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旧事：看电影
晚上，宽阔的场地，上有漫天的星斗或朗照的月光，不用花钱购票，无需排队检票，不用召集，无需催促，无数的男女老幼自动涌向这里。他们或坐或站或蹲或卧，目力都交集于前方正方形白色幕布上。那上面如魔法一般，不断变换着场景，不断变换着声音，演绎着生活的情节。时而千军万马，时而一人独步；时而杀声震天，时而寂静祥和；时而雨骤风狂，时而日丽风和；时而紧张，时而低徊。两个小时左右的起伏跌宕，驱散了乡民们一天农活的疲劳和困意。看到动情处，鼓掌、喊叫、流泪、大笑、捶胸、顿足。
单调枯燥的乡村生活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情调。对于生活在上个世纪六七时代的乡村农人来说，这种场景，何等的熟悉，又是何等的温馨。这是六七十年代在乡村看电影的情景。六十年代在乡村看到的电影，基本上都是黑白和普通银幕的电影，进入七十年代渐渐有了彩色和宽银幕电影。
我记忆中在村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六十年代中后期，我五六岁的光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下过雪不久，街道上还有积雪，晚上又结了冰，路面又硬又滑。母亲高兴地领着我，大姐二姐拿着木板凳，跟在后面，奔向村里演出的地点。街上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我们摸着黑，走在凹凸不平的村街上， “咔嚓”、“咔嚓”，深一脚浅一脚，塌着积雪。尽管加着小心，我还是“哧溜”一下滑倒了，四肢朝天，摔倒在地上。好在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地上又有积雪，没有感觉疼痛。母亲连忙一把抓住我，想扶起我来，结果也滚到了地上。两个姐姐赶紧过来，扶着母亲扶着我慢慢起来。两个姐姐用手把母亲和我身上前后拍了拍，母亲摸摸我身上的衣服，还没有湿，平静地说：“不要紧，赶紧走吧，小心点就是了。”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
演出是在大队院子里，离我们家不太远，一会儿就到了。院子里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正往这里赶。人声嘈杂，大呼小叫。母亲说：“就是这里了。”但见，人群的前面竖起两个高高的竹木杆，竹木杆距离三四米远，每个杆子各用两根结实的麻绳向左右紧紧斜拉在楔入地下的钢钉上。两个竹木杆中间拉起一块正方形白色幕布，幕布有两三米见方。幕布下方离地一米多。一个竹木杆的中间还悬挂着一个小箱子。
一个邻居招呼母亲过去，母亲领着我，在邻居那里挤了位置。大姐二姐自己在离我和母亲不远的地方也找了位置坐下了。我坐在母亲胸前，母亲怕我冷，用来时带的一个被子把我围起来，只把头露出来。母亲和周围的人寒暄着，这时人越来越多，也都像我们一样，拿着凳子或椅子，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厚厚的棉帽，裹着棉被。
坐等了一会儿，声音陡然响起，只见从上方笔直地射出道道不断交错变换的光线，前方白色幕布上出现了不断变化的画面。人们好像接受命令一样，自动停止了吵嚷，都把目光投向幕布上幻化的场景。那场景像现实生活一样，很是新鲜。仔细一听，声音是从那个竹木杆中间的箱子里发出来的。我尽管穿得厚实，外面又裹着棉被，可时间长了，两脚还是冻得发麻，中间母亲让我站起来跺跺脚，就好了。演出持续了很长时间，也不时看到有人站起来剁脚走动。
其实，那场电影是什么故事，我懵懵懂懂。我母亲说电影名字叫《李双双》，李双双是一个农村妇女。她性格火辣爽直，热心集体，敢于与落后自私现象作斗争，还帮助丈夫喜旺提高思想觉悟。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故事讲得生动完整。我听得也有些着迷，就问母亲什么时候还去看电影，母亲说，等着吧，也许过些日子还会有的。
十年文革的魔咒，胁迫了那一代人的心灵。胁迫了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胁迫了我的小学初中以及高中第一年。文学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唯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乡间的学校，可悲得连鲁迅在金光大道上行进的影子都难以瞥见。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上的，初中高中是在距家五六里之遥公社中学读的。乡村学校，学生除了课本之外，见不到其它读物，也没有图书馆，没有阅览室，文娱活动就是唱语录歌曲、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朗读毛主席语录，一遍又一遍。报纸也只是学校老师或是大队上才有，而且少得可怜，小孩子哪能得到呢；即便得到了也看不下去，那报纸多半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篇篇文章像棍子，行行文字似火药。
