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亲历河南救灾现场，我看到了民间救援队的力量与困扰
河南暴雨后，我们跟随一支民间救援队两度前往新乡，见证了在灾害发生后，民间救援力量如何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设备赶赴受灾现场，为救援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平民英雄”的光环之外，民间救援行业也面临种种现实问题：统一标准的缺失、运作成本的高昂、专业素质的参差不齐……而救援又是一项极为复杂、专业的工作。与此同时，救援队在现场还经常面对信息传递和协作的困难。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民间救援队在各地纷纷涌现，成为国家救援力量与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外的重要补充。我们必须从灾难中学到些什么。救援队蓬勃兴起之际，它所面对的问题，也将促使其下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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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
“抓紧撤离！获嘉，卫辉，新乡！马上泄洪！在的队伍注意一下！”7月23日凌晨1点26分，一张朋友圈截图出现在曙光救援队新乡救援分队群里。31分，分队的领队刀哥说，“20分钟后撤回郑州（巩义）。”
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们随二十余名队员才刚刚住进卫辉市（卫辉是由新乡市代管的县级市）一家小旅馆，收到刀哥的指令后，所有人从床上弹起来，迅速打包，集合。警示消息来自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位于新乡西北部的共产主义渠水位持续上涨，在前一天的傍晚漫溢进入卫辉的护城河卫河，洪水顺卫河下泄，“请卫河新中大道以下至出市境所有村庄紧急转移群众，组织人员上堤堵口抢险。”
此前的一周，新乡市出现特大暴雨，牧野站21日两小时降雨达到267.4毫米，超过了20日登上热搜的郑州两小时最大262.5毫米的降雨纪录。截止7月24日，暴雨造成全市11个县区116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171余万，约占该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7月21日晚上起，曙光救援队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队伍集结在灾情较重的巩义市，包括116名队员、28台救援车和26艘船艇。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民间救援团队，创始人王刚军人出身，身材不高，留着寸头，经过16个小时的行车从1539公里外的厦门赶来，是本次行动的总指挥。需要对接的信息千头万绪，他冰可乐不离手，一天喝十几瓶，抽两弹电子烟。心脏间歇性房颤，手表不时发出警报，提示他心率高于上限值，队友说他“几乎不睡觉”。集结会上第一件事，他要求所有队员整理仪容，穿队服不许敞怀。
因间歇性房颤，王刚的运动手表每天多次报警，
救援队人数较多，大家分头行动。7月22日，10辆救援车辆携带受浙江省宜格慈善基金会委托出资购买的1000箱矿泉水、500箱方便面和100个充电宝赶到郑州，将物资送到金光路街道办，在那里，两万居民已经被水围困两天，两位街道办领导乘铲车涉水探路时不幸落水殉职。转天，他们进入巩义市米河镇，将中国扶贫基金会筹集的社会援助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
尝试将低垂的断电电缆固定在高处，以方便车辆安全出行
图/商华鸽
彼时，巩义东北方向的新乡也开始受灾，于是，22日，王刚拨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小分队前往新乡卫辉市救援，由刀哥担任领队。从巩义驱车前往，道路时而被积水阻拦，到达卫辉已是傍晚。雨越下越大，小分队还没进入受灾的村庄，就被道路积水困在建设路南关路口。刀哥找当地向导尝试了四条路线，均不能通行，终于有一条小路可以让拖车从对面接应，一转头的功夫，两辆大货车在水中熄火，彻底堵死了通道。
