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是什么样的存在?你以为是笑话,实际上是悲剧
与其说宋国是笑话,不如说它是悲剧。想体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博弈的无情与血腥,看看宋国就够了。
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宋国给人以“搞笑”的印象。
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经常因“不合时宜”的举动被人嘲笑。比如春秋时期的泓水之战,宋襄公固守“仁义”、不愿意对楚军半渡而击,结果遭到惨败;战国时宋康王射天鞭地,自认为会称霸天下,结果没多久就被齐闵王灭国;
此外,那时的许多名家也喜欢拿宋国人开涮,包括孟子、韩非子甚至本身是宋国人的庄子;还产生了诸如探骊得珠、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把宋国人塑造得可笑又愚笨。
这种针对宋国人的“地域歧视”,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跟其他绝大多数诸侯国不同,宋国“根不正、苗不红”。
周王朝下属的诸侯国中,宋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商纣王在位时“不务国政,淫佚奢侈”,亲哥哥微子启经常对其进行劝谏。在屡屡被拒后,失望的微子启远走他乡。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启亲自赶来谢罪,被武王饶恕、并恢复了爵位。
同时,周武王伐纣之后并没有直接占据殷都,而是把这里交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命其统治商朝的遗老遗少,也许这就是“以商制商”;同时,为了避免出乱子,武王还让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蔡叔辅佐(监视)武庚禄父。
但终究还是出了大问题。武王两年后去世,由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全面摄政;管叔、蔡叔不服气,于是撺掇武庚禄父、商朝旧诸侯奄国一起反叛。周公旦亲自东征,一共耗时三年才平定了这次内乱。
接下来,为了一劳永逸解决隐患,周公旦将殷地肢解:把殷都王畿封给周文王的小儿子康叔,国号为“卫”;商丘一代封给上文提到的微子启,国号是“宋”;奄国则分给了周公旦的长子伯禽,是为“鲁”。同时,齐、燕也是在这个时候立国。
通过这次分封,周朝基本解决了商朝遗留问题。同时我们注意一个微妙的情况,除了宋国是商朝遗民,其他诸侯要么是姬姓本家、要么是功臣(齐国,姜太公)。为了安抚商人,周朝甚至特许宋国用天子礼乐延续商朝的宗祀。
后来,随着更大规模的分封,周王朝麾下的诸侯国多达130多个,其中大多数出自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功臣勋旧、儿女亲家,姓“姬”的就多达50多个。
在这种对照之下,越发显得宋国“另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经常拿宋国说事,说白了就是欺负外人。
第二,有钱、道德优越,必然惹人嫉恨。
宋国的版图大概十万平方公里,但“皆膏腴之地”。它的城市高度发达、工商业极其繁盛;三大核心城市中,商丘位于睢水北岸、陶丘处在济水北岸,彭城则位于获水、泗水交汇处,互相之间相距不远、交通便利,形成了早期的商业城市群,反过来促进了宋国工商业的整体兴盛。
以商丘为例,它的人口超过10万人,专门的贸易市场聚居了来自各国的商人、工匠;
陶丘由宋国从曹国抢来,它的地理位置优越,“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被司马迁誉之“天下之中”,成了当时各诸侯国商品交易的中心城市。以至于到了战国时期,当秦国抢下陶丘后,权臣魏冉不介意山长水远、死皮赖脸地把这里占为自己的封地。
彭城也不遑多让,它“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商业高度繁荣。
凭借这些优势,宋国这片土地上历来盛产富商大贾。比如在春秋时期,越国著名政治家范蠡退出政坛之后,就迁徙到这里经商,成了著名的富商;由于他自号“硃公”,后世常用“陶硃公”来指代富翁。
经济发达、善于经商、富豪众多,宋国的小日日过得红红火火,向来惹人眼馋。更让人“生气”的是,宋国人还比较“高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得益于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以及商文化继承者的独特身份,宋国文化底蕴深厚、人文环境优越,繁衍了一大批思想家,被视为儒、墨、道、名等学派的发源地,还是著名的“礼仪之邦”。
而宋国人也以这一优势为傲,最为典型的就是被视为笑柄的宋襄公。泓水之战,面对正在渡水的楚军,他以仁义之师自居,坚决不乘人之危;对方完成登陆但还没列队时,他仍旧按兵不动,一直待到敌人摆好阵势才发起进攻,结果落得惨败。
由于这次大败,宋襄公受了重伤,同时还遭到了人们的怨恨,但他仍无怨无悔:“君子不能趁人之危,怎能向未成列的敌人鸣鼓进攻呢?”
