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从杂剧到小说——李逵的形象演变（《水浒璅语》之三十四）
虽然李逵的故事是在大闹江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李逵下山才是他正传的起点。《水浒传》刻画其他的主人公都是写他们上山的原因，只有写李逵是写他下山的经历。
方成绘李逵
自《水浒传》出世，便使人觉得李逵生来就是要上梁山的，不必为什么缘故，所以被称为“天杀星”，便是天生的强盗。“评《水浒》运动”里面把李逵解读为最革命的梁山英雄，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
但从文学上看，这不过是因为元杂剧和之前的话本文学中并没有李逵上山的故事，反而多的是李逵在梁山以后发生的故事。但既然决心将李逵写成天生的强盗，不可避免写他的残忍，但一味残忍未免使人生厌恶心，所以必须写出他的一些道德精神，使这个人物多一些层次。
《水浒传》处理李逵的道德与精神，处处是比着宋江落笔的：
一是孝，宋江是“孝义黑三郎”，而李逵要下山去接老母，这在那个时代可谓大节，清代人说“百善孝为先”，一个“孝”字当头是可以遮百丑的，雷横以“孝”的名义打死了白秀英，便掩盖了他横行霸道的事实，李逵的孝便是为他的杀行遮丑的。
陈永锵绘《李逵接母》
二是义，宋江“义”的行迹我们见得多也分析得多了，李逵的这次下山里，一旦听说李鬼家中有老母便放了他，更和李云、朱富都交上了朋友，这是他的“义”字当头；
三是忠，自然的李逵绝不忠于朝廷而只忠于宋江一个人，宋江教他死他便死，连一丝怨言也没有；
四是不近女色，宋江在阎婆惜身上不打紧，而李逵则不但自己守住童子之身，而且在宋江面前始终提醒他不要近女色，做的比宋江更甚。甚至连他们的形象也是一样的，李逵是黑鬼，宋江是黑矮杀才，都是以黑闻名的人。
只是相比于宋江的权谋，李逵更迷信暴力——作者把他的暴力解释为“爽直”。但如果仔细分析，宋江是用权术统驭人，李逵是用残忍威吓人。这两个人刚好是一个对子，所以杀李逵的只能是宋江，在楚州宋江设计，让李逵饮下毒酒；而杀宋江的也只能是李逵，听说宋江强抢民女，坏了名声，李逵便在梁山泊上砍倒了杏黄大旗，要与宋江火并。
孙忠会绘李逵
如果以《易经》来论，宋江至阴，李逵至阳。至阴以厚德载物，为万物之母，所以能够收纳梁山群雄；至阳则亢龙有悔，形如婴孩，梁山上自然没有他的朋友。
作者写李逵下山取母，为的是写出李逵在生活中的样貌，绝不是冷绝、残酷绝的。所以写他的孝，他的作为与他本分的哥哥的对比。但这却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将李逵这个人物写的不成立了。
第一、李达是个本分人，给人家做长工，看见李逵便想报官，但他同样是孝子。如果不是李逵非要取母上山，自己宁可替李逵受过，也不告诉母亲李逵落草受到通缉这个事实。他的懦弱里带着传统道德里的善良。而李逵则生性残忍，又毫无忠君爱国之心，与他的哥哥和单纯的老娘全然不同。
第二、李逵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绝不可能像史进或者孔明、孔亮兄弟那样延请好的教头，他的一身武艺从何而来，一双板斧又出自何处，都指说不清。
田连元
评书家田连元先生在设计时加入了李逵父亲为财主卞金洞所害，李逵投师练斧，杀人命案连累哥哥入狱的故事，这便将李逵的本末说清楚了，但却无法解释李逵的残忍——所以我很怀疑，这段书不是出自老先生们的本子，而是田连元先生的创造，至少是他严重加工过的，因为这段书太符合“革命史观”，而且把李逵写的太干净了。
元杂剧中的李逵不过是个丑角，但作者决心把它写成主角，所以褪去了许多元杂剧中的本来色彩。但出于故事的完整性，也不可能完全褪去杂剧的颜色，譬如李逵每次下山都要改扮，正是他乔教学、做官的本钱，而他扮成哑道童、见李师师、乔坐衙也都是他丑角的反映。
在田连元的评书里有李逵装病和燕青一道下山请常七爷的故事，李逵先剪胡子，后又扮演程咬金，当然仍不褪去丑角。
水浒传原文写从安道全上山到梁山泊排座次，田连元只用半回讲完，这个部分却用了整整六回的书目。燕青扑擎天柱，原文只有半回，但田连元却演义十回之多。而这种安排并非田连元的故意创作，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使然。
连环画《燕青李逵双赶会》
在最原始的故事里，李逵和燕青是对着写的，一巧一拙，相当益彰。而且他们的故事都是山下的故事多，山上的故事少。在元杂剧中李逵每以“山儿”自称或者被称，“山儿”即山野之人对山下之人的自称，可见他是下山的例子。
而在元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里，宋江给了燕青一个月假期，但燕青四十天才回返，而且稍后因为眼疾再次下山，可见他的早期故事也是在山下的。这其实也能解释何以《水浒传》在招安之后的故事里，鲁智深、武松等人几乎已经失声，唯独李逵和燕青被深刻刻画——不过是元杂剧情节在小说里的延续而已。
只是在《水浒传》的小说文本中，为了保持整体作品的严肃和短打侠义的主旋律，李逵的“耍”也随之变成了“闹”，“有趣”的故事开始变成了“有意义”的故事。
张伟泽雕塑李逵
以李逵负荆的故事而言，原本的剧本重头戏在李逵的莽撞与丑态，而改动后的《水浒传》文本则重视了宋江的坦荡和亲民，因为宋江为了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亲自下山正名，本身就是农民起义领袖日常宣扬的跟民众打成一片的风范，这是符合民众的期待的，所以称为刻画的重点。
只是在“评《水浒》运动”中宋江作为“革命家”的身份被打成了“投降派”，所以“李逵负荆”一出刻画的重心便又回到了李逵身上。
经过这一番改造，李逵的形象由“丑角”到“配角”，终而变成了“坚定的革命派”，这是不符合文学的历史的，但却很符合政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