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静、张吉武 : 乌头宰相魏裔介其人其事 [下]
当时清廷是一个庞大的吏员体系，除部分有作为的官员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拿着皇上的俸禄，而整日庸庸懒懒、碌碌无为，他们不但是清廷的累赘，更是广大民众的负担，因为他们的俸禄说到底是从民间百姓身上征来的。要想减轻百姓这不必要的负担，必须要在朝廷内部实施改革，也就是要去掉一些吃空饷、白拿或多拿俸禄的人。这里面尤其是八旗中因南下灭明为清廷立下战功的功勋、贵族们，他们有的被世袭高封，称为“铁帽子王”。这些人，恃才高傲，因其一人之功，而荫及亲属多人，世袭其爵位、俸禄，无疑给清廷、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魏裔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改革这“世职袭例”制度。在他未奏请之前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主张，将触及的不仅是一些满贵的利益，甚至是皇权，及整个朝廷的动荡，将有掉头之祸。然在其心目中普天下的百姓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即使为此抛下头颅为了亿万大众也将在所不惜。坚定了信念之后，魏便着手起草“更定世职袭例”之疏。
该疏很快就放到了顺治的案头。果其不然顺治帝的反应与诸满贵大臣一样，认为自魏裔介入朝以来朝廷对其倍加赏识，让其“越众优升”，如今其不思报恩，反而扰乱朝纲，实是辜负了自己对其希望。这是“变乱成例”的举动，想颠覆朝政（说到这里要说明的是：他们哪里知道魏裔介入仕的初衷？）。顺治帝便严令吏、刑二部对魏裔介议罪。
部议后魏裔介被革职。但是顺治帝还是念及与魏多年来的“莫逆之交”，是自己最赏识的汉臣，是难得的有功大儒。于是仅对其处以罚俸一年，并革去太子太保荣衔，令魏“戴罪留任，照旧办事”这是给了魏裔介最大的面子。可自从经历此事后，顺治帝开始对魏裔介有了新的看法（似乎隐约发现了魏的什么），自此魏多次遭到顺治帝的申斥。然而魏裔介则对此毫无顾及，仍认为顺治帝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为了自己的目的与信念，依然对朝疏言很多，“皆关国计民生之正论”，力图以此方式“振刷”自己的“过失”。
魏入朝十多年，“越众优升”当时甚得顺治帝赏识。顺治帝对魏裔介“言听计从”，招来了其他满汉臣子的嫉恨。同时，魏裔介也最嫉恨那些溜须拍马、暗下放黑箭者，尤其讨厌一些伪君子的汉臣。他认为这些汉臣一身的才学，且深谙中原一带广大百姓的疾苦生活，可就是有辱自身职责，所施之策不为关内的百姓着想，只知虚伪地讨好满贵。魏裔介对此深恶痛绝。比如：顺治十三年，弹劾大学士陈之遴营私植党，陈被发配辽阳；十七年六月，他以大量的事实，揭发了时为大学士成克巩、刘正宗“相为比附、蛀国乱政”，顺治帝亲自览疏查实后，非常震怒。考虑到事情的重大，却也埋怨魏不及早举劾以致拖延至今。于是，便下旨连同魏裔介一并革职。正要施展抱负的魏裔介，只得暂时地离开这供事多年的政治核心。
次年，顺治十八年正月（１６６１年２月）顺治帝福临，因疾去世。八岁的康熙即位。当时魏因被革职正闲居私寓。由四满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当时的孝庄皇后对四满臣辅佐自己的孙子，无论从治国理政的能力上还是皇权上等都不放心。要说明的是魏自入朝后不仅得到了顺治帝的赏识，还一直受到很有智慧的超凡女人孝庄皇后的暗暗器重。如今到了非常时期，孝庄想到了魏，汉臣中以魏的能力足能巧妙地制衡四辅臣。为此孝庄后，利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对四辅臣晓之以理，说服四辅臣让魏复朝。经孝庄的努力魏与顺治十八年的四月，也就是顺治逝后的三个月，被复原官，入朝供职如故。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农历三月复加太子太保荣衔。五月改升吏部尚书。康熙三年农历十一月（１６６４年１月）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再入清廷政治核心。当时鳌拜势焰日炽，四辅臣之间论事，时常争执，魏时常站在中间调和异同，解决纷争，趋利避害，最终定下的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决策。
顺治去世的当年，即面临着顺治帝葬于何处的问题。勘察皇陵地寝这是一件大事，非有学问深醇、朝廷信任的大臣担当此任才行。魏裔介不但精通儒术，对于八卦易经、阴阳时历等也颇为精通。为此为先帝勘察陵寝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在了魏裔介身上。可巧的是先前魏常伴随顺治帝游猎于当时直隶京畿的蓟州、遵化一带，这里山势奇而不险，植被茂密，小溪遍布，虫兽等生灵众多，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当年顺治帝曾与魏无意中说过，“此盛地将来可作朕之寿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如今为其勘察陵寝的人正是顺治帝先前的知己魏裔介。这年的九月，魏裔介带领钦天监汤若望等诸臣前往蓟州、遵化一带“匹马往来于马阑峪，狼儿窝，龙涧峪等处”。相视、察算地形，来回折返几次顺治帝的陵寝终定。这就是现在的清东陵。
