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一座明代平民墓出土的铜钱释义

2016年年初，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体育生态公园的建设清理了一座明代晚期墓葬，虽然墓葬规模小，出土遗物仅有作为垫背钱的52枚万历通宝和1枚作为琀钱的太平通宝，但是这些垫背钱摆放有序，排列呈“太平”二字，对研究明代晚期时期扬州地区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状况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这座墓葬及其出土的钱币略做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墓葬概况

墓葬为土坑竖穴墓，开口于现代扰乱层之下，开口距地表深约0.6米。墓葬平面略呈矩形，长2.1、宽0.82米。方向327°。木棺，已朽，仅存部分棺钉及棺木痕迹。长1.9、宽0.42米。棺内底部铺设白灰一层，厚约1-2厘米。棺内人骨架一具，男性，仰身直肢。根据牙齿磨损程度初步判定年龄为50-55岁。墓内出土铜钱5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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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通宝  1枚。钱文楷书。直径25、穿长5、郭宽3、厚1mm。

万历通宝  52枚。出土于人骨架之下，棺内铺设的白灰之上，排列有序，组成“太平”二字。钱文楷书，均为光背。钱径21-23、穿长5、郭宽3、厚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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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未发现明确纪年的文字资料，其时代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打破关系，初步可判定为明代晚期。首先，从开口层位上看，这座墓葬开口于现代扰乱层之下，打破宋元地层，可初步判定其时代上限为宋元时期。其次，从墓葬中出土的太平通宝与万历通宝铜钱来看，太平通宝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公元984年)铸造，是为宋代第一种年号钱，在扬州地区的明墓中多有发现。万历通宝始铸于明万历四年（1570年）。一般来讲，墓葬中出土的钱币来看，其铸造年代应该和墓葬年代相去不远。第三，此墓葬被一座清代墓葬打破，故而初步推测其时代当在明代晚期。

此座墓葬未发现墓志铭，也未发现能明确表明墓主身份的随葬品，但是根据墓葬规模来看，属于平民墓。这类墓葬在已经发表的明代墓葬中鲜有提及。明代墓葬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发现较多，贺云翱先生将江苏省发现的明代墓葬分为六型，其中规模最小的E型墓葬为土坑木椁墓，“依目前的资料，这一类型的墓葬从明代中期开始在江苏全省各地流行，直至明末。其做法是在平地上挖竖穴，内置木质棺椁或木棺，椁外或包括棺椁之间填以石灰三合土浇浆。这类墓的墓主人身份复杂，从朝廷高官到民间一般绅士商贾皆有。”①而此座墓葬为单棺，未发现三合土浇浆，墓葬中未发现随葬明器，除了瘗钱之外，一无所有，其身份和地位可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

二、出土钱币的性质

此墓出土的钱币，从性质上看，均属于瘗钱。瘗钱，是指殉葬使用的钱币。“瘗钱”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张汤传》：“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 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曰：“瘗，埋钱於园陵以送死。” 纯粹意义上的实币瘗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瘗钱入土前曾是流通的实币，这类瘗钱如再次出土，仍可回归流通领域（指在使用金属铸币的中国古代）。

以实用币作为瘗钱，往往引发盗掘等弊端，至唐代，这种现象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新唐书·王玙传》曰：“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 白居易《寒食野望》:“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宋代随着纸质明器的出现，实用币作为瘗钱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载：“ 汉、晋人葬多瘗钱，往往遭发掘之祸。”江苏明墓中多发现有瘗钱。宋·李坷《松窗杂说》就说:“凿纸为钱之意,盖亦祖汉痊钱之法。原其本初隐而埋之,盖以妄塞妄也。诚恐痊钱必遭发掘转为死者之祸耳。”从此，以实用币作为瘗钱，在考古发掘中已经较为少见，钱币数量也大大减少。因此，大多数明清时期的小型墓葬中出土钱币往往仅有数枚，或者没有。

