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从《周南·关雎》看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家国同构

诗经国风中的开篇诗：《周南-关雎》不是简简单单的求爱诗，而是有着明确地政治和伦理意味的诗歌。这是关于周代贵族婚姻和家庭的诗歌。祖先们将这首诗歌排在国风中的第一篇，是有明确的用意的，为后来的诗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因为婚姻和家庭，回答了哲学上的终极提问：我们是谁？我们靠什么区别于西方世界？答案就是在《关雎》里：家国同构的

社会架构。

1.礼仪的讲究

首先“参差荇菜”就是长短不齐的荇菜，“荇菜”是田字草。荇菜是一种水藻类的植物，在周人隆重的祭祖当中，贵妇会从山涧里去采集水藻，然后献给祖宗。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周人的始祖后稷死后归葬水中，“归于渊”，所以周人贵妇祭祀，需要用到生于水中的荇菜。解读者不能因为采集水藻认为这是平民女子的所为，其实贵族女子在当时也会这么做的。

荇菜

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指的君子指不断地、反复地、渴求地、去求“窈窕淑女”。君子在西周时代的语境中，很多时候指的就是贵族。比如《小雅-采薇》里的“驾彼四牡，四牡睽睽；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里的君子就是贵族了，小人与君子相对，指的是出身平民的国人步兵。只是到了后来，君子和小人才由最初的阶级代名词，变成了相应的道德概念，高贵的贵族拥有完美的美德，而平民的眼界和品行没有贵族高贵，这才有了后来小人和君子的附加意义。

春秋战车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按照清代学者牟庭的《诗切》，这里的流通假为“捞”，意思就是采摘的意思。接下去的“寤寐求之”接了一个顶真格，就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寤寐”还是“寤”是醒着，“寐”是睡着。“思”是个语气词，“服”是放在心上。当然也有学者把“思”解释成“思”，“思服”是一个并列的合成词。但是更多的解释成“思”字，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词或者一种表语气的词，那个“服”才是“放在心上。”

2.琴瑟钟鼓：婚礼的暗示

琴瑟

后文中的琴瑟，暗示了这首诗歌的主角不史平民，而是贵族，为什么呢？因为琴瑟是贵族之家的礼乐用品，琴瑟按照周礼，是用于贵族婚礼的乐器。“瑟”跟“琴”的区别就是“琴”有音箱，而“瑟”没有，它的花纹很细腻。

“琴瑟”这两个字在《诗经》里边出现了多次。而且在先秦文化中，琴瑟有着特殊的隐喻意义：美妙的音乐有赖于琴弦的张弛有度与音符的和谐；而音符的和谐，与夫唱妇随的和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琴瑟在后来的汉语语境中，有着夫妻关系和谐，如鱼得水的隐喻意义在，这才有了琴瑟和鸣，相敬如宾这样的表述。

琴瑟和鸣

接下来的诗句中，出现了“钟鼓乐之”的字眼。“鼓”，中国最早的鼓出现在商代，甚至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山西省陶寺遗址都出现了用鳄鱼皮蒙的鼓；而“钟鼓乐之”里的“钟”，则是更加重要的贵族乐器，它是从古代的陶铃过来的，除此之外还有铜铃。铜铃在夏代就有，到了商代出现大铙，铙就是拿手攥着，大头朝上敲击。

出现“钟鼓”“琴瑟”的场合很高级，而且它是个典礼的场合，所以这就应了我们说的：这是一首婚姻典礼上的乐章，代表着贵族男子为了娶妻，前往妻子家迎亲，按照隆重的六礼迎娶新妇。祝愿新婚夫妻恩情深。当然这其中带有当时人们对婚姻的一种理解。好夫妻难得，如果真是千思百念得到的，看重的，追求到的，这当然婚姻幸福了。所以局部的那种所谓爱情的表达情感，不足以否定这首诗是首婚姻典礼的乐章。由于礼器的存在，可见这首诗歌描述的，不仅仅是贵族家庭的婚姻，还很可能是高级贵族乃至周王家的婚礼场景。

3.婚礼与家国：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

家国天下

婚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发展是很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扩张，是以一个个小家庭为单位扩展到九州和天下的。就中国国家的产生而言，马克思关于西欧国家的形成解释是不适用的。中国早期的国家机器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最早的国家统治者没有像古希腊的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一样，打破血缘氏族的组织，而是将血缘宗族组织放大为国家组织关系，这正是中国文明本质的特色之所在。今人常说的家国，其实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很少有类似于将家庭和国邦并提的表述。

按照《易传》的解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可见中国人其实将男女夫妇，放在君臣之前，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那就是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原则。

大禹

我们的原生神话里，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很早就开始探讨小家和家国的辩证关系，在周朝宗法制和分封制的体系之下，家是国的微缩版本，在《大雅-思齐》里，有这样一句话，“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雍容端庄是太任，周文王的好母亲。贤淑美好是太姜，王室之妇居周京。太姒美誉能继承，多生男儿家门兴，因为周文王周武王的家庭和谐，能多添男丁，所以周国人才济济，国力昌盛，这种思路，和今人的家国情怀其实是相通的。一个个家庭，是周国强盛的根源所在。

