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天纬地的治世奇书《皇极经世》
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顾名思义是一部“通古今之变”、经邦济世的书。邵雍之子邵伯温解释说：“至大之谓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大中至正、应变无方之谓道。”可见《皇极经世》的宗旨在于探讨、阐明宇宙变易之正道，其中包含着人类历史变化的准则。邵伯温说，《皇极经世》原本十二卷，一、二卷，“以元经会”“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四卷，“以会经运”“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也”。五、六卷，“以运经世”“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
《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部分，着重讲宇宙变化法则；“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两部分，是用大量表格显示中国古史的变化过程。邵雍创立一套评议中国历史的皇帝王伯（霸）历史观，用以总结概括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变化的轨迹，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尚无先例。
邵雍对中国历史有着广泛研究，力图探讨政治历史变化的规律性。他不同意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论，也不赞同董仲舒提出的“三统”循环论。另辟蹊径提出所谓皇、帝、王、伯（霸）历史变化论。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自唐尧下至五代，三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变化，存在皇、帝、王、伯（霸）四种政治模式，代表四个发展阶段。正如自然变化有春夏秋冬四季节律一样。按照这种历史观，邵雍编排了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
皇、帝、王、伯四种政治历史模式的具体特点如何呢?邵雍用道、德、功、力四个字对此分别作了界定：
皇——以上古传说的“三皇”为典范。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邵雍认为“三皇”之世的特点是“以道化民”，行“无为”之治。他说：“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事之谓也。……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三皇之世”，出现的第一种政治模式是“自然无为”。上以道化民，民亦以道归之。人民都乐于无为，无事，好静，无欲。
帝——以古史中的“五帝”为典范。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邵雍认为“五帝”之世的特点是“以德教民”，行“禅让”之治。他说：“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五帝之世”。这时出现了第二种政治历史模式，即以礼让为先，以致揖让天下，人无贪鄙之心，一毛不苟取，在上者垂拱而治天下。
王——以历史上的“三王”为典范。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即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与武王。邵雍认为“三王”时代的特点是“以功劝民”，人民崇尚正直。他说：“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邵雍对于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有明确解释。他说：“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则谓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则谓之贼矣。”“三王之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了第三种政治历史模式，“以功劝民”。明王以事功劝导人民，人民依正直原则行事，兴利除害，盗贼不起，杀伐不生，天下升平。