等待期间，不断有民众敲开车窗，“里面有个四五千平米的商场被淹了，你们能不能救？”“我给你们200块钱，能不能带我回家？”道路积水最深处涨到约80厘米，淹到了大腿根，即使改装过的越野车也进不去，而积水对岸又是陆路，弃车开船并不现实。深夜11点，原地等待两个多小时后，救援队返回了宾馆。
微博、朋友圈、信息群里，求助信息上百条地刷新，满屏巨大的红色感叹号，背后是一个个无助的人在呐喊，而救援队员们带着充气船和救援设备，困在宾馆里。
“转了一天，什么都没干，我们是来支援河南的，不是来玩儿的，跑了一天，都是来玩儿的吗？”焦躁的情绪在队员之间蔓延。有人在群里@王刚，“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我今天哪怕是下一次水、营救了一个人，我都会觉得有点意义”。
“曾经有个记者问我，12年前刚做救援的你和现在的你有什么区别？”
“我告诉他，我当时遇到灾难的时候非常激动，任何废墟都想爬进去看一看有没有生存者，有没有尸体，但是这么多年沉淀下来，我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沉淀就是不管遇到什么现场，先按住自己，再按住大家，把一切计划好，按部就班的去做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英雄主义一定要出现在某个光芒四射的现场，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改变，和大家分享和共勉。”
曙光救援队在全国各地的分队并不由王刚垂直管理，而是以同盟形式存在，平时由各地分队长领导，集结救灾时实行属地指挥长制，灾害发生在哪里，就由哪里的分队队长担任指挥长。河南暂无曙光分队，王刚才出任本次指挥。更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定位并非“指挥者”，而是“标准制定者”。
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用严格的管理打造一支纪律化的团队：“在安全管理方面，他们只需要服从”“最大的目的不是我叫你冲的时候你们都要去冲，最大的目的是我叫你撤你都能撤下来。”对于王刚来说，队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队员们集结上车，凌晨返回了130公里外的巩义。三名队员不满这样的安排，决定离队，对于这样一个民间志愿组织来说，没有人能强制他们留下。
想象中惊心动魄的救援场面没有在这支队伍到达灾区的第一天发生，队员们面对的全是等待、消耗、琐碎。在接下来几天的救援行动中，等待时常发生，有时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住处，要当天往返几百公里。视频、报道中那些被广泛传播的、热火朝天的景象，只是救援行动的若干环节之一。
救援
水面一片漆黑。如果是白天，能看到水深黄、浑浊，冲锋舟开过，翻涌起污泥和垃圾。但在7月22号的夜里，被淹的三个村子，孟庄、石庄和秀才庄断水断电，是一片黑暗泽国。冲锋舟的马达声一响，村子里的窗户、楼顶上，开始亮起手机和手电筒的光，晃他们，然后是喊声，一家喊，两家喊，家家户户都在喊，“救我”“我家有老人，有病人”。
这是最早抵达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的救援队——山西新青年应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山西新青年）队员看到的情景。一万余人被困在水里一整天了。
一个80多岁的老人扒着门口，水漫过了肩膀。镇政府收集了名单，谁家有老人、病人、孕妇、小孩，救援队优先转移。夜里地形难辨，一位救援队员感到船体不断碰触有高有低的障碍物，以为是石头，再一看，是墓碑。
头一天清早，孟庄村的村干部何振宇大爷接到镇上防洪的通知，当时新乡已经下了几天的雨，村西的黄水河有漫堤风险。2016年，村里曾因大雨被淹过一次，何振宇印象里，水最高涨到约60厘米，已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村干部根据那一次的经验，组织村民围村筑坝，周围7个路口都用村里砂石厂的材料垒起了60厘米的砂坝。
22日早上5点，这些矮坝没能起到作用，半个小时的功夫，村路上的水一下就涨到50厘米，在随后的三、四个小时里，就没到了胸口。一位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根据常住人口估计，三个庄被困人数约1万6千人。村民退后再筑坝，坝一步步后撤，一步步变高。23日，节节后退的堤坝，高度已经超过2米，卡在一段10米左右的路口。
