信息（Zhang，2016）。因此，“时间投入”维度很可能与双方网络异质性高度相关。正是因为D先生和L先生比较少的互动频次产生的网络异质性，才让L先生有可能提供较大帮助。

对此，Y女士（编号：4）可以作为另一例证。她是D先生的妻子，由于她和D先生见面频次很高，所以认识的朋友也大都与D先生重合，尽管从关系深度出发她对D先生有很强的帮助倾向，但由于和D先生的网络同质性限制了她的能力，她在协助完成的任务量上并不是最多的。这基本印证了格氏的理论，“ 弱关系”在信息传播中充当了桥，联系到了更多个体（Granovetter，1973）。只不过，这种所谓的“弱关系”，可能更强调“时间投入”足够少。

一个合理的疑问是，L先生和D先生的关系网络并不是异质性最强的，但为什么L先生通过自身社会网络提供的帮助是最多的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D先生和L先生的“关系深度”在亲属当中也相对较深，L先生具有更强的帮助动机。

结合表1中的类型划分，可通过图3进行这样的表述：对于I型关系（通常所说的“弱关系”），尽管双方网络存在较大异质性，但由于关系深度比较浅，被求助人可能没有充分的动机去启动这些异质资源；对于IV型关系（通常所说的“强关系”），尽管被求助人很愿意去充分发动他的社会网络，但正如格氏所陈述的那样，双方网络同质性太强，本身可供运用的异质性资源不多（就像Y女士案例中的情况）；而III型则相当特殊，因为较少的时间投入与较深的关系深度既保证了异质性资源的数量，又保证了被求助者有足够的动机发动这些资源，这可能也是L先生能提供相对更多帮助的原因。如图3所示，这些关系类型分别对应了“帮助动机缺乏”“理想组合”和“异质性资源缺乏”三种情况。从这种思路出发，理论上看，II型关系（时间投入多，关系深度浅）凭借社会网络所能提供的帮助，会面临着帮助动机缺乏和异质性资源缺乏的双重限制。

3.两维度视角下关系效用的复杂性

当被求助者通过单位中的特殊位置提供帮助施加权力或影响力，就像在案例1中所看到的，“关系深度”越深，该段关系就越重要，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而“时间投入”对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当被求助者以信息传递和施加较少“人情”等形式提供协助时，就像在案例2中看到的那样，“关系深度”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投入”较少从而让关系双方社会网络产生较大异质性的事实也不能被忽视。

笔者尝试给出如图4所示的概念框架来对以上探讨进行总结。1、2两条操作化路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即将关系强度分两维度进行探讨。路径3中，“时间投入”是衡量关系双方网络异质性的关键维度；路径4中，“关系深度”是衡量双方“信任/互惠倾向”的关键维度。虚线路径5和6的预测效果存疑，原因在于“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两维度的不相关——对路径5来说，业缘关系中的高“时间投入”，未必能产生较强的信任与互惠倾向，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超过亲属间的那种程度；对于路径6来说，差序格局或特殊关系史，让关系很深的双方同样可以因低频次的交往而产生较强的网络异质性。最右侧的路径7和路径8，代表“网络异质性”和“信任/互惠倾向”对关系效用的影响，相关机制必须结合具体事件进行分析。

六、结论与议题展望

通过澄清时间维度的独立性和其重要理论价值，本文强调了在本土研究中将时间投入维度引入关系分类体系的重要性，并基于经验材料印证了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同时简要探讨了二维视角下关系强度与关系效用之间的联系。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个案在总体代表性上缺乏说服力。其次，D先生社会网络中没有私家车的人，或本身有熟人在银行业工作的人，都更不易被纳入样本，使得统计量存在偏差。最后，本文的分析只限于线下面对面互动。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探讨有些“陈年旧事”的意味（陈心想，2019a：25）。网络社交有其特殊性。例如，在线上网络中，跨越很长社会距离的关系和那些嵌入小圈子之中的关系在强度（以互动频次为指标）上几乎相同（Park et al.，2018）。

基于以上探讨，本文提出关于社会网络理论尤其是“关系”研究未来有待展开的三个议题：（1）一般化议题。“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关性如何？在不同关系属性中相关性如何？（2）检验性议题。在笔者所看到的国内研究中，少有将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同时进行测量和分 析的。如果将其同时纳入模型，是否能有新的发现？（3）中国化议题。传统的关系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惯习（边燕杰、缪小雷，2020），为快速分化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团结机制。这种抵抗社会原子化的机制是否正是“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能够成为两个独立维度的根本原因？以上探讨可以作为接续两种传统的切口，即中西的对接和古今的对接，推进社会学中国化（陈心想，2019b）。

我们认为二维视角还具有更大的理论潜力。例如，在“社会网络的社会影响及社会传染”议题中，无论是理论模型（Watts & Dodds，2009：475-497）还是实验的研究设计（Bond et al.，2012；Centola，2010），很多研究都预设个体（节点）能够迅速得知周边个体（邻节点）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变化并受到其影响（网络平台的互动接近这种情况）。但在线下社交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时时传达信息的“连线”，一切信息的传递都是依托离散在时间流中的一次次互动完成的。因此，分析关系双方的彼此影响时，除了必须考虑到关系深度问题——关系更深的人对个体可能产生相对更大的影响（Christakis & Fowler，2007），也必须考虑到双方时间投入的问题——更频繁的互动意味着某一个体的行为决策变化能更为快速地被另一个体观察到。

总的来说，“时间投入”和“关系深度”维度在不同事件中所起到的复杂效用，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