伯（霸）——以春秋时代的“五霸”为典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邵雍认为“五伯”之世的特点是“以力率民”，崇尚智力。他说：“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邵雍对五伯时代崇尚智力以争实利的社会政治风气，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五伯者，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伯，伯又不足则夷狄矣。”那时，五伯以力率民，尊王攘夷，拥兵自强，尔虞我诈，争城夺国，无有宁日，将文武之明德，抛弃殆尽。
邵雍明确指出：皇帝王伯只是一种简明概括政治历史的模式，并非仅仅指古代的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他说：“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伯也。伯以下，则苗蛮；苗蛮而下，是异类也。”
他以“用无为”、“用恩信”、“用公正”、“用智力”作为四种政治历史模式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以道化民”、“以德教民”、“以功劝民”、“以力率民”的注释。其实所谓的三皇“无为”而治，只是一种传说，是老子的一种主张。远古时期，不存在阶级分野，可称“无为”，那时氏族之间的斗争仍是残酷的。五帝的“恩信”、“揖让”，无非后人的美化，黄帝伐蚩尤，舜逐三苗，禹战共工，这类武力征战的故事都有传说；三王的“公正”，更令人怀疑，汤放桀，武王伐纣，固然得到人民拥护，夏代与商代实行野蛮的奴隶制度，难道那么“公正”?离开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谈社会历史的演变，侈谈无为、恩信、公正等原则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邵雍认为人类社会越远古，人民道德越高尚，生活越自由，越不靠武力与智力；反之，社会越向前发展，道德风气反而日益堕落，日益缺乏礼让、恩信与公正，人民就难得安宁。这样的历史观，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邵雍写《皇极经世》，意在警醒世人，注重汲取历史经验。他主张用皇、帝、王、伯 四种政治模式去衡量历史，旨在为人们确立一个评说历史的政治标准。邵雍并非绝对地认为历史演变一代不如一代。他认为皇、帝、王、伯四种模式往往交叉出现，形势错综复杂。因此，他又衍生出十六种混合模式。在“以道化民”的三皇之治中，同样还有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这就是所谓的皇之皇、皇之帝、皇之王、皇之伯。在“以德教民”的五帝之治中，有帝之皇、帝之帝、帝之王、帝之伯。在“以功劝民”的三王之治中，有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王、王之伯。在“以力率民”的五伯之治中，存在伯之皇、伯之帝、伯之王、伯之伯。用十六种混合模式评断历史形势，臧否历史人物的功绩，其用心可谓深细。邵雍对历代政治，有褒有贬；对历史人物，或臧或否，其历史观不失为“通古今之变”的象数思维模式。
邵雍对十六种混合模式，作了一般性的解释。《观物内篇》之十写道：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
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
……
这主要表现：道、德、功、力四种政治手段，或四种统治策略，不一定单独行使，可以交叉综合使用，但在综合使用中，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居于补充地位。
邵雍觉得对皇帝王伯之世，单以道、德、功、力四字概括其政治态势，不免有些抽象，他更用春、夏、秋、冬四季作比喻，使之具体化，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他还采用诗歌形式，对春、夏、秋、冬所代表的历史时代作了生动描述。
“以道化民”之世，如春。春天的特点是风和日丽，万物舒展，畅发生机。其《三皇吟》诗云：“三皇之世正熙熙，鸟雀之巢俯可窥；当日一般情味好，初春天气早晨时。”
“以德教民”之世，如夏。夏季的情景是阳光灿烂，草木繁茂。其《观五帝吟》诗云：“衣裳垂处威仪盛，玉帛修时意思恭。物物尽能循至理，人人自愿立殊功。”
“以功劝民”之世，如秋。秋之景色如风扫落叶，草木凋零，其《三王吟》云：
“三王之世正如秋，权重权轻事有由。深谷为陵岸为谷，陵迁谷变不知休。”
“以力率民”之世，如冬。肃杀之气，席卷大地，万物遭受凌迟。其《观五伯吟》诗云：“刻意尊名名愈亏，人人奔名不胜疲。生灵剑戟林中活，公道财货心里归。”