传统文化几乎灭绝的同时，又疯狂造神拜神。家家户户居室北墙的中间张贴着他老人家的巨幅画像，他老人家两眼目光炯炯，注视着居室中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居室的哪一个位置，他老人家都在凝视着你，仿佛能洞彻你的五脏六腑。哪怕你私心杂念一闪，也逃不过他洞察秋毫的眼睛。画像两侧红纸黑字各竖写一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或“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画像的下方或竖放或摞放着红皮“毛选”4卷。每卷封皮上都用金子写着“毛泽东选集”，分别标注着1—4卷。人人都会背诵几段他老人家的语录，人人都会唱几段样板戏，人人都把他老人家头像戴在胸前。但无论懵懂的学生还是文盲的农人，有几人能读下去这几卷红宝书呢？只当神龛一样供奉而已。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之后，这种情况虽稍有改观，但文化的荒漠和对他老人家的膜拜未见多大改变。
乡村人家，条件稍好一点儿的，能买一部收音机，能听到的也只有新闻、联播小说、样板戏、革命歌曲。况且一家好几口人，难以满足每个人的口味。条件稍好的人家，逢年过节时给孩子买一个“小人书”（连环画）。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之后就是东家走西家串，坐在一块儿，无聊地扯淡，扯累了扯困了，各自回家。回到家，多半牙也不刷，脸也不洗，脚也不擦，倒在泥土炕上就睡；倒也简化了不少城里人或文化人作息生活的程序。小孩大人都处在生活单调、思想愚昧、精神麻木而饥渴的状态，偶尔看电影便成了大人小孩最喜欢最渴望的一项娱乐活动。天天盼着放电影，就像盼过年过节一样，甚至超过了对过年过节的期盼。
那时，公社（那时不叫乡镇）有一到两名放映员，有一部电影放映机，一个公社有20多个大队（那时不叫村），放映员定期到县发行放映公司租领电影片，然后轮流到各大队放映，一个月左右每个大队轮到放一次电影。到了麦收或秋收时节，轮到的时间还要长些。
村里每次放电影都通过大队高音喇叭告知村民。每当村里高音喇叭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我们都竖起耳朵，向大队高音喇叭的方向望去，期待着里面传出放电影的消息，可很多时候，它传出的不是这个消息，我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课也没有心思听，活儿也没心思干，饭也没意思吃。其实，大人们何尝不是这样，只是岁月的风霜练就了他们对于无聊与无奈的极强承受力，不像孩子把焦灼的情绪表现在脸上和行动中罢了。听得出来，广播放电影消息的人，兴奋度比平时广播其它消息也要高出很多，因为他也很焦渴，他也懂得孩子和乡民的期待。
那时一听到广播说晚上要放映电影，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会兴奋起来，做各种准备。很多人家，要把亲朋好友接来，年轻人还要把自己未过门的对象接来，一起度过这不是节日胜似节日的夜晚。
如果是夏天，大人就要嘱咐我们，中午要好好睡觉，到晚上看电影不困。我们也比平时分外听话，安静地躺在炕上睡一会儿。要是在平时，我们才不把大人的话放在心上，等大人一睡着，就蹑手蹑脚偷偷溜出去玩了。这天下午大人们也会早早从地里收工回家，很快做好了晚饭。天一擦黑，家家户户就吃完了晚饭。大人纷纷带着板凳马扎椅子等，要是冬天还带着被子，涌向放电影的地点。我们小孩子一抹嘴就什么又不拿，连蹦带跳去那里抢占有利的位置了。夏天，有不少成人也像孩子一样，什么坐具也不拿，去早了，一屁股坐到地上，或把两只鞋子脱下来当坐具，或随便捡些砖头石块破木头之类废弃的东西放到屁股底下当坐具。
平日里，我们也常常在晚饭后跑到街上故意制造虚假的消息，大声喊叫：“来电影了，看电影去，打仗的，快去，晚了就没地方了……”引得不少孩子大人出来询问究竟。一些孩子大人还信以为真，手里拎着坐具，兴冲冲地奔向放电影的地方，结果是空喜一场，叫骂一番，悻悻而回。我们这些散布假消息的人背地里笑得前仰后合。
村里子放电影一般是在大队的院子里或村子的中心部位，免得远一点的村民有意见。去早的很多孩子都坐在放映机的旁边，为的是近距离看看放映机什么样，电影胶卷什么样，放映员怎样放映。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了，也不能坐了，只好站着看了。站着也看不见的人也有的是办法，有的骑到墙头上，有的上到房上，有的爬到树上。
也少不了邻村人来看电影的，以十几二十几岁的孩子为多，他们成群结队，有时他们比本村的人还要早，抢的位置比本村要好。经常和本村的人为了位置而吵骂甚至殴斗。