23日下午，重新从巩义赶来的一组曙光救援队员，经当地向导指引到达此地。更多救援队也陆续地到了，高坝上救援者挤得站不下，有村干部拿着喇叭大喊，“都让开！往后退退！”充气式救援船、冲锋舟、水上摩托接连被扛下水。
实际情况是，转移上万人决不能仅凭一腔热血。救援队运力有限，一条船可转移约8到10人，需要确认优先转移的人，病人、老人、孩子、妇女，而这些人也数量庞大。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看我穿着救生衣，拉住我，“能不能把我姐家的两个孩子接出来？他们没饭吃了。”
安置也是大问题。很多村民不愿被转移，他们没有可投奔的去处。有自理能力且家住二楼以上的居民，大多将留在家中等待水退，依赖救援队分发的物资生活。
那些淹没在水中的矮坝给冲锋舟造成了障碍，每行至一个坝，船会磕一下，三四条船受损报废在水边。举目四望，水漫过竖起的标语，三三两两的村民站在二楼观望。一个男人拉着一头死羊涉水而过。
村民在二楼观望着救援船 图/王媛
3架无人机反复飞了15趟，通过热成像观察人员聚集情况、通过扩音设备向群众喊话，告知救援队已经到达。这几乎是信息传输的唯一方法。何振宇作为向导，跟着船往返了十几次。三十九中门口，水接近自行车棚顶，好在暑假期间没有学生在校，只有看门的老刘。“老刘，老刘在吗！”船直接开进楼梯间，何大爷扯着嗓子用河南话喊，声音在空荡的教学楼回响。老刘已被上一艘船接走了。
大卡车停在坝前，十余人——主要是妇女——排在车尾卸货。山西新青年向山西企业募集了近十万元物资，水、方便面、火腿肠、消毒水，一箱箱地往救援船里扔，船装满物资进去，坐满灾民出来。
堤坝一侧传送救灾物资的女性们 图/王媛
35岁的村民魏大哥背着粉红色的书包登上岸，手里抱着大号的塑料收纳箱，腰上系着腰包。他妻子跟在后面，提着三个黑色塑料袋，小腿沾满了泥。两个人被困一天半，上岸后一刻不停地往前奔，老人和两个孩子在一个多小时前被解救出来，分开前他们约定好，在妻子姐姐家会合。小跑五百米后，两个人一下子愣在路口：通往姐姐家的路水齐腰深。
通讯完全中断。坝口一张桌子上堆了几百张小纸条：从某路口左转再右转，某家有多少位亲人在里面。纸条递给救援队，请他们帮忙找一找，都接出来是不可能的，外面的人只想传句话、互相报个平安。
魏大哥只能往回跑，扎进人堆里打听。好在找到村里熟人是容易的，老人家留了口信，已经带着孩子投奔邻村其他家人。魏大哥脱掉上衣，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不远处，一个一头卷发的两岁小女孩儿被妈妈抱着下了船，昨天一天，小家伙只干啃了一袋方便面。
刚刚被转移出来、寻找自己孩子的魏大哥 图/靳锦
除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队员，现场还有河南当地的消防力量，以及从郑州专程驱车赶来帮忙的热心市民：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坝下，一个个地劝村民不要上坝，把通道让给救援队。他们是新乡人，常住郑州，听说家乡受灾，带着自己准备的救生衣赶过来，并在路上为偶遇的救援队做起向导。
有焦急的村民反复往坝上冲，找救援队员问情况，甚至为如何转运物资站在坝上吵架，村干部几次清退坝上所有人，努力要建立秩序，但很快就重归混乱。女生像临时交警一样，挽着胳膊把非救援人员带下去，又上来，再带下去。
天色逐渐变暗，街边一处墙角汩汩地往外冒水，看不出是井还是水管破裂，坝外街面的水也没过了脚面。坝的那一边，十几个男人穿着背心短裤，抱着澡盆，从家里一步步走过来。他们是留守的人，怕分不到物资，让岸上的人把水和方便面扔进盆里，再一步步蹚水回去。
“炸坝”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不会炸坝，我不会拿群众的生命安全开玩笑！”23号晚上，大块镇副镇长站在坝上，嘶哑着嗓子，对曙光救援队新乡救援分队的新领队刘洋喊道。
几分钟前，晚上8点19分，一位队员手机在靠近临时搭建的信号塔处收到了王刚的通知：“各队长注意！！接到市政府通知，卫河新乡段要炸坝，通知救援队退至制高点或撤离。情况属实，以（已）和应急厅核实”。红色的感叹号再次出现在分队微信群里，刘洋用铁梯爬上信号塔边的二层天台，与王刚通话，得到他要求曙光全队撤离现场的指令。
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手里还攥着一把白色纸条，村里尚有老人未被接出。“你人可以先撤，你把船留在这儿，船价值多少我可以承担，中不中？”应急灯强光照射下嘈杂的现场，副镇长接近嘶吼。但对于刘洋来说，“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必须撤了。”
块村营集结的曙光救援队 图/王媛