三皇五帝之世，能否再恢复？邵雍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难以回复了。五帝、三王之世若能行仲尼之道，还可局部再现。他说：“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肯定人力可以回天，历史由人创造。故邵雍对唐代政治十分赞赏，其《观有唐吟》诗云：“天生神武镇中央，不尔群凶未易攘。贞观若无风凛凛，开元安有令扬扬。凭高始见河山壮，入夏方知日月长。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面对他所说的日益衰落的历史图景，这样的回忆，多少给人以一点慰藉。
邵雍不止用春、夏、秋、冬四季阴阳消长的特点形容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的基本精神，还进一步引用《易》《书》《诗》《春秋》四部古代经典的基本精神，附会于皇、帝、王、伯四个时期。在邵雍看来，这四部经典的产生是大有文章的。他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
邵雍认为《周易》宣扬的“无思无为”境界，反映了三皇之世的文化精神；《尚书》所述尧典、舜典思想，反映了五帝之治的文化精神；《诗经》所歌颂的文王、武王事迹，表现了三王之治的文化精神；《春秋》之作使乱臣贼子惧，针砭了五伯之世的积弊。邵雍以四部经典阐明其皇帝王伯历史观，力图引用元典精神来论述自己的思想，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不少评论家认为，邵雍创导以皇、帝、王、伯或道、德、功、力概述历史，是一种退化史观。这种评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邵雍毕竟意识到在三千年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皇、帝与王、伯的不同政治态势，存在无为与有为，礼让与争夺，义与利，暴力与文德两种政治路线的冲突。这种历史较之“五德终始”论、“三统”循环论大大前进了一步。无疑为宋明理学中天理人欲之辨、王伯之辨、义利之辨，开了先河。
《皇极经世》的《以运经世》，是《观物篇》之二十五至三十四，邵雍以历史年鉴形式，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自夏禹至五代时期三千年间的历史演变。这三千年，在“以元经会”的宇宙年谱中，相当于第七“午会”。按邵雍的历史观，中国历史经历了三皇、五帝两大阶段之后，进入三王、五伯两大阶段。第七会（午会）时值姤卦，表明历史发展由乾（第六会）之姤，阳气上升已到极点，开始走下坡路。“以功劝民”之世代之“以力率民”之世。以一年四季作比喻，相当于盛夏之后，逐步转秋入冬。在邵雍看来，午会三十运是人类社会生活日益衰落，渐至难熬的时期。邵雍只详细表列了午会三十运中前九运的大事。此午会前九运，正是夏、殷、周、秦、两汉、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王朝的兴衰过程。《观物内篇》对此历史过程有过总的评价。
他写道：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萃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北五代，伯之传舍者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七国”指战国七雄，称“冬之余冽”，即春秋五伯之余威。“汉王而不足”，是不够王，乃王之伯；“晋伯而有余”，是较伯稍强，可谓伯之王。“三国，伯之雄”，指汉魏吴的君主皆称伯之雄杰。“十六国，伯之丛萃”，图伯之人少有出类拔萃之辈。宋齐梁陈加后梁，是为“南五代”，皆借人之势以称伯；前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为“北五代”，有如走马灯似的传舍，托名称伯而已。隋的短暂统治，好比晋的儿子，不足于伯之王；唐的辉煌历史，好比汉的弟兄，不足于王之伯。隋之伯业如江汉，隋末诸郡，有如江汉的余波；大唐声名若日月，唐末诸藩镇，只不过占其余光。邵雍立意美化宋代的伯业，说它好比一轮红日；而唐末、宋前的五代，只是黎明时刻的几点小星，伯不足道。
尽管邵雍认为历史变化越来越糟，但却将中国历史的前途寄希望于宋代，他写了《经世吟》，抒发自己的乐观情怀：
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俶扰，南北纷纭。……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
邵雍按午会三十运的次序，编排了前九运的历史年鉴。将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按元会运世的次序加以排列，煞费苦心。现将其所列年鉴，依午会前九运的顺序，简述于下：