当清政府在四辅臣的操控下与顺治十八年的七月间欲再次向民间加派赋税五百万两时，魏裔介当时补职未久，但对此事之弊深表关注，对于这样有损百姓的事，魏绝不袖手旁观。于是他急忙上疏制止：“近闻各地之民，虽然能勉完此项摊派，而民间依然人穷粮贱，倘此如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有难以用笔舌来形容者。若如此加派稍遇凶荒，百姓必流离死亡”。据他审势后建议“应合计一下国库之需，如果足用，加派应立即停止，此所谓为百姓，即为国家，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清廷再从其言，停止加派。民心大悦。
而对于康熙二、三年间，民间因无力交还的旧欠，魏认为追之无益，只能使民众雪上加霜，清廷再从其言免除民间所有的旧欠。再次为百姓减轻了负担。
康熙八年，在康熙帝的一次约见中，当时康熙帝集众臣之意向魏裔介问道：“直隶道、府、州、县尽用满洲官如何？”听言魏裔介并没有直接否定康熙之言，而是稍稍转弯道：“何为不可？但，各府、州、县向来汉官居多，通用汉字，倘此不便于翻译，须用兼通满汉文字者。”康熙帝听此，想到：哪来这么多满汉之文皆通的满族官员？此事在魏裔介的巧妙劝说下终作罢。也为此平息了一场民族矛盾。
像这样清廷欲向民间加派、索取粮赋、施政策略等事情还有很多，魏裔介都在第一时间或制止，或把这样的政令消失在萌芽前的状态，为朝廷赢得了赞誉，为百姓减轻了负担，拉近了政府与民间的距离，更是为融合民族间的关系起到了支撑作用。像这样的例举还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魏裔介为政不但疏言很多皆有成效。魏还有高明的军事眼光，他能从战略的高度清醒地认识当时的军事形势。比如早在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任兵科给事中时既上疏分析西南各地的抗清形势，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他针对当时独霸四川南部的刘文秀，雄踞贵州的孙可望，广东一带的李定国，盘踞海南诸岛的张明振。他指出对付这些顽寇，要抓住关键。应先取四川，因四川是西南各路的门户，能坚守四川，其他各路的抗清势力就会迎刃而解。进而再攻取势力稍弱的粤西的李定国，李如被消灭，孙则势单力孤，云南、贵州地区的武装就会土崩瓦解。后来清廷对西南用兵的策略正是按照魏所策划的进军路线施行的。果然一举获得成功。国家由此走向太平。
再就是清初，清廷将降清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分封为王。吴三桂封平西王据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据广东；耿精忠封为靖南王据福建。清廷本来想让他们镇守地方，作为南疆的屏藩，但他们手握重兵，渐生异心。特别是吴三桂，在他诛杀了明永历帝以后，野心勃勃。这时魏敏锐地觉察到，吴可能要构成对清廷的威胁。但是拘于当时形势，又不便明说于口。于是魏在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上疏清廷，提出：“滇、黔、川、楚之地应以清廷劲旅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以防鞭长莫及”。又言：“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有谋略的大将领精兵数千常驻荆襄。无事则可控扼形势，可以消奸宄之萌；有事可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这是百年久远之计，而非今日一时之谋”。话说得很明白，只差点出吴三桂之名了。对如此事关清政府安危的奏疏，竟然不被采纳！究其原因是当时清廷担心这样做会刺激吴三桂？还是因循苟且，姑息养奸？但魏并不因为朝廷未采纳自己的奏疏而作罢，继而又很有见地的转而上疏，“将驻守武昌的湖广总督移驻荆州，以控制要害”。这一建议终被采纳。荆州是军事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不管魏裔介的奏疏结果如何，足能证明具有军事战路眼光的魏裔介为清廷、为天下百姓安慰的良苦用心。
虽然当初的良好建议没被采纳，但是最终的事实证明魏裔介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在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吴三桂果然发动叛乱，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康熙帝第一反应就是采纳魏裔介当初提出的用兵策略，派精干大将领兵数千镇守荆州。这时朝廷上下才深刻认识到魏裔介有先见之明。可惜，这时魏已告病还乡两年之久了。
