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坛往事 ▏“邮币元老”蒋伯壎
蒋伯壎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10月20日，原名蒋寿銈，字伯壎。祖籍苏州，1906年考入苏州一所教会中学，190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大清苏州邮政局，任拣信生。由于工作积极勤奋，不久就因业绩考核优秀而被提拔为邮务生，之后再被提拔为邮务员。其后多次在徐州、南京、重庆、杭州等地，担任主管业务之职。他是一个历经了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人民邮政三个时期的人物，亲眼目睹了我国邮政事业的发展。
蒋伯壎是我国最早的集邮组织——“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创始成员之一，新光邮票研究会，简称“新光邮票会”。该会成立于1925年冬，是我国20世纪20至40年代历史最长，会员最多的集邮团体。
蒋伯壎爱好钱币，是从得到一枚北宋“崇宁通宝”钱才开始的。蒋伯壎在其自述中曾提到：“一日偶踽步车站摊肆，获观崇宁御书钱币一枚，圜法精整，笔致劲秀，意颇宝之，竟不图一时兴会所趋，而循致嗜痂成癖也……”
“崇宁通宝”四个字，是出于宋徽宗（赵佶）的御书“瘦金体”，钱文书法飘逸遒美，富有文人气质，徽宗所铸的“崇宁”、“大观”钱，特别工整精致，可谓我国历代古钱之冠。父亲也一直喜爱徽宗的书法和钱币，他的朋友中，有些人就是因见到或得到一枚徽宗所铸的“崇宁”、“大观”钱，才开始“集泉”与“癖泉”的。正如戴熙在《古泉丛话》中所言：“杭之画师，不喜古泉，独收此种，爱其书也。”宋徽宗“崇宁”“大观”御书钱，数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学士以及泉家所喜爱。
蒋伯壎和当年的古泉三大亨“南张、北方、西蜀罗”（张叔驯、方药雨、罗伯昭）之间都有深厚的友谊。
罗伯昭早年在四川经营桐油业务，并在当地广收我国历代钱币。1925年，四川泉友刘嘉灵编纂了一本《古钱对照表》，这是我国最早一本标有收购价的古钱图册，内中载有600余种历代古钱币。这本图册所有的制版印刷费用，均由罗伯昭出钱的，当时罗伯昭就请蒋伯壎先生，由他做该书的钱币真伪鉴定，以及定价工作。可见此时蒋伯壎在泉界中的翘楚地位，这也说明罗伯昭对他是十分敬仰和崇拜的。罗伯昭在其早年的《泉友录》中，他就写下：
蒋寿銈，字伯壎，吴县人。服务邮局有年，搜集古泉铜币及邮票而无一不精审。尝寓余渝，与余友善，暇与研究泉学，获益独多。喜交换古泉，间有复品，亦可分让。余藏之天成、篆淳熙背利、乾元背十、绍圣折五铁范，皆君物也。民廿五年，余访之武林时，君筑精舍于清泰门外，见其家人，怡怡如也。尝主编《新光月刊》，有声泉界。近得铜乹封背天府，稀世珍也。
早年蒋伯壎由于业务关系，曾多次奉调全国各地，但他每到之处就在当地广交泉友、币商，并印发征求钱币广告，收罗各种稀有古钱及铜元。
父亲藏有一封蒋伯壎的贺年信，此信除了恭贺新禧之外，内页还印有一份广告——“征求古钱金银铜币表”。我现将这份征求广告全文抄录如下：
仆 搜罗古钱垂二十年，惟以种类浩繁，挂一漏万实所难免，爰编是表以作公开征求及搜集者之参考，深望海内同好多加指正及补充，幸甚。
（一）古钱 此类不论元宝通宝或重宝，或大或小，年号相同均收。
大唐镇库 保宁 中统 天赞 大蜀 广政 统和 延祐
承安宝货 天德 天成 康定 大齐 天历 应运 天感