午会第一运，直姤之乾，十二世，360年。自夏禹八年甲子，至夏孔甲十二年癸亥。其中大事有：禹大会诸侯于涂山，崩于会稽。夏王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后羿拒太康于洛。寒浞杀羿。夏臣靡灭寒浞立少康。夏王杼以后经七传而至孔甲。
午会第二运，直姤之遁，十二世，360年。自夏孔甲十三年甲子，至商祖辛九年癸亥。中有大事：夏末暴君桀当政。成汤即诸侯位而重用伊尹。夏复归都于亳。汤放桀，建国曰商。太戌立，为中宗。仲丁践位，迁于嚣。外壬崩，国复乱。河軎甲徒居相。祖乙徒居邢。祖辛立。其间治乱兴衰，莫可详考。
午会第三运，直姤之讼，十二世，360年。自商王祖辛十年甲子，至周文王受命为西伯，癸亥。中列大事如下：商王盘庚改号曰殷、迁都。武丁（高宗）以梦求傅说为相。武乙徙居河北。周文王即诸侯位。帝乙崩，次子受辛（纣）即位，囚文王于羑里，二年后释归，命为西伯。
午会第一、二、三运，正如邵雍所谓“三王”之世，行“以功劝民”之治。邵雍在《观三王吟》中歌颂三王之治云：
一片中原万里余，殆非孱德所宜居。
夏商正朔犹能布，汤武干戈未便驱。
泽火有名方受革，水天无应不成需。
详知仁义为心者，肯作人间浅丈夫？
肯定三王德高望重，能行仁义之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未动干戈而正朔远布。可是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向五伯阶段发展，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午会第四运，卦当姤之巽，十二世，360年。自周文王甲子，至幽王四年癸亥。其中大事有：西伯伐崇，自岐徙居丰。西伯伐密须、戡黎、伐邗。武王即位，东观兵于孟津。殷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伐商杀受辛。武王崩，周公辅成王，平三监之乱，杀武庚，营成周。周公没。周召二伯行政，谓之共和（庚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自此始），宣王北伐猃狁，南征荆蛮，伐姜戎，败师于千亩。料民于太原。幽王立、宠褒姒。此乃古史中的西周时期。夷王以后，国祚渐衰，尚未进入五伯之世，承三王之遗绪而陵次不振。
午会第五运，卦值姤之鼎，十二世，360年。自幽王五年甲子，至周威烈王八年癸亥。由三王之世降而为五伯之世。其中大事有：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以犬戎伐周弑幽王。平王东迁洛邑，是东周之始。秦祀白帝，晋昭侯封弟，楚熊通伐随遂称王。齐桓王立。齐会宋陈蔡邾伐鲁。晋请为诸侯。周有三大丈之乱，伐山戎以救燕。齐攘狄、齐伐蔡，齐会盟于蔡丘，齐使管仲平周乱。秦伐晋。楚执宋襄公于会。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秦晋之师灭叔带纳王于成周。周襄王享晋文公。襄王狩于河阳。晋会盟于践土。晋败秦师于崤。秦伐西戎破国十二。楚观兵于周郊。晋会诸侯之师救卫。晋会吴以灭逼阳。楚伐吴有功，楚会十二国之君于申。吴败楚师于乾溪。晋灭陆浑之戎。周铸大钱。晋伐楚，吴入郢。鲁以孔子为司寇，鲁会齐于夹谷，孔子去鲁适卫，孔子自卫返鲁，孔子卒。吴伐楚，越伐吴，吴灭越。晋三家兵围晋阳。晋之韩魏赵灭智伯。春秋时期五伯争雄，战乱不休，人民涂炭；当此乱世而造就圣人孔子。邵雍《观五伯吟》云：
刻意尊名名愈亏，人人奔命不胜疲。
生灵剑戟林中活，公道货财心里归。
虽则饩羊能爱礼，奈何鸣凤未来仪。
东周五百余年内，叹息惟闻一仲尼。
午会第六运，卦值姤之大过，十二世，360年，自周威烈王九年甲子，至汉宣帝神爵四年癸亥。自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其中大事件有：田氏伐齐。魏赵韩灭晋。秦用商鞅。诸侯西贺秦。孟子为魏卿，齐用孟子为上卿。秦大败六国之师。秦大败楚师。楚怀王放屈原于江滨。齐灭宋。燕会师伐齐。秦师伐韩。秦昭襄王灭周。秦徙周九鼎于咸阳。楚齐韩燕赵皆服于秦。楚灭鲁。秦始皇称帝。秦灭楚、灭齐，罢侯置守，焚书坑儒。赵高立胡亥。陈胜吴广称王。项羽刘邦称兵。刘邦败项羽称帝。汉平梁王、淮南王之乱。吕氏临朝。周勃诛吕氏。汉文帝用陈平为相。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武帝伐匈奴。在此期间，周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秦统一中国，乃结束纷争局面，可又短祚而亡。人民期望统一，乃有西汉之鼎盛。邵雍《观七国吟》云：
当其末路尚纵横，仁义之言固不听。
肯谓破齐存即墨，能胜坑赵尽长平。
清晨见鬼未为怪，白日杀人奚足惊。
加以苏张掉三寸，扼喉其势不俱生。