魏自仕清以来，多次担任科场考官。其中，他所主持的康熙九年二月的会试被誉为“文体一变，得人最盛”。因当时诸多良士：如李光地、徐乾学、赵中乔、李振裕、陆隆其、邵嗣尧等被魏通过这次科考选拔入朝，后来皆为朝中重臣。当时魏就因此名盛朝野。
但是，时隔不久这次会试竟成了他遭弹劾的引线。时有御史李之芳疏劾魏做这次会试主考官时，提前向某些考子泄露结果。最严重的是李之芳疏劾魏裔介与鳌拜及其亲信大学士班布尔善等“朋比为奸”。 当时康熙在魏裔介的协助下，刚刚铲除了结党专权的辅臣鳌拜及其党羽，对鳌拜恨之入骨，李这么一说不得不使康熙帝对魏裔介起了疑心。但是经康熙帝严查后，得出了皆不属实的结果。鉴于当时宫廷内的斗争形势，康熙帝又念及魏自入朝以来颇有建树的政绩，只是把魏由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转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算是平息了朝争。
经此挫折，魏裔介深知眼下形势、深感仕途艰险；深感康熙帝不再像从前那样对自己如此信任、依赖，又由于魏裔介自入朝以来议论政治和弹劾官吏无所避忌，“徒以直道，嫉妒者众”，开罪了一些人，因此，他此时显些势孤寡援。于次年正月，也就是康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１６７１年３月８日）毅然决然上疏，“亟请回籍养疴”。康熙帝允之，魏裔介自此退出仕途，时年五十六岁。
魏裔介返乡后，除去撰写大量著作，还依然关心世事，不辍兼济之志。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秋天，隆平县、宁晋县一带遭遇大水，百姓死伤无数，流离失所，见此魏裔介亲自到隆平视察灾情，用实物慰藉灾民，在问及隆平知县时才知道知县为了自己的仕途，不肯向朝廷报灾。裔介气愤难忍，当即抛开知县，亲自拟疏，把隆平、宁晋两县遭遇的洪灾据实报于朝廷，康熙帝览疏顿生怜悯之情，遂下旨放款赈济，并免该县的赋税十分之三，得到慰藉的隆平、宁晋两县百姓欢呼不已。
自魏裔介离朝后，通过朝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康熙帝再次清醒地认识到魏是有先见之明的，魏的建言至今有益，好多政策还要按照魏裔介当初设定的来执行。想当初魏的离去也与自己一时误听了他人的谗言有关，失去了一位颇有建树之臣。为表达对这样一位贤臣的的怀念。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康熙帝南巡陕西，特意路过柏乡县，在已故达十七年之久的魏裔介府住了一宿。不住官驿，特住魏府。显然是对这位已故贤臣的追思，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位皇帝对一位已故的大臣无言的忏悔。用当时记录的原话说是：“圣祖幸陕，驻跸太傅。”
魏裔介解职回了家，但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他入仕时的初誓基本实现，最起码没有辜负自己的初衷。
魏裔介在二十六年的宦海生涯中，为融和民族关系、为普天下百姓的利益、为当朝的太平盛世，极力为当朝建言建策，尤其是在对清廷灌输理学文化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魏自入朝以来不忘初誓，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他的上疏，或“著为律令、立见其施行”，或“始诎于众议，后卒以公言为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最大限度的影响着清廷的政治，趋利避害，使清廷一次次发出了有益国计民生的善政，使普天下的百姓最大限度的安居乐业，这也对融合民族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顺治、康熙两朝皇帝的得力辅臣，为后来的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铺垫。更是他与生俱来的理念中“兼济天下”的诠释。
纵观魏裔介的一生，他对历史的贡献影响至今。以上这些仅是魏裔介施政为民的个例，从中反映出魏裔介人格脾性与侍清思想、目的的真实写照。当初清人定鼎中原，正是青年学子的魏裔介走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侍清，还是做悠游林下的世俗凡子？如果侍清在当时不符合汉人儒士的思想作为，如果做凡夫俗子，不符合自己十年寒窗苦读的报国志向。近看身边的父老乡亲，远观天下黎民百姓，当时社会未稳，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一心想改变天下人生活面貌的魏裔介经过其再三斟酌，还是决定走向朝堂，或许可利用自己的智慧在朝中起到主流作用，引领朝廷按着自己的意志发展，实现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让吏治，军事，督学的建设，农业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社会的稳定都趋于良好，魏裔介这么想了，也这么做了。