也有一些人喜欢在银幕后面看，多是一些来的晚的，也不乏一些大字不识的人。在他们看来，看电影无非是看热闹的画面听热闹的声音，知道一个故事而已，从正面从后面也没有什么区别，字幕成了多余。在后面看，省得拥挤，可以随便坐卧。夏日里，他们干脆仰卧地上，四肢叉开，一边看着电影画面，一边看繁星漫天，说不定什么时候睡着了，好不惬意。
那时没有今天的数字电影，电影都存储在长长的胶卷中，胶卷缠放在圆形铁盒之内。开始是一台放映机，放映时一盒胶卷一盒胶卷放映，一盒胶卷放映完，要间隔一会儿换上另一盒胶卷才能继续放映。后来配置了两台放映机，这台放映的胶卷放映，早已装好胶卷的另一台马上接着放映，就没有间隔了。一部120分钟左右的电影大概有六七盒胶卷。遇到人们都爱看或者重要的电影，同一个晚上要两个或多个村轮交替着放映，放电影的几个村每个村找一两个人骑着自行车专门负责到放电影的村里送取电影胶卷。
多数情况下，放映的都是人们喜欢的故事片，偶尔也放映科教片、纪录片等。那个年代绝少有谈恋爱的电影，多是演绎阶级斗争为纲的电影。最多的就是战斗故事片，这也是大人小孩最喜欢看的电影，只有一听说放映打仗的电影，有时连饭也不顾不上吃，就早早去等着了，担心去晚了没有好位置，看得不过瘾。如果听说邻村放映打仗的电影，几个小伙伴一招呼，一溜小跑就走了。那时我们看的电影《李双双》《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南征北战》《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打击侵略者》《奇袭》《三进山城》《英雄儿女》《艳阳天》以及8个样板戏的电影，还有译制片《卖花姑娘》《伏击战》《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多数都都跟战争有关。有的看了好几遍，依然恋恋难舍。
较长的影片放映之前，也常放映时间很短的新闻纪录片，多是记录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活动的电影。像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接见外宾，到各地视察等。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1976年夏天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他老人家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从银幕上看去，他老人家的头靠在沙发上，好像瘫软在那里，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嘴蠕动着，不知说着什么。当然一切都由操着普通话的解说员代劳。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冥冥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不敢对任何人说。那以后，好像是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他老人家以后不再接见外宾了。没想到，那一年的9月9日0时10分，他老人家就撒手人寰了。那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应验了。
电影与那时的形势一样，立场鲜明。几乎每部电影的开头都有一段他老人家的语录为“导语”，一边显示字幕，一边是解说员用慷慨激昂的语调朗读。影片里的故事往往以革命的成功和英雄的胜利，反革命失败和敌人的灭亡而结束。正反人物脸谱分明，正面人物都高大英俊、完美无缺；反面人物都面目丑陋、穷凶极恶。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言行中模仿起来。
一部感兴趣的电影看完后，连续多日，大人小孩依然热度不减。大家把电影里的故事拿来作闲谈的主料，添枝加叶叙述一遍。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中的人物进行褒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对于看过的电影，总的评价极其概括：“好看”或“不好看”。对人的褒贬也简单得只剩下了四个字：“好人”或“坏人”。
看过某部电影的人，在没有看过的人面前，绝少不了一番炫耀，仿佛自己多么了不起，多么有本事，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电影。这当中也少不了掺杂电影之外的生动故事。那些没有看过某部电影的人，在看过电影的人的面前，就像矮了一头似的，瞪起一双眼睛，竖起两只耳朵，听人家眉飞色舞的叙述电影故事，时不时询问一些感兴趣的问题，等待着人家的解答。