招纳信宝 天显 开泰 贞祐 开平 德祐 景炎 应感
赵宝重兴 崇庆 皇庆 绍隆 天授 永隆 至宁 至顺
天策府宝 绍丰 元贞 应天 应圣 大朝 建中 泰定
凉造新泉 应历
长安 西周 永光 东周 景和 以上古圜法，无其他通宝、元宝等字。
甲、 元宝类
建炎 宣和 崇宁 大观 例如建炎须建炎元宝，建炎通宝不收。
乙、 通宝类
熙宁 乾亨 淳熙 圣宋 靖康 淳祐（背无字） 例如熙宁须通宝，熙宁重、元宝不收。
丙、 重宝类
政和 元符 建炎 端平 例如元符通宝不收。
丁、小平钱 即折二或大钱不收。
绍兴通、元宝 泰和 乾道 隆兴 靖康
戊、大钱类 即小平钱不收。
铜乹封泉宝 铜或铁开元 大宋（背当拾） 至大通、元宝 大顺（背壹分）
嘉靖（背二钱、三钱、五钱、一两） 万历（除折二） 崇祯（除折二） 大明 咸雍 保大
己、隶字：圣宋 绍圣 至和 元符 元丰 永平元宝
庚、草字：大观 篆字：天启 淳祐
辛、背有文字 崇祯（背道、宁、院） 大明（背招） 政和（背陕）
至和重（背坊背虢） 圣宋通宝（背当伍）
铜质庆元 嘉定 嘉泰 开禧 淳熙 绍定 乾道 （背有同、春、汉、卬、松） 熙宁（背衡） 乾元（背洪） 开元（背永） 小平元丰（背上月纹）或小平宣和（背上月纹或下月纹）
（二）铜币 光绪元宝（广西省造） 安徽铜币反面九星国旗 辛亥大汉 人像当十铜币 白铜铜币 当三十文铜币
（三）银币 咸丰或道光银饼 宣统宝藏 洪宪银角 台湾双角
光绪元宝：一元 陕西 福建 浙江 新疆省造 湖北本省
（四）宋元辽金钞票，或印古钞铜板，有年号银块、金币，或试铸样币均重价征求。
（五）乞惠示让品
并赐拓本以扩眼界。
浙江省大嶨徐村蒋伯壎
从蒋伯壎这份“征求古钱金银铜币表”的广告中，他所列的不仅有历代钱币，还有银币、铜元、钞版等。
1936年1月，蒋伯壎在杭州，曾一度担任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刊《新光邮票杂志》的编务工作。当时该杂志经济上出现了困难，故增加“泉币”专栏，为此他曾撰文写道：“……新光杂志别开泉币一栏，聊供同好之研讨，阐微发聩，以旷余耳目，补余缺陷，唯仅抛砖引玉之意而已，新光本集邮刊物，兹得泉币而益彰，良以异曲同工，互资借镜，而为究心经济文化之一助……”蒋伯壎就发动了各地泉界同好，和罗伯昭、张䌹伯、郑家相、王荫嘉，以及北京崔显堂等人一起，在该会刊中增添了“泉币”的专栏，将杂志名增加了“钱币”两个字，改为《新光邮票钱币杂志》。当时蒋伯壎还特地写了提倡泉学的文章，此文是这样写的：
不侫于民初尝与友人江君同有集币之好，浸淫数年，迄不觉倦。渐觉各国之币制，变易甚多。即如国币，亦有因币制而更替价值者，乃搜及近时货币。旋就食白下，偶于市摊购得古钱，考求更甚，因之得识乡友周仲芬先生，及同好陈恕斋、樊楚材、汪夷白、王荫嘉、刘眉叔诸君。民十六赴巴蜀，蜀中素为藏泉家研探之区，晤罗君伯昭、毛君厚青。在杭复得翁齐斧、张季量、仲敬夫之共讨，泉兴激增。予以近十年来，国内邮会创立，邮学大昌，使不侫集邮与藏泉乃得并存不悖。然邮票之记载，历有统系，且有团体可供研究，初入手者，循序而进，即得其旨。若古泉则已有四千年之历史，年号固有雷同，僭窃更多失载。他如书风之各异，圜法之变迁，繁复殊甚，虽区区铜片，竟有穷年探讨而不得其真者。矧我国之古泉学会，既无健全之组织，篆刻泉书，希如吉光片羽，每比东瀛三岛，国内外侨按月刊载中华泉币之学者，讨论精详，自思诚觉落伍。今者新光既开钱币一栏，深盼博雅同好，共抛秘玩，而作公开之研究，使同好愈多，闻见愈广。则邮学与泉学，有互相参证之妙，异道同归之雅。质之搜藏同好，以为何如？