雅典民主制

相比之下，古希腊城邦虽然也是多元格局，但是古希腊文明的本质，从它的最小单位看，是打碎原有的原生家庭和血缘组织。在希腊半岛，以克里斯提尼改革为例，为了改良雅典民主政治，传统的四大雅典血缘部落被拆分为10个地区部落，各个部落按照人口获得对应的政治和军事权利，这等于是打破了过去家族组织的权利；在海外，希腊人的海外殖民与拓张，更是有利于打碎原有的血缘家族，切断父母和远航子女的亲缘关系，一旦出海往往意味着和父母与亲人的永别；同时贸易讲究的是公平，城邦从王权政体到寡头，贵族和民主整体，其实是王室家族的权利，转移到了一个个团体的手中，立法权利变成了集体决策的行为，这个和中国的家天下更是不同了。

相比家庭，公共场所才是希腊文明的主场

所以家天下的概念在希腊是不存在的；柏拉图认为优秀的城邦公民不能在家里培养，而是来到集市和运动场，和其他男性公民锻炼身体，磨砺学识；家里的女人是缺乏见识的，家里养育不出真正的公民。所以对于希腊人而言，公共场合和社会，才是城邦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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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示意图，君主之家为政权的中心

但是家庭，才是中国文化的主场，不论家庭的内部相处和磨合，是多么地消磨心智，，熬人精力。

4.婚姻与封建：重新定义中国的文化

而将《关雎》中的家庭婚姻和贵族婚姻，放大到整个分封建制的周朝，我们可以发现，婚姻是西周长期繁荣，文化影响力深远的重要保证。

周代封建制度

除了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这样的军事行动之外，分封和各个诸侯国之间巩固关系的方式，主要是联姻。“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周公规定姬姓贵族和他们的子孙之间“百世不能通婚”，所以这一规定，其实是在鼓励姬姓贵族和异姓诸侯国之间的联姻。这一过程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西周征服中原之后，殷商和他们文化迥异的东夷诸部落依旧占据着九州东部的很大一片区域，鼓励贸易，崇尚人祭，经常迁徙，迷信鬼神，将国运取决于祭祀的殷商文化，和重视人世，重视农耕作战，安土重迁的周人文化是迥然不同的。相比于殷商，更加重视农业的周人，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和直接的文化祖先。商代的商，成为了汉语中贸易的代名词；而周的甲骨文就是有着边界的田地，两国的名号，已经决定了两个文明的不同属性。

礼乐制度的繁荣

而周人能将共同的文化传播到东边，除了有武力---硬实力作为后盾，将姬姓功臣和姜姓功臣分封到天下的要地，把守四方，并鼓励这些诸侯与非姬姓的诸侯联姻。联姻不仅将各国笼络到了以周王为大家长，君父的大家庭式的联盟中，而且联姻其实还起到了传播周礼文化的作用，这从软实力的层面，取代了残忍而神秘的商文化。所以到了东周时代，即使礼崩乐坏，王权下移，但是曹刿明确地告诉鲁庄公：“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祭神的本质在于：能用丰厚的祭品拿来祭神，说明国君治理的风调雨顺，有多余的农产品用于祭祀，所以祭天的本质不是走形式，其本质在于爱人爱民；而鲁国是位于殷商后裔的奄国故地，能有这样的认识，说明了周文化对于殷商故地的传播和覆盖。

曹刿论述了人与神的关系

面对入侵的北方戎狄，管仲还是告诉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各国在文化和血缘上，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外辱”，分封制下的诸侯即使有各种纠纷，但是面对新的他者---戎狄，则爆发出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齐桓公的联盟中既有商朝后裔的宋国，也有舜帝后裔的陈国，还有姬周后裔的卫国等等。可见不同的族群因为文化，共同的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而被聚合在一起。

流亡中的重耳

即使到了春秋时代，各国纷争不断，但是联姻依旧存在。春秋时代联姻的典型代表，是穿起了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的晋文公姬重耳。他的母亲是戎狄的美女狐姬，少年时受到父亲迫害而流亡到了母亲的故国翟国，在那里娶了戎族女子季隗；在流亡途中，他迎娶了齐国王族女子齐姜，秦国的文嬴。不仅是看起来令人羡慕的人生赢家，而且，这些联姻都成为了他称霸天下，联合诸侯的资本。有着戎狄血统的姬姓公子重耳成为了诸夏的霸主，意味着华夷观相比于齐桓公时代的尊王攘夷，有了巨大的进步，重耳本身就是种族融合的象征：中国和华夏，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地缘和血缘概念，而是一个广泛伸缩的文化概念-------使用中国文化的，不论血统，都是华夏。

在春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明确了：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

家国同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了。

诗经有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密码

黄土奏工商，青史曾跌宕。让我们一起以《关雎》为起点，聆听历史的回响，重温春秋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