遇到周围邻村放电影，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几个甚至是十几个孩子聚集在一起，说走就走。夏天，沿着通往邻村的泥土路，走跑，打闹，说笑。如果是冬天，我们就穿越野地，有时还要经过结了冰的小河。几里地、十几里地，一会儿就到了，一点也不觉得累。回来的时候就不同了，不着急，慢慢地走，连玩带闹。要是夏天半夜饿了，还会去田间寻找能吃的东西，如茄子、黄瓜、枣，秋天的时候火烧玉米、烧红薯。瓜地，是半夜看电影后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脆瓜、甜瓜、西瓜，既爽口又解饿又解渴。夜半时分，看瓜的多已睡着了，我们悄无声息接近瓜地边缘，伏在地上，仔细观察瓜棚和四周，伴着虫鸣和蛙声，有时能隐隐地听到看瓜人熟睡的鼾声。觉着没有什么异常，就悄无声息地把裤子脱下来，用柔软的细草把裤口扎紧，提起裤腰处，俨然两个大口袋，进入瓜地进行一番“扫荡”，收获不小，能吃上好几天。当然，实施这种行为，一般是在人少的时候，几个平时很铁的伙伴，人多了是不敢去的。
有一年麦收过后，晚饭后我们七八个人，在街上玩了一会儿，听到有人说西南的瓦屋辛庄有电影。我们没有犹豫，几个人说走就走，还没有出村又遇上了几个，有人提议，有点晚了，我们还是抄近道。我们借着上弦的月光，穿越半人高的玉米地，弄得玉米叶子“哗哗”作响。忽然前面一个人“嗷儿”地一声，惊叫起来，原来走在最前面的人发现了一个坟头，像是刚刚埋了死人的新坟，坟上还插着纸幡和纸钱，风一吹，纸幡和纸钱瑟瑟抖动，接着好几个也都看见了。不知谁惊恐地喊了一句：“快跑，有死人。”于是我们十几个人绕过坟头，在田野里没命地往前狂奔起来。跑了一阵儿，只听得“扑腾，扑腾”，原来跑在前面的几个人跳进了河里。我们后面几个人惊恐万状，也一个跟着一个跳进了进去。河面有两三米宽，河水齐腰深。我们上来以后，下身全部湿透，上身也溅湿了不少。过了河，估计离那个新坟很远了，就不再跑了。一个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才知道，前面的人是脱了衣服过河的，他们的衣服没有湿，过河之后把衣服穿上了。我们后面没有脱衣服的几个人，把下身的衣服脱下来拧了一下，又赶紧穿上。继续赶路，接近村边的时候，就听到了电影放映的声音。知道电影已经开演了，我们还是来晚了。那以后，我们去邻村看电影再也没有抄近路从野地走过。
去邻村看电影扑空的时候也是常有的，那大体是某个人故意制造虚假信息，或是得到消息的人，没有认真核实消息来源，也懒得去核实，或者说在村子里实在是无聊至极，就是为了找一个由头去邻村走一遭，一群小伙伴趁机在一起不受约束地玩一玩。也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无”的心态，情愿上当，也不愿晚上早早窝在家里听父母唠叨，或在村里百无聊赖。
很多时候，我们去邻村看电影，是不和父母说的，抬腿就走，家里孩子多，又不跟父母在一个屋睡，也有不少孩子不在家里住，晚饭后就出去了，晚上干什么去几点回来，父母是不大关注的。去邻村看电影有时也少不了好事的大人，他们跟不会说话的粪土、庄稼、牲畜折腾了一天，也是无聊，晚上出去散散心，看看邻村的夜景，兴许还能遇到点新鲜事，也好拿来当做闲暇时的谈资。
上初中的时候，五月的一天早上，同学们刚从十里八村来到学校，快要上课时，班主任来到教室，对我们说，我们今天不上课了，到永清县城电影院去看电影《南征北战》，是新拍的，跟过去拍得不一样。全校学生都去，演出时间是上午九点半，九点二十分之前必须入场，不能晚，晚了门就关了。从这里到县城13里地左右，自己想办法去，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们，班长带着大家一起去，实在去不了的就放学回家，明天再来上课。现在还不到八点，要去的，赶紧走，顺着西面河堤上的公路一直往东北方向走，什么时候走到人多热闹的街道，什么时候就到了。
这个消息就如同给全校学生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以前看电影都是晚上、露天，这次是在县城电影院。县城什么样？多长时间才能到？电影院是什么样子？有多大？能放多少人？白天怎么放电影？兴奋、惊异、好奇、新鲜，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心情。13里地，县城，我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也从没有去过县城，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去过。上学来的时候绝大多数没有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普通的农家能有一辆破旧的28自行车，那是一家人出远门或载重的工具，一般是轮不到上学的孩子用的。