七条救援艇陆续从水中被抬出。曙光救援队来到大块镇块村营村的全部37名队员（含东营预备役）上车离开了现场，炸坝的消息让刘洋感到整个新乡不再安全，决定连夜带队回程。
山西新青年选择留了下来。他们同样收到了炸坝的信息，领队杨永平打开一个名为“中志协应急委新乡救援群”的微信群，里面每个人都在说，撤了吧，你们是来救人，不是来光荣的，“祖宗，你别让我们担心你好吗”。但是，他们出于一种朴素的判断，还是决定留下来：如果炸坝，官方会有安置，不可能不顾及上万仍被水围困的村民。
杨永平随后发了个朋友圈，“传言说是要泄洪，所有人都撤出新乡了。几万老百姓还泡在水里，看着他们期盼的眼神，我和我兄弟选择留下……请大家放心。”他关上了手机。
王刚最早见到的“炸坝”信息出现在某灾害信息收集志愿者组织所建立的救援队长群里。炸哪条坝？什么时候炸？影响范围有多大？一条简短的消息并未详述。出于对该信息团队的信任，王刚把群里的一字不动地复制给了刘洋。“他把风险60%的事说成80%，到我这里我就会提升到100%，因为我要更高的安全标准。”这是王刚一贯的原则。
河南暴雨以来，数不清的信息群日夜接受轰炸，多数要求群成员在发信息前亲自核实，但实际操作中，带有“已核实”字样的信息转来转去，再也找不到原始信源。当我们与该信息群群主联系时，他回复“我不清楚来源”；而新乡市应急管理局也以“我们这边信息掌握不全”为由，拒绝回答是否有人曾与之核实这条信息。
要求救援队挨个核实信源并不现实。一方面，灾区断电断网，与外界联系受阻；另一方面，即便联系上，往往会得到回复，“一切以公布（信息）为准”。
第二天，杨永平打开手机，那条宣言留下的朋友圈下收到了280条回复。有人说他们被冲走了，有人指责他不顾队员的生命蛮干。他选择沉默。“我也不能说赌，如果是真炸了，可能我也就没了，但是如果没炸的话，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回山西的路上，他问我，“你觉得我应该留下吗？”
危险没有发生。排涝渠最终吸收了淹没村庄的水，村里的水位在后两天迅速下降，并在27日被抽水泵抽干。堤坝拆开，老房子倒了几间，三个村子将被彻底清扫、消毒。
坐救生艇进入被淹区域，村路上的货车浸没了一半 图/王媛
救灾现场情况瞬息万变，需要准确可靠的信息、专业的装备和有序的指挥。各个救援队之间的装备情况差异很大，一位救援队员抱怨说，“有些队伍连船都没有，到现场跟当地政府部门要，这是来灾区救灾的还是来要饭的？”
现场的指挥关系是另一个症结。作为志愿组织，民间救援队除到达灾区时需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到外，并不受政府直接指挥。一些大的救援队会与基金会对接，也只是合作伙伴关系。选择哪里救援、干多久、如何干，各救援队可以自主决策。山西新青年认为，最先到现场的救援队理应发挥协调指挥作用；而对于曙光救援队的刘洋来说，他只接受曙光内部本次指挥长的领导；副镇长声嘶力竭，并不能决定这些志愿者的去留。
中央电视台在当天下午对块村营的救援进行了拍摄。救援队需要考量媒体曝光，高知名度对一个民间组织很重要。某支在现场仅待了2个多小时的救援队，就受到其他同行的调侃——是否只是为了宣传？
“形象”与“宣传”对于救援队来说，不仅意味着荣誉，而且直接关系到未来收到社会捐赠的多寡、队伍后续的发展。志愿救灾没有报酬，民间救援队除对外专业安全培训的部分收入外，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捐赠。
只有英雄梦是不够的
今年是王刚做救援的第13年。2008年5月12日，王刚和几个战友在成都旅行，准备开车穿越川藏线。一辆好端端的新车突然发动不了，使他们不得不在成都多留一天，如果没有这个意外，这一天下午2点，他们按计划会行驶到都江堰。那里在当天发生的汶川地震中受灾极为严重。
几个人感到自己死里逃生，一致决定进入灾区救援，开车进，买摩托车进，徒步进，最终进入一所乡村小学。孩子的哭声从倒塌的校舍中传出来，王刚向废墟里喊：“不要怕，叔叔们来了！我们有办法救你们出来！”他的人生轨迹就因这一句话彻底改变。
17个小时漫长的救援，能找到的所有工具一个个地破碎，几个人意识到自己接受过的军事训练在灾害面前如此无能为力。最后一把榔头在水泥板上敲断后，战友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孩子们的哭声却渐渐低了下去。