蒋伯壎不仅本人撰写了多篇学术文章，其他同好也在该杂志上纷纷投稿，并发表研讨古钱币、铜元等文章，一时该杂志办得有声有色。正如其好友王荫嘉所云：“蒋君伯壎，沉潜斯道，取精用弘，真知而笃好，勇往而直前，乃中流之砥柱，余敬畏之益友也……”
同年6月在上海，由丁福保任社长，张叔驯、叶恭绰为副社长的“中国古泉学会”正式成立，该会也出版了《古泉学》钱币研究的会刊，沪杭两地同时出版钱币杂志，彼此遥相呼应，泉风为之一振，成为了中国钱币研究的前沿。
蒋伯壎在丽水工作期间，由于丽水与平阳、瑞安两县相近，而这两处是清末天地会秘密会社——“金钱会”所在地，金钱会曾铸造过名曰“义记金钱”钱币，钱背还铸有“天”、“地”、“离”等各种文字，蒋伯壎得到此类钱时，外界还鲜为人知。蒋伯壎由于地利之便，得到了许多，内中有不少重复品，但他毫不“垄断”，也不“孤芳自赏”，而是把重复品一一分给了同好，以兹共享！
蒋伯壎很早就加入了各种海内外的泉币组织，他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日本的“东洋货币协会”；1933年，加入了“大连泉友会”；1934年，加入了东北朝鲜泉友的“朝鲜古泉会”；1940年，加入了上海的“中国泉币学社”。蒋伯壎在这些学会里，他都积极参与活动，不是写稿，就是赠拓，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钱币事业的发展。
蒋伯壎一向喜欢与同好分享其收藏钱币的快乐。他在1918年来到南京，那时已藏有200余种佳钱了，他每逢假日，便与当地周仲芬、汪夷白和陈恕斋等五、六位泉友，经常在“半亩园”（原址在南京清凉山）聚会，同时拿出各自新得钱币，互相研究，并制拓品鉴。
张叔驯与蒋伯壎相识甚早，友谊非浅。1919年，上海古泉大王张叔驯在南京拜访蒋伯壎，蒋氏拿出所有钱币珍藏，请其指正，张叔驯见其中有一枚明代“弘光背凤”折二钱，该钱版别稀见，张叔驯大加夸赞，蒋伯壎见其喜爱，便毫不犹豫的将该钱赠与了张叔驯。蒋伯壎赞成同好之间的钱币交流，他认为这样可以“拾遗补缺，广充见闻，濡染既繁，获益滋多”。
蒋伯壎告诉我父亲，他在民国13年（1924年）从江西调任四川任职。当年四川古钱收藏之风，除罗伯昭一人在大力集藏外，其他人远不及江浙一带，大多藏家也很少像罗伯昭那样，以出大价钱来买东西的。所以使得蒋伯壎有机会，能在四川获得一些蜀地稀有的铁母。他曾说：“……所得以两宋母钱，差傲侪辈，两川僻处西陲，交通壅塞，然其地夙称天府，食货至繁，铁泉尤为特产……”父亲还告诉我，早年沪上的一些古钱大藏家，都热衷于收集宋代铁母钱。例如王荫嘉于1939年来沪时，曾见一枚圣宋元宝折二铁母钱，十分喜爱，但是对方开价极高，无奈放弃，后来他将此事记录如下：“……所见佳泉，有圣宋元宝折二铁范钱，色制最胜。惜索值至钜，不可向迩。何以近人重视此类，一至于此，而重要纲泉，返不能争锋……”
以前，张叔驯最热衷于铁母，并对自己的铁母收藏之丰富，颇为得意。1946年，他曾邀我父亲，观赏其所藏的数以百计的铁母，令人叹为观止。当年的一枚稀罕的铁母，其价值是齐“六字刀”不能相比的。如今一枚“六字刀”动辄几十万，甚至曾达到上百万的价值，有人现藏有三、四枚就能称霸称王了，而张叔驯那时“六字刀”就藏有十六枚之多，他从不为傲。其“五字刀”、“四字刀”的藏品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了。
张叔驯所藏的铁母之中，有些是从蒋伯壎那里获得的。父亲告诉我，当年蒋伯壎有四枚铁母为张叔驯所缺，尤其内中一枚“嘉泰元宝”铁母，张叔驯特别喜爱，他即向蒋伯壎提出要求，蒋伯壎也慷慨割爱，将四枚铁母出让与张叔驯。而蒋伯壎就用了这笔所卖之钱，在桃花弄造了十间新房子。