班主任动员之后，就骑自行车走了。班上少数几个骑自行车的同学，每个人又带着一个人，跟在班主任后面。少数几个同学回家了，大多数人聚在一起，沿着永金渠右侧大堤的公路往县城方向行进。县城在东北方向，当时公路还是土路，只是比一般的路要平坦些。有个同学说了一句，我们快跑吧，要不就赶不上了。说着，我们四五十个徒步的学生，跑了起来。跑累了，我们就走；走一会儿，接着又跑。汗水模糊了双眼，同学们用手抹一把，不敢停步。几十人，快慢不一，稀稀拉拉，在大堤的公路上，有二三里之长，不时有汽车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终于到了永清县城，衣服也湿透了，脸也变得花哨了，看到了电影院。
电影院在永清县城中部大街的东侧，影剧院大门上方嵌刻着青灰色“永清县影剧院”几个大字。班主任已经在电影院门口向我们招手了。班主任把同学们召集齐后，就带着我们经过检票口进入了影剧院里面。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就剩下中间靠后的一些座位还是空的，班主任让我们坐在这些空位上。影剧院里面很宽敞，有很多座位，从前往后有很多排，每一排又有很多座位，座位后面都有号码。屋顶上间有不少灯，前后左右的墙上也装有灯，灯光昏黄，左右各有一个通向外面的门，正前方是很大的白色幕布。班主任说，如果解手，可以走左右的门，外面就有厕所。
坐了一会儿，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铃声，跟着，上面的和前后左右灯大都熄灭了，只见从后面上方射出了一道道色彩不断交错变化的光线，正前方的幕布上出现了画面《南征北战》，还是彩色的，声音也跟着响起，电影就开演了。吵闹的声音也随之慢慢地消失了。
电影结束后，我们沿着原路经过学校回家了，到了家里，父母也非常着急，责怪我今天为什么晚才回来。我如实说了，父母听了又是惊讶又是兴奋，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白天在屋里还能演电影，还是去县城，说我见了世面。
七十年代的时候，如果哪个人偷了生产队的物品，或搞了什么“破坏”活动，被村里的治安员或民兵连长等大队干部逮着了，上纲上线无情地批斗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惩罚措施：被惩罚的人出钱，由大队干部请公社的放映队为全村放电影。晚上放映之前，让被惩罚的人站在银幕前面，向看电影的父老乡亲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所犯的“罪行”并表示悔改，然后由大队干部对其进行一番“罪行”的揭露和批斗，别人也可以站出来对其精神的甚至肉体的攻击，完毕后，宣布放电影。被惩罚的人是不能坐着看电影的，他只能规规矩矩，站在银幕一侧，垂着头，听着电影里热闹的声音，偶尔抬头看看电影的画面，他哪里听得进去呢？哪里又能看得进去呢？放映结束，人们都走了，他也不能走，帮助放映员收拾完放映工具，在大队干部允许下，才能回家。
一些少男少女来看电影，他们的兴致常常在电影之外。正值妙龄时期的男女，一个钟情，一个怀春，这是他们私会难得的时间和空间。胆小的，盼着喜欢的人出来，自己借机多看几眼；或者遇上心爱的人，说句话也是满足的；更希望与心爱的人撞个满怀……。胆大一点儿的，趁此良辰美景与喜欢的人约会，但他们也绝不敢坐在人多显眼的地方招摇。在人影稀疏灯光阑珊不惹人注意的地方，他们一边观赏曲折的故事，一边相拥呢喃。有的干脆溜出放映场地，电影也不看了，来到僻静之处，独自排解男女干柴烈火的焦渴。
那个年代的农村，大部分人对于“恋爱”一词，似乎很陌生，也很冷漠；知道的人，也不敢去触碰。朗朗白天，大庭广众，青春期的男女多半没有胆量长时间在一起说活，更没有胆量在一起卿卿我我。如果那对儿男女敢打开世俗的“篱笆”，一旦被发现，“流氓”“破鞋”“不要脸”等秽语就会铺天盖地而来，乡民的唾液可以把他们淹个半死；倘若他们的父母得知，又不和父母之意，责骂、棍棒就会随之而起，父母的意志也完全可以把他们致残。
那时村里放电影，也经常遇到停电的时候，大人们有的回家等着，也不少人坐在那里闲扯，等着来电。我们小孩子是不愿意回家的，家里哪有外面追逐打闹的自由开心，等到很晚还是没有电，那种沮丧的心情就可以想象了。到后来，放映队配置了发电机，再也不用担心停电了。
80年代以后，电视渐渐走进了乡间农家，先黑白，后彩色，发展到今天的网络时代，虚拟世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电影随地随时可看，制作和放映的技术和手段也有了飞跃的进步，可是人们却渐渐地远离了它。我虽然偶尔看一看今天的电影，但全然没有了当年露天电影那种情调那种感觉。
2009年10月10日
2018年1月31日修改
作者简介：牛志强，河北省永清县人，1983年7月毕业于河北廊坊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现河北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现任职于邢台市二十冶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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