王刚用了“狂妄”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对废墟里的孩子们许下的承诺。为了弥补当时留下的遗憾，历时31天的地震救援结束后，他回到厦门创办了曙光救援队，在接下来的13年里将其逐步发展为拥有全国各地42支分队的曙光同盟。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中国民间救援力量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的节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民间救援队在各地纷纷涌现，在灾害救援中，成为国家救援力量与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外的重要补充。
志愿者刚加入民间救援队时大多出于一腔热情，曙光对志愿者加入的唯一门槛是“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收入”。多数热情的持续时间是2、3个月，大灾救援的英雄感能为这些新手打一剂强心针，而本地的救援任务则更多的是考验精力和耐心的日常：寻找反复走失的老人、规劝青春期离家出走的孩子、处理跳海自杀事件等。刘洋为我们展示了一段从井下打捞尸体的视频，这也是他们会遇到的工作。民间救援队人员流动性一直非常大。
只有英雄梦是不够的，成为正式队员需要面临更严格的考核。据王刚介绍，除红十字救护员证、AHA心脏救护员证书等证件外，曙光救援队对正式队员的要求是400个小时以上的训练与救援时间，参与高空、潜水、声纳、无人机、搜救犬、心理危机干预等实践技能的培训并进行考核。
教学课件和考核标准由队内自行研发制定，教官由经验丰富的队员担任。练习废墟救援，哪里有拆迁工地去哪里；为进行潜水训练，曙光挖了十米深的潜水训练池，还在池底放置了沉车，模拟被淹车辆。这一切的成本由队内自行承担。
培训成本的高昂和统一标准的缺失是国内民间救援者专业素质不齐的重要原因。杨永平在救灾现场看到，有的救援队连救生衣都没有，有的志愿者拿“鸭子船”下水，上身穿队服，下身穿裤衩、拖鞋，“自身安全都保障不了。”
厦门曙光救援队1300多名志愿者中，只有157名是正式队员，日常救援的出勤率最高在20%，也就是说单次救援任务最多能集结200多人。许多民间救援队都与当地公安、消防部门进行合作，用更加专业的设备处理如水域打捞等救援项目，不收取报酬，甚至所消耗的尸袋也不能报销。
杨永平同样是“死里逃生”。几年前，他经历了一场交通事故，用头天刚学会的急救方式给自己争取了等到120救护车到来的时间。痊愈后，他开始从事救援。无论是地震还是交通事故，我们必须从灾难中学到些什么。从事了几年救援之后，杨永平还发现了行业的一个痛点——救援队员的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属于“主动涉险类”，保险公司不保。
2020年4月以来，杨永平奔走多家保险公司，试图推动开发一款适合社会应急力量救援人员的专项保险。今年3月，这款保险上线了。
一些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在澳大利亚，各应急机构会与企业和民间的救援力量签订协议，发生突发事件时由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协调各类资源实施救援，应急救援的基础设施和专用救援装备主要由联邦和州政府承担。在中国香港，志愿者在民众安全服务队值班可以拿到政府拨款的补助，且法律规定原雇主单位不扣工资。王刚一直希望中国的民间救援也能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获得相应的报酬和保障。
刘洋带领的分队行驶在回程路上，公路旁的草丛积满了水，黑暗中传来蛙声与蝉鸣。他来自山东金乡曙光救援队，新乡的任务结束当晚，他不愿再多停留，连夜带领队员赶回金乡备勤——台风“烟花”要来了，家乡可能需要他们。
中国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7月21日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称，'极端暴雨、极端高温仍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这种极端天气其科学机制形成非常复杂，再落实到数值预报中，仍缺少有效手段进一步解决，这也是气象部门正着手攻克的难关。'
不待气候变化的原因厘清，救援队员的下一段旅程已经开启。对讲机作为无信号时队员沟通的唯一工具，在救援现场一刻不停响着，而回程路上罕见地保持着安静。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突然有人在对讲机里唱了一句。
“谁呀这是，敢不敢报上名来？”大家嬉笑着询问。
（实习生王焕熔对此文亦有贡献）
视频素材来源：靳锦、王媛
视频剪辑：高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