蒋伯壎的古泉藏品里，有一件宝贝，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大西王”张献忠所铸的金质“西王赏功”钱（西王赏功钱铸有金、银、铜三品，以赏有功之臣）。
由于蒋伯壎所藏金质“西王赏功”钱，得于成都何振羲的旧藏，在当年是存世仅有的。所以他收藏的那枚“西王赏功”金钱，泉界曾轰动一时，还在泉坛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原来，西王赏功金钱最早发现的一枚，是在清代光绪末年，那是在四川成都五洞桥的一位摊贩手中。因该钱的表面积垢污浊，黑漆漆的一片，看不清钱文，也不知材质是铁还是铜，而无人问津。后被一位绰号张扫把的人，以八十文买去，经洗剔后，发现面文为“西王赏功”四字，此人不知此为何物，后又磨擦钱币边缘，显露赤金色，得知为黄金所铸，该人贪小便宜，将该钱熔之，从而得到二钱多重的金子。后来此事罗伯昭也有谈及：“……若不镕，值黄金二十倍! 张瞠目丧气，后悔者数月。”因为前者有张扫把熔金钱的故事，所以蒋伯壎在四川有幸再获金质“西王赏功”钱一枚，当即成为了泉坛佳话，从而蜚声海内外。
民国时期，“西王赏功”钱已相继见有金、银、铜三种质地，并被数位泉家所收藏。蒋伯壎于1937年，曾对此金钱做了简单介绍：“……巴县罗伯昭同好所藏银质西王赏功大钱，与拙藏之金质、铜质均属同手，铜品计重十九公分，银质计重三十公分，金质计重四十公分，均蜀产。”
解放后，国家文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历代农民起义的各种文物，也被当时文博部门列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据杨成麒和张公午，以及绍兴的戴葆湘告诉我父亲，他们那时一度无业，曾被上海文管部门聘请，跑到各冶炼厂去，在即将被熔化的废铜烂铁中，抢救珍贵文物。当时上级领导有指示他们，凡是农民起义军的钱币，均属革命货币，都必须拣出来的，一律送交上海博物馆保存，而不厌其数量及种类的重复，越多越好。
在那个时代，“西王赏功”钱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是无可置疑的。尤其1957年，罗伯昭将全部珍藏的古钱币，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其捐献中有银质、铜质的“西王赏功”钱各一枚，独缺金质的，当中国历史博物馆得悉蒋伯壎藏有一枚，极想向其征集。1961年，该馆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副主任史树青、保管部征集组杨文和三人，为此委托罗伯昭先生，请他与蒋伯壎商榷，并请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代为出面，以收购这枚金钱。
1961年6月2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给上海文管会还发了文，现摘录如下：
我馆接到罗伯昭先生来函，关于请你会代购蒋伯壎先生所藏西王赏功钱一事，据罗先生函称该钱的真伪问题，几位专家的意见尚不一致。特请你会代为鉴定，如果确是真品，我馆拟请你会向蒋先生洽购，至于价格方面，乞根据实际情况作一公平价格，并希早日函复为感。
上海文管会接到来函后，就与蒋伯壎接触谈判，并对西王赏功金钱作了鉴定。当时，罗伯昭约请了我父亲，以及戴葆庭、郑家相、杨成麒和张公午等人，分别参加了对此钱的鉴定，其中除张公午一人质疑之外，其他人都认定此钱是真品无疑
