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玄宗不干涉，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可以在潼关挡住安禄山吗？
要是唐玄宗不乱指挥，别说把安禄山挡在潼关，连平定这场叛乱都不会耗时太久。可以这么讲：安史之乱之所以能闹八年，绝不是因为叛军太狡猾，而是因为朝廷统治者太无能，李隆基玩砸了权术、连累了大唐王朝。
叛乱初期，安禄山打了李隆基一个措手不及
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率领旗下的15万大军在范阳起兵造反，其中仅有小部分留下镇守范阳、平卢、大同三大基地，其它兵马全部随他浩浩荡荡往南扑向大唐腹地。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安禄山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席卷黄河以北地区，随后兵锋直指洛阳。
之所以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大唐重外轻内（跟后来的宋朝完全相反），约50万的常备军分散在边镇的十大节度使麾下，精兵强将都用来对外扩张，内陆除了部分禁军，其他府、县只维持了基本的治安力量，在安禄山面前犹如螳臂挡车；
其二，大唐立国之后，对外基本上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军事政策，中原地区上百年没有经历过战火，“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加上当时的府兵制已经崩溃，打仗对于寻常老百姓而言比较陌生，难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
其三，安禄山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唐朝廷则懵懵懂懂、毫无准备。
为了这一天的起兵造反，安禄山经营了十年之久。他通过精心布局，获得了李隆基、李林甫的信任，从此平步青云，从一名边将成长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军事怪物，几乎掌控了大唐北部所有镇兵，所有的将领都是由他一手挑选、提拔的亲信，三镇近20万的正规军几乎成了他的私兵；此外，他还利用自己胡人身份的优势，招降东北地区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少数民族将士，把他们培养成了自己最忠诚、最凶悍的死士。
反观朝廷这边，在安禄山面前则显得像只小白兔。安禄山多年的刻意讨好与麻痹战术，让李隆基认为自己的恩宠真的彻底收买了对方，甚至还把其视为了威吓朝廷政治派系的最坚实武装力量。因此，在过去的多年里，虽然不断有人举报安禄山试图谋反，但李隆基从来都不予理睬；名将王忠嗣、名相张九龄提醒，反而被他视为别有用心；更夸张的是，对于一般身份的举报者，李隆基直接将其绑起来，其后送到范阳任由安禄山处置。
因此，叛军初期的势如破竹就不难理解了。不过，随着大唐上下回过神来，局面一度得以扭转。
以空间换时间，朝廷已形成对安禄山的包围
被渔阳鞞鼓震醒后，大唐王朝国家机器随即开动，对叛军的镇压全面展开。按照区域、性质来讲，当时的平叛力量可以分为三类，大致情况如下：
首先是李隆基。
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来，无异于在李隆基脸上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可惜那时候并没有追责制，皇帝宝座稳如泰山的他，随即开展了自救行动：
其一，从安西、北庭、河西等西北地区的藩镇调兵勤王，但一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
其二，就地征兵。恰巧时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随即被李隆基派往洛阳募兵六万、负责抵抗叛军的进攻；不久后，正在长安担任右金吾大将军的前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也临危受命，带着五万由禁军、边军、新兵组成的队伍前往陕州防御。
巧的是，高仙芝、封常清曾经是安西的老搭档，俩人曾配合默契、横扫西域，此时共赴国难倒是一对理想的组合。
其二是郭子仪、李光弼。
叛乱爆发后，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副大使，率领朔方军东讨安禄山。不久后，经他推荐，李光弼被提拔为河东节度使，并为其调配了一万多朔方兵，俩人从今宁夏、山西一带往东横向征讨叛军；
其三是地方官员组织的武装力量。河北（黄河以北）沦陷区的一批朝廷官员奋起反抗安禄山，他们共同推举平原太守颜真卿为盟主，在敌后牵制叛军的力量；而在东南向，真源县令张巡先后在雍丘、睢阳与叛军殊死作战。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初期，上面三股力量的表现有所不同：
公元755年12月，封常清在虎牢关至洛阳一线抵抗安禄山主力军，虽然他本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但其率领的都是临时征召、未经训练的老百姓，结果可想而知。面对悍勇的叛军，封常清从虎牢关一直退到洛阳城内，沿途五次组织抵抗，但五次均被击败，只好率领残部投奔高仙芝，洛阳沦陷。
随后高、封俩人一合计，认为当下敌强我弱、陕郡易攻难守，不如退守潼关、扼住叛军杀进关中的咽喉。随后他们紧急行军，幸运地赶在叛军之前抢下了潼关，随后加固城防，把安禄山一行挡在了关中之外。
从纸面实力来讲，当时的潼关唐军也许比不上叛军，但依仗易守难攻的地利、久经沙场的统帅，挡住安禄山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只可惜很快祸起萧墙。
抵达潼关不久，监军的太监边令诚认为高仙芝不听自己的指挥，一怒之下向李隆基打了小报告，声称封、高二人抵抗不力、私自舍弃陕地，而且还偷偷克扣军饷。
李隆基不分青红皂白，立即下令边令诚在军中直接诛杀二人。封常清、高仙芝跟安禄山不同，虽然明知蒙冤，但也只能引颈就戮。据史书记载，行刑时，将士们“大呼称枉，其声振地”，但仍改变不了封、高二人惨遭冤杀的命运。