此次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出土的53枚铜钱，在已经公布的明代墓葬中，随葬钱币数量属于较多的，从钱币出土位置来看，此墓出土瘗钱，可分为琀钱和垫背钱两类，其中琀钱1枚，垫背钱52枚。

琀钱，俗称口含钱，即安葬死者时放置于死者口中的钱币。早在殷商时期，这种以一般等价物放置于死者口中的习俗就已经出现，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发掘中，就已经发现有些“贝”含于死者口中。《春秋说题辞》曰:“口实曰琀,象生时食也。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两汉时期，上层统治者多用玉质的蝉形物作为“琀”，一般中下层人民多用钱币或者仿钱形物作为“琀”。《明史·礼制·丧葬之礼》曰：“丧葬之制洪武五年定,凡袭衣, 三品以上三, 四品五品二, 六品以下一;饭含, 五品以上饭稷含珠, 九品以上饭梁含小珠。”② 以太平通宝作为琀钱在明代较为常见，其表达的意愿即是希望天下太平。

垫背钱，即在死者背下放置的铜钱。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来看，明代垫背钱的种类有背部放置一枚铜钱、七星铜钱等数种。而以摆设成七星形较多，如福建福州市新店祝恒齐明墓发现铜钱6 枚，“均位于第四室棺内草木灰上，大致一字排开，但有两枚不在一条直线上，可能是摆成北斗七星状。铜钱均已锈蚀，不识年号。”③北京旧有的丧礼中有这样的习俗:当时实行土葬,入殓前先在棺底撒些香面子或锯末以防尸腐流脓血,再铺上一块红色的“七星板”或铺一块水红色的布,摆上七个铜钱,作北斗星状,谓之“垫背钱”取“后背(辈)有钱财”之意。汉族近现代的北斗信仰痕迹只存于丧葬仪式当中,这和北斗主寿夭、主丰歉、主爵禄的职能关系密切。一方面，北斗星君被当作鬼官,在棺木里摆放北斗首先应是对北斗君的通报,并将死者灵魂引向冥府。身披北斗,头带三台,这是死者羽化登仙的形象。这两种丧俗都表现出人们同一种心理:对死者身后事情的关心,一是通过摆放北斗表示对北斗星神的敬畏达到宽大处理死者的目的,一是企盼死者像七星、三台星那样荣登天界。④另一方面，北斗七星在古人心目中是吉星，汇聚着天地正气，是人神向往的归宿地。因而，其真正的意思是人死后魂魄可以升天伦回人世。有传说说北斗星似龙形，垫背钱呈北斗星摆放是人死后可升天化为龙，再伦为人世，人是龙的传人。而将垫背钱摆设成为“太平”二字的墓葬，据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来看，仅此一例。

三、出土钱币的文化意义

古人们关心今生，对身后和来生也抱有同样的关切，这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于葬礼的关注。钱（冥钱和镇墓钱）又一次成为满足人们这一心理诉求的道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代表的意义，可能就是墓主人或者埋葬者表达自身的愿望。从明代墓葬中瘗钱表达的愿望属性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个人或者家庭，表达个人及家庭的美好愿望，也是明代瘗钱所表达思想中最为常见的类型。如1973年,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中,出土了“愿生西方”、“花开见佛”、“上品莲台”等六枚金质瘗钱。⑤1979年8月发掘的明代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在赵炳然夫人杨氏墓室出土金质冥币3枚,背面为素面,正面分别刻有“赵门杨氏”、“贞节贤良”、“长命富贵”等字。 ⑥ 1983年春发掘的洛阳东花坛三座明代晚期墓葬,出土金质冥币一枚,圆形如铜钱,用金板凿磨而成,径2.3,厚0.7,穿孔边长5.5ｍｍ,重3.4ｇ,两面均有凿刻圆圈及方框为内外廓,两面都有文字,一面为“消实解厄”,另一面为“永寿延福”。⑦从墓葬规格上看，这些墓葬的墓主人非官即富，瘗钱表达的思想均是以这类瘗钱主要是保佑墓主人的灵魂安宁并顺利升入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希望保佑子孙后世平安富贵。这充分体现了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奢靡的现象。这种社会风气体现在丧葬上，就是崇尚厚葬，其含义就是要死者在冥界吃喝无虞，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此外，在明清墓葬，甚至现代墓葬中，也有将垫背钱摆设呈“北斗七星”形状，也是此类愿望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如“朱翊鈏棺内… …尸下垫有丝绵褥和草席,下为笭板,板上透雕七个圆形孔,孔内镶嵌金银钱,排成北斗星座。”⑧其“表现出人们同一种心理：对死者身后事情的关心，一是通过摆放北斗表示对北斗星神的敬畏达到宽大处理死者的目的，一是企盼死者像七星、三台星那样荣登天界。同时还对活着的人有一种愿望：让死者或北斗神保佑子孙后代安居乐业。”⑨