午会第七运，卦值大过之夬。十二世，360年。自汉宣帝五凤元年甲子，至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其中大事有：西汉末王凤王匡起义。王莽篡汉，改国号新。刘玄、刘秀称兵。赤眉起义。光武帝平隗嚣、公孙述。和帝时窦宪破匈奴，梁翼谋逆，党锢事起。窦后临朝称制。黄巾起义。王允吕布诛董卓，曹操徙帝都许昌。刘备、孙权联兵破曹操。刘备称帝、诸葛亮为相。孙权称帝、伐蜀攻魏。诸葛亮北伐。魏司马懿辅政，子司马师废魏君曹芳。司马昭弑君称晋公，子司马炎代魏。由东汉而三国鼎立再立东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邵雍《观三国吟》云：
桓桓鼎峙震雷音，绝唱高踪没处寻。
箫鼓一方情未唱，弓刀万里力难任。
论兵狼石宁无意，饮马黄河徒有心。
虽曰天时亦人事，谁知虑外失良金。
午会第八运，卦值大过之咸，十二世，360年。自晋惠帝永安元年甲子，至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经南北朝的分离而到隋唐的一统。其间大事有：刘渊称帝曰后汉。石勒称赵王、称帝。桓温灭蜀、秦苻坚称天王。晋谢安大败秦师于淝水。拓拔珪登国。桓玄窃命称楚。晋自江陵还建业。刘裕代晋改元号宋。肖道成伐宋建元齐。梁武帝肖衍代齐。北齐高洋代东魏。陈霸先代梁。李渊袭封为唐公。周杨坚专制，代周称隋。隋师灭陈。杨广弑父自立。唐高祖李渊伐隋改元。秦王李世民称帝为太宗。太宗征辽东。高宗立武则天为后。邵雍《观南北朝吟》云：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尝绝往还。
偏霸尚存前典宪，小康犹带旧腥膻。
洛阳雅望称崔浩，江表奇才服谢安。
二百四年能并辔 ，漫将夷虏互为言。
午会第九运，卦值大过之困，十二世，360年。自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至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公元1023年。此年邵雍13岁。）实际列表只及十世。邵雍本着儒者只推已往，不论当代的原则，故所列大事只及五代未列宋代事。其中所列大事有：武则天改国号曰周。唐玄宗立，杨贵妃受宠，杨国忠专权。郭子仪败吐蕃。唐顺宗永贞革新。唐宪宗诛王伾、王叔文。王仙芝、黄巢起义。朱全忠进封梁王并代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称帝。后周赵匡胤拥兵。邵雍对唐代国运鼎盛，贞观、开元之治，颇有赞扬之词，“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于五代多有批评。其《观五代吟》云：
自从唐季坠皇纲，天下生灵被扰攘。
社稷安危悬卒伍，朝廷轻重多藩方。
深冬寒木固不脱，未曙小星犹有光。
五十二年更五姓，始知除扫待真王。
午会第十运，卦值大过之井，十二世，360年。自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公元1024年），至明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公元1383年）。邵雍未及论列。明人黄畿《皇极经世》注释中曾补入。
邵雍的历史观对人们观察历史毕竟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启示。他打破了“五德”终始、“三统”循环的古史观，提出皇帝王伯交叉的历史观，先树立四种典型，作为观察历史的标准，又用十六种混合形态，将人们的思维方法复杂化，说明观察历史不能要求纯之又纯的形式，要有多种视角；要善于综合考察。其次，他打破了按王朝兴衰来观察历史的方法，启迪人们在观察历史时，不能绝对依据王朝更迭，可能有超出王朝更迭的东西起作用。这起作用的力量是什么？这倒启示人们去探索那真正超越王朝更迭而起作用的历史动力，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打破王朝史体系而思考历史的变革，这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的历史研究方法。邵雍认为历史的变化，是由阴阳消长，如果不把这个阴阳看作自然界的阴气和阳气，而看作制约历史发展的某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力量和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力量，这对于观察历史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系统，这比用天的意志决定历史、圣人的智慧决定历史，或神秘的运气决定历史，有着可取的成分。总之，邵雍用一种标准来检验历史的盛衰，诱导人们跳出天命史观、天才史观、运气史观的窠臼，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观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
发布于 2018-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