春秋无义战,在功利主义的趋势下,道德、仁义越来越被人无视,因此孔子虽奔走半生、四处呼吁,一直无法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到了战国时期、法家强势崛起,在信奉严刑峻法的他们看来,儒家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与虚伪无异。
简而言之,宋国人是“外人”,非我族类;有钱,让人嫉妒;信奉落伍的仁义、以高人一等的道德感自居,让人厌恶。在羡慕、嫉妒、恨等情绪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借着讽刺宋国人来指桑骂槐,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看看春秋战国期间宋国人的悲惨遭遇,我们会发现,如果只是仅仅被人嘲笑、讽刺,对他们来说称得上是一种幸福。
宋国处于中原腹地,从经济视角来看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若从政治、军事角度而言,则无异于一种悲剧。由于四面受敌、扩张受限,当周边诸侯逐渐发展壮大之后,随着大国争霸时代的到来,宋国迎来了厄运。
上文提到了泓水之战,但这起惨案本是宋襄公自己作死。
那时的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齐国五公子夺位生乱,一旁的宋襄公自认为也能当霸主,于是纠集了一批诸侯协助齐国平乱,其后还接连欺负了滕、曹、邾等小国;随着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他便对南边的楚国开口索要领导权,结果却被楚王设伏生擒、颜面扫地。但这并没有让他清醒,随后他抖擞精神征讨郑国,结果在泓水被楚国人一顿爆锤,宋国不得不倒向了这个南方巨无霸。
没多久隔壁的晋文公即位,由于当初曾受过宋襄公的恩惠,他对宋国格外关照,于是宋人便抛弃楚国、投靠晋国,结果引发了晋、楚两大集团的血战。城濮之战中,晋、宋、齐、秦联军击败楚、陈、蔡联军,宋国貌似站对了队伍。
但不能高兴得太早。一次失利削弱不了楚国的雄厚实力,更不能打压它的雄心。随后的80多年中,晋、楚争霸成了春秋时期的核心议题,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
而夹在中间的那些小国,则不得不见风使舵、看菜下饭,不断地迫于压力改变立场,被晋或楚中的一方裹挟着奔赴战场,沦为大国争霸战中的炮灰。
据不完全统计,在晋楚争霸期间,夹在两国之间的宋国被迫参战46次;但还有更惨的:郑国是72次。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我们不要以为春秋时期多么有规矩、讲道义,你可知道当时的宋国有多惨?
公元前595年,楚王派人出使齐国时,故意令使者不经允许经过宋境。当时的宋国执政者名为华元,他知道楚王这一举动的用意:故意不借道,等同于宣告天下——宋国是楚国的属地;如果对此视若无睹,这等同于自认灭国,是奇耻大辱。
然而,如果愤而杀掉楚国使者,也将会在楚国的威逼下面临亡国之危。最终华元心一横:既然横竖灭国,不如死得有尊严一些,况且还有晋国可以依仗。于是他逮住了楚国使者、将其处死。
楚国大军如期而至。兵临城下之际,一旁的大哥晋国却掉了链子、不敢出手。楚军在城外围得如铁桶阵似的,一直围攻了9个月,城内宋人粮草断绝,甚至到了“易子而食,折骸以炊”的地步。最终,华元上演了深入虎穴的壮举,他潜入楚营、绑架了楚帅子反,对方见好就收、后撤议和,城内的宋国人才从逃过一劫。
整个春秋后期,宋国一直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到了战国,由于晋国分崩离析、魏国强势崛起,在大国势力均衡政策下,宋国得以短暂喘息。同时,由于戴氏夺权,宋君之位也发生了转移。
到了公元前318年,宋康王实行政治改革,宋国逐渐强盛,曾经于公元前296年跟随齐、韩、魏、赵攻秦,俨然有战国第八雄的架势。随着宋康王野心的膨胀,他甚至同时对齐、楚、魏动手,一时间被人称为“五千乘之劲宋”。
就这样,宋国成功地引起了周边大国的注意,加上随后的宋康王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开始胡作非为,导致政治日渐混乱,人们甚至称他为“桀宋”。
公元前286年,旁边的齐国趁机下手,宋国在一片混乱下灭亡,所有的土地、人口后来被列强瓜分。
宋国的悲剧,体现了古往今来大国夹缝中小国的必然宿命:大国都不想直接与对方接壤,客观上需要中间的小国为缓冲,势必不会坐视其被他国灭亡;但这种“帮助”,却使当事的小国成了无法自主、被大国裹挟的肉盾,不得不在各方的欺凌下艰难求生。春秋时期的宋国,近代的波兰、半岛,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