7月28日罗伯昭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函中，汇报了有关征集该钱的一些情况：
……上海文管会和博物馆奉上级指示，正积极筹备建立上海历史博物馆，因此，蒋伯壎的古币全部作为征集对象，包括“西王赏功”金币在内。
蒋伯壎鉴于文管会，鉴于政府收购范围广，要求全部出清，不愿零售，这样，在谈判价格上可能拖一个时期。
我已代你馆要求文管会，蒋藏泉全部收购后，望将“西王赏功”金币一品提出，作为你馆指定收购品，此事文管会尚未作具体答复……
后来，蒋伯壎将收藏的古钱，于1963年以捐献之名，售给了上海博物馆，事前，上海博物馆专门还请我父亲（此时父亲正在新龙古玩店任职），以及上海文物商店的戴葆庭先生去馆里，由他们两人对蒋伯壎的这批古钱，一一做了鉴定和估价，其中也包括了这枚西王赏功金钱。
1954年蒋伯壎退休，他在邮政局服务了四十五年之久，1956年因其身体状况不好，他从杭州移居至上海，住在虹口区四平路邮电新村，由其女儿照顾。蒋伯壎到上海后，我父亲也曾带我去他家拜访，此时他正在专注于收集、研究早期的解放区纸币。他的集藏中有不少稀罕的苏维埃钞票。蒋伯壎的这批早期的解放区纸币，内中不少罕见之品，为上海博物馆所缺，故该馆闻讯后，向蒋氏购买了这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发行的钞票。据我所知，这是蒋伯壎所有藏品中，最早被上海博物馆征集的东西。
蒋伯壎很早就收集纸币了，那时他注重收藏清代纸币（集钞界称清代纸币为“龙票”），蒋伯壎收藏的纸币不乏珍稀之品，他曾收藏过一枚面值为壹圆的“中国银行兑换券”试样票，为财政部印刷厂印制。我父亲说蒋的这枚中国银行试样票，票面正中袁世凯戎装肖像，其两侧为“双龙”图案。我父亲生前虽获得这类试样票二、三枚，但均为“双狮”图案。蒋伯壎的这枚印有“双龙”图案的试样票，为仅见之品。
蒋伯壎早年收藏有“大明通行宝钞”铜钞版三块，面值分别为叁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皆为杭州喜雨台茶楼所得。另外还有贰伯文纸币一张。据蒋伯壎说，在抗战杭州沦陷前，省邮政局撤往浙南丽水，当时他将自己收藏的许多钱币，内中包括大明通行宝钞贰伯文纸币，以及三块铜钞版，都藏在桃花弄房子的下面。抗战胜利后，蒋伯壎回到家里，岂知所藏之物不知所踪，均被窃走，当时万分心痛。后来他在杭州汇古斋朱宝庭店中，见到其遗失的两块，而缺了面值叁拾文的那块铜钞版。朱氏得知此是蒋伯壎遗失之物，便以极低的价格给了蒋伯壎，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蒋伯壎收藏的部分钱币，他本人分别于1962年、1963年和1964年三次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所捐之物有古钱、银币、铜元以及铸币模具等，内中银铜币的钢模就有8件之多。到了1965年，蒋伯壎由于病况日渐严重，其收藏的纸币，于该年6月，由其子女蒋桂林、蒋康乐、蒋康宁三人代其父，将收藏的二千五百三十八张历代纸币，也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清代的纸币就有一百七十六张。捐献后不久，7月10日，蒋伯壎病逝于上海，享年七十一岁。
（本文选自马传德《泉坛往事》一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