随后，李隆基征调正在长安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前去潼关救急；这时，部分边军也陆续赶到，加上封常清、高仙芝的旧部，以及陆续征调的新兵，当时在潼关的唐军号称20万，远远超过了关外的叛军。
然而，由于这是一支临时拼凑的大军、新手居多，互相间并不怎么和谐，加上高仙芝旧部心有怨气、仍在病中的哥舒翰精力不足，导致潼关唐军虽规模庞大、但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然而，如果用来防守那自然是绰绰有余。
在另外两条战线，叛军也遭到了痛击。
张巡带着数千唐军死守雍丘，与李怀仙、杨朝宗等人率领的四万叛军鏖战两个多月，双方大小三百多战，敌军死伤惨重仍无法拔掉这颗钉子，通向江淮的路线被掐断；（后来张巡又转移至睢阳继续奋战）
在河北地区，郭子仪、李光弼对阵叛军大将史思明，并且接连获得大胜。公元756年4月，双方在常山城外爆发了一场决战，十余万叛军被击溃，史思明仓皇逃亡赵郡。此战后，不堪叛军凌辱的河朔百姓深受鼓舞，纷纷揭竿而起配合唐军行动。
5月，在得到安禄山派来的援军后，史思明率领五万多精兵再次追击郭、李二人。然而在嘉山一战，叛军再次遭到惨败，四万多人被斩首，史思明被打得披头散发、光着脚狼狈而逃，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经过这两次大战，叛军在河北的主力遭到了伤筋动骨的打击。河北地区被占领的十多个郡纷纷爆发了起义，人们杀掉留守的叛军响应朝廷；范阳通往洛阳的路线被切断，叛军往来都是轻骑偷偷摸摸地通过，然而还是经常被官军俘虏。
消息传来，那些身在中原的叛军惦记范阳老家的安危，无不惊慌失措、军心浮动，安禄山大为恐惧，把那些当初鼓励自己造反的智囊叫到身前一通大骂：“数年来你们都劝我反叛，信誓旦旦地说成功轻而易举；如今大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断绝、官军云集，我们现在占据的只有汴、郑等几个州郡，如何能够取胜呢？别让我再见到你们！”
安禄山的这番话，真切地反映了他所面临的困境：西进无门、北归无路，如果这样耗下去的话，待朝廷大军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将是灭顶之灾。
随后，他计划放弃洛阳、全军回撤范阳，当一个在边境自立门户的土皇帝，不过一时还未下定决心。
然而，安禄山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自己深陷绝境时，老伙计李隆基竟然送来了神助攻。
李隆基为啥犯浑？将领的专业意见，抵不过政客的阴谋
嘉山之战后，朝廷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初期的叛军虽然凶猛，但此时已经被稀释到了广阔的中原地区，四面八方遭受痛击；如果朝廷多一些战略耐心，安禄山的野心也许没撑到一年就沦为了黄粱一梦。
然而，虽然战场上获取优势，庙堂里却出了大问题。
当初安禄山起兵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叛乱爆发后，面对人间地狱般的惨状，人们无不对杨国忠咬牙切齿，恨不得喝其血啖其肉；在潼关前线，王思礼也劝说上司哥舒翰杀掉杨国忠。
哥舒翰不愿意干这种事，但消息传到长安，杨国忠却先下手为强了，他劝李隆基派兵驻扎灞上，由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率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知后，也怕被杨国忠从背后捅刀子，于是就上表李隆基，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自己统一指挥；到了六月，他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杨国忠更加害怕。
在朝廷的将、相勾心斗角时，潼关外的叛军却布下疑兵之计，派了几千老弱病残在关外晃悠。探子把这一消息传到长安，李隆基以为叛军真的已经如强弩之末，于是催促哥舒翰尽快出关，对安禄山来个秋风扫落叶。
政客们看不懂对方的诡计，但军人们懂。哥舒翰上报李隆基，对当下局势作出了判断：
其一，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唐军据险扼守、利在长期坚持；
其二，叛军行径残暴、不得人心，目前面临压力，兵势正越来越不利。假以时日，必定会出现内讧，届时朝廷将不战而胜；
其三，从各大边镇征召的老兵大部分还没抵达；
其四，安禄山久经战阵、经验老道，关外的老弱病残是诱饵，不可上当。
与此同时，身在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向朝廷上奏：由他们北攻范阳、直捣叛军巢穴，抓住他们的家人为人质用来招降，这样叛军内部必定大乱；潼关大军应该坚守以挫敌锐气，不可轻易出战。
可惜的是，三位专业人士的意见，在政客眼里看来是别有所图。杨国忠怀疑这是哥舒翰要谋害自己的说辞，于是鼓动李隆基逼迫潼关出战；而此时的李隆基也许是吸取了信任安禄山的教训，认为哥舒翰贻误战机、极为可疑，于是接连派宦官前去催战。
面临涉及政权存亡的生死大战，专业军人的意见却抵不过政客的一句话。哥舒翰无可奈何，他抚胸痛哭、率军出关。
在灵宝西原，唐军掉进了崔乾祐的圈套，十余万大军灰飞烟灭，只剩下8000多人活着回到了潼关。三天后，潘军攻陷潼关，关中失守，李隆基仓皇逃向四川。而李光弼、郭子仪只能西撤，睢阳的张巡则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潼关之战，李隆基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他对安禄山的放纵，对高仙芝、封常清的无情，对杨国忠、宦官的信任，对哥舒翰、郭子仪等将领的怀疑，注定了安史之乱的浩劫并非偶然。
然而，潼关之战只是安史之乱的冰山一角而已，后来的唐朝统治者不断犯下同类错误，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之久；而且在战乱结束后，由于对宦官的宠信、对将领的不信任，大唐王朝随之陷入了上百年摆脱不掉的死循环，最终走向了末路。
对于高仙芝、封常清等人的遭遇，可以用司马光在位张巡喊冤时的那句话来描述：“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善者之不幸，往往是恶人之大幸，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