另一类则从社会稳定，国家兴盛的角度，表达的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其典型的代表即是利用瘗钱表达出“天下太平”的大宏愿。太平是万福存在的前提，历来为世人所祈求，表福、禧、吉之意，富有瑞气盈门之祥兆。从目前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仅发现六例。其一是1965年清理发掘的明代中山王徐达的家族墓葬一号墓，出土金质冥币7枚，圆形，中有方孔，模压“天下太平”四字，直径4.3厘米。⑩其二是埋葬于明永乐时期的徐钦，出土有银质瘗钱11枚，圆形方孔，模压“天下太平”四字。¹¹其三是2010年南京市博物馆发掘的南京西善桥刘家村明航海侯张赫家族墓M3，时代为明初，出土银质冥钱29枚，形制、大小相似。正面有内外郭，左右压印“太平”二字，四出纹两侧凿有八个小孔。钱径2.65、穿宽0.6、厚0.02厘米。12其四是1986年江苏省江阴县发掘的明南阳府同知承天秀墓。死者身体下垫着一条丝绸（面）、棉（里）双层寝单，寝单面上缝着82枚太平通宝，系垫背钱，也正好与死者的年龄相吻合。13其“不仅希望在世时天下太平，死后也祈求天下太平”。14其五是江阴云亭薛鏊的夫人陈氏墓，薛鏊的夫人陈氏墓中随葬缀有81枚“太平通宝” 的垫被, 81可能暗喻死者享年, 铜钱组成三组“太平” 二字, 喻意“后辈太平有钱”。15其六是1956年扬州市博物馆发掘的盛仪墓，墓内出土有银质“天下太平”钱两枚。16这六例墓葬的墓主人均是明王朝封建王朝统治阶层的组成部分，表达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其身份和地位是相符的。而扬州新发现的这座平民墓葬，无论是琀钱，还是垫背钱，都表达了一个愿望——“天下太平”。真可谓是小人物的大宏愿，尤显难得。其表达的思想境界，正如陆游《病起书怀》中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异曲同工之处。“天下太平”的宏愿，其主旨不仅仅是希望天下太平，而且是中华民族热爱祖国伟大精神的展示，是中华民族崛起，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自古至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与赞美的。

四、“太平”类瘗钱折射的社会状况

古人视死如生，作为冥间居所，其埋葬方式、随葬品等，往往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折射出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状况。从出土瘗钱中表达出“太平”含义的这七座古墓葬从时代上可划分为两类，即明代早期和明代中晚期。明代早期的有徐达家族墓葬一号墓、航海侯张赫家族墓M3和明永乐时期的徐钦墓，这三位墓主人在时代上，可能经历了元、明交替的社会大动荡，或者经历了靖难之役，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战争，了解战乱时期民不聊生，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状况。