由以上各例可以看出入朝后他的行为都是按照他当出的誓言所发展的，结果其仕路很顺，一路攀升。魏裔介利用这大好时机无时无刻不在为民生着想，在他仕路到达巅峰时，嫉妒者众，尤其是满贵族多年来看到魏裔介受到自己的同胞皇上（顺治，康熙）的倚重，两朝皇上对魏裔介是言听计从，其中魏裔介的一系列建言改革着实触动了满贵的既得利益，同时魏裔介在左都御史任上时能从民族的大义着眼，极力维护朝纲，性格刚烈的他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弹劾不法之臣无所避忌， 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扫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也得罪了一些满汉官员，甚至多次带头与满贵相斗，从不屈服，为他以后的离朝埋下了隐患。而他臣弹劾魏裔介实属是无端嫉妒。
后来做了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站在了显赫之位，树大好招风，魏裔介无形中成了＂众矢之的＂，甚至也得到了不明真相的康熙帝的猜忌，自此魏裔介对朝廷的疏言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到包括皇上在内的朝廷的认可，又看不惯他人的做作，人云亦云非其本色，魏裔介最终选择了离开朝堂。也因此使国家失去了一位颇有建树之臣。
从这些个例体现出了他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思想行为及侍清前后复杂的思想变化——复杂的思想碰撞出了他坚决侍清的动力、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他一系列的行为来最大限度的影响清廷的决策，影响清廷的决策目的就是普惠万众、融合民族关系，这些在魏裔介的时间基本实现，即便没有完全实现，也最大限度的影响了清廷的行为，为以后清廷的系列决策起到了引航、扶正、补遗的作用。这些足以展现魏裔介伟大的智慧，伟大的思想脉络、理念、精神。
最后让我们以魏裔介的几句名言作本文的结束语：忠诚敦厚，乃做人之根基。欲当大事，须是笃实。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
谨以本文献给二零一六年魏裔介诞辰四百周年之际。
（原文为“魏裔介诞辰4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有修改。）
参考书目：
魏连科点校、魏裔介著的《兼济堂文集》，中华书局出版
《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出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齐仁达的《魏裔介生平与著作研究》
王正尧的《论清代历史人物魏裔介》
赵福寿、王秀彦的《论名相魏裔介》
１９９６年《文物春秋》中李建立、史云征著的《魏裔介及其家族墓志综考》
作者简介：魏国静，柏乡县柏乡镇东街村人，自由创作人。清初名相魏裔介后裔，对魏裔介文化思想颇有研究，并有相关著述文章面世。现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邢台市作家协会理事。除善于创作短篇散文、小说、民间故事外，先后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国相魏裔介》（吉林出版社，26万字）；《汉牡丹与光武大帝》（九州出版社，45.7万字）；《一代诤臣赵南星》（九州出版社，34.5万字）。近年来还参与了邢台市及柏乡县的一些历时文化研究及创作活动，对一域文化的发展进到绵薄之力。2010年荣获“柏乡县文艺创作突出贡献奖”；2012年被聘为政协柏乡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2013年被评为政协柏乡县第八届优秀政协委员；2013年被评为邢台市文艺创作先进个人；作品《汉牡丹与光武大帝》，在邢台市首届2011—2013年度文艺精品创作奖评选中，荣获首届“邢台市文艺精品创作繁荣奖”；作品《一代诤臣赵南星》荣获邢台市2015——2017年度“邢台市文艺精品创作繁荣奖”；2018年荣获柏乡县文艺繁荣特殊贡献奖、邢台市文艺创作先进个人、当年被评为政协柏乡县第九届优秀政协委员。作品的部分手稿被河北文学院文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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