明代中晚期的有承天秀、薛鏊夫人陈氏、盛仪及扬州新发现的这座明代晚期墓葬，这四座墓葬出现的时间均为明代中晚期，出现的地点均为江南富庶区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中下层官吏到平民共同发出 “天下太平”的愿望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嘉靖、万历时期倭寇横行，“来若奔狼，去若惊鸟”，对当地军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边流血数十里，河内积货满千船”。不仅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从个案发生地点来看，浙江有1例，江苏省江阴市有1例，扬州市有2例。承天秀据墓志铭和《承氏宗谱》载，生于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645年)卒，系明代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举人，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任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知县，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升顺天府通判，再升南阳府同知。其家乡和最初为官的钱塘县系倭寇侵扰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薛鏊夫人陈氏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其有关的简历，薛鏊，据墓志记载，官至宁海州判，生于明成化一十六年(1480年),卒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其为官的宁海洲及江阴亦为倭寇横行的区域。盛仪为弘治十八年进士，先后为官山东按察副使、湖广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等职，嘉靖时期在扬州参加过不少的活动，卒于嘉靖后期（1560年左右）。其为官的山东及嘉靖年间生活的扬州均为倭寇侵扰较为严重的区域。扬州新发现的这座小土坑墓，死者生活的时代应在万历前后，可能也经历了倭寇侵扰扬州导致的家园残破。两例扬州区域的个案，时间段基本集中于嘉靖至万历时期，这可能与嘉靖三十三年以后，倭寇对扬州的疯狂侵扰有关。

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了江南地区。扬州依靠优越的水运条件，积极发展商业，尤其是两淮盐业和南北货贸易，造就了扬州城的繁华与富庶。而繁华与富庶，自然成了倭寇心中抢劫掠夺的天堂。另外地理上，扬州也是军事重镇，南北对峙，须据扬州为要塞；东南逐鹿，须拔扬州为要冲；加之处东海之滨，江淮入海之口，风顺了，倭寇就趁风而来，流窜抢劫；风紧了，倭寇就借水东遁，顺流直下，逃进大海，伺机再犯。明代倭寇对扬州府的侵扰时有发生，嘉靖三十三年以后，尤为惨烈。《万历扬州府志》说，“维扬倭患嘉靖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以后至极矣。”其五扰江北，特别是在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中三犯扬州，臻于疯狂！第一次是明嘉靖三十四年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卒薄扬州城，民敛避不及，被杀死、溺死者数千人，所流焚掠大东门街外尽，烧毁盐堆而去。”17第二次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从镇江渡江入沙河至扬州东郊登岸，沿途烧杀掳掠，焚劫城外店肆及民居近200家，杀死或淹死百姓数千人。第三次是在嘉靖三十五年夏，扬州同知朱裒身死。“朱裒，…迁扬州同知，…三十五年，倭入犯，击败之沙河，歼其酋，还所掠牲畜甚众。未几，复大至，薄城东门。督兵奋击，兵溃，死焉。”18

虽然倭寇对扬州的侵扰，在扬州军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沉重的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但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则是巨大的，尤其的普通老百姓，深受其害，从心底发出“太平”的呐喊，则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① 贺云翱：《江苏明代墓葬的发现及类型学分析》，《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② 《明史》志第三十六，《礼十四（凶礼三）》。

③ 福州市文物考古队：《福州市新店祝恒齐明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5年第1期。

④ 祝秀丽：《北斗七星信仰探微》，《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吴县洞庭山发掘清理明代许裕甫墓》, 《文物》1977年3期。

⑥ 四川省博物馆等：《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2期。

⑦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花坛三座明代墓葬》,《中原文物》1984年3期。

⑧ 江西文物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8期。

⑨ 祝秀丽：《北斗七星信仰探微》，《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⑩ 南京市博物馆：《明中山王徐达的家族墓》,《文物》1993年2期。

11 南京市博物馆：《明中山王徐达的家族墓》,《文物》1993年2期。

1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西善桥刘家村明航海侯张赫家族墓》，《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8月。

13 林嘉华：《江阴明代承天秀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14 林嘉华：《释一座明墓出土的钱币》，《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15 江阴市博物馆：《江苏江阴明代薛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1期。

16 吴炜：《关于扬州城郊明墓的几个问题》，《扬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南文化》2001年增刊。

17 《万历扬州府志》，卷十三，《兵防志上》。

18 《明史·朱裒列传》，《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