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 代的汉字二次简化，虽然失败，但很多人的姓氏由此改变
“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汉字身为记录和传播知识文明的载体，势必随着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而得到发展和演变。由结绳记事、仓颉造字，发展到商朝甲骨文，后又经历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
在近代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推进之下，演变成今日通用的中文简体。总的来说，汉字的演变之路，虽偶有繁化，但大体上是遵循由繁到简的规律。
新文化运动
汉字二次简化的由来
19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清朝腐败没落，西方列强入侵，正所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为了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进行了无数探索。和国民教育息息相关的汉字改革问题因此备受关注。
1909 年，陆费逵就指出：“教育之盛衰，人民之智愚，无不视乎识字之难易。”他认为想要普及教育，就要推广更便捷好记的俗体字。
陆费逵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支持，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的推动下，掀起了一阵轰轰烈烈的汉字改革。不过因为国民政府没有坚定支持，加上各方流派意见不同，导致汉字简化改革阻力重重，发展缓慢，后来更是因为抗战爆发而中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孙中山说过：“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而当时中国近80%的人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建国之才何处寻？要想国富民强，就必须全国大力“扫盲”。
文字改革也随之提上日程，经过讨论，文字改革的主要方向定为汉字简化。在经过多次拟稿和修改后，1956年正式出版《汉字简化方案》，这也标志着我国汉字简化的正式实行。
这就是著名的50-60年代的汉字“一简”，虽然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次汉字简化非常成功，为我国简体中文夯实了基础。后来随着十年动荡到来，汉字简化工作略有停滞。
直至1973年，在中央的授意下，文字改革委员会得以恢复，并开展新的汉字简化工作，也就是汉字“二简”。然而“二简”改革并没有像“一简”那样成功，反而遭来多方批评和反对，于1986年正式宣告废止。
《汉字简化方案》
“二简”改革的失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73年开始着手起拟《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于1975年正式定稿，并上报中央审核。
该草案当时共收录412个简化字，但是中央对此结果并不满意，提出了希望能多加些简化字的意见。而就是这个意见让“二简”改革开始逐渐偏离初心。为了增加更多简化字，委员会可谓绞尽脑汁，但事情远比想象中困难。
“一简”改革中，已经收录和整理了大部分民间流传的俗体。《二简草案》里新收录的简化字已经是经过“挖地三尺”挑选出的民间俗体。如果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而且很多常用字经过“一简”改革后已经很简化，再简化怕是会“伤筋动骨”，“面目全非”。
《二简草案》经过两年的反复修订，终于在1977年12月正式通过。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登该“二简”方案。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进行刊印。1978年3月2日，教育局宣布开始在教科书上试用二简字。
然而，“二简字”的试用引发各界人士不同程度地批评，其中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对“二简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很多“二简字”纯属生造，有的缺胳膊少腿更是难看难认。
如“病”写作“疒”、“部”写作“卩”、“街”写作“亍”、“雄”写作“厷”等等；还有些是把多个同音字用一个简化字表示，例如“芭、笆、耙”全写作“巴”、“蓖、篦、蔽”全写作“芘”、“胧、昽、眬”全写作“龙”、“凋、碉、雕”全写作“刁”等，这种简单粗暴的简化很容易造成意义混淆。
周有光
总之，这些字为简而简让人不知所云，反而增加了人们学习的负担。
周有光还和胡愈之、王力等23人联名写信要求不要采用《二简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在外界压力之下，国家于1978年4月开始宣布停止“二简字”在报刊、教材以及图书等方面的使用。
同年，文改委员会又开展了新的草案修订工作。负责人之一王力提出“二简”要遵循约定俗成和合理简化原则，切忌为简而简。遗憾的是修订草案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些原则。
1981年《二简修订草案》终于修订完成，此次草案在征求各界意见时得到了较为正面的回馈，但在之后几年的研讨中，各方意见不一，导致最终方案一拖再拖。而民间因为“二简字”已经出现文字混乱、认知困难等现象。
国务院最终于1986年批准正式宣布废止《二简》。至此，近十年的汉字“二简”改革正式落下帷幕，宣告失败。
王力
“二简”的影响与反思
汉字“二简”虽然失败了，且过程中频频叫停，但是部分“二简字”曾在民间流传了将近十年，也留下了不小影响。
例如，炖（燉）、咨（谘）、桔（橘）等都成为了如今的规范字。还有如今民间仍然还会使用到“鸡旦”、“早歺”、“仃车”等这样的字眼。此外，70年代的汉字二次简化还改变了很多人的姓氏。
被简化的部分姓氏
例如当时“萧姓”作“肖姓”，“阎姓”作“闫姓”、“蓝姓”作“兰姓”、“傅姓”作“付姓”、“詹姓”作“占姓”等。这些姓氏二简字使用久了也变成了规范姓氏，这就导致许多家族存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不同姓的情况。一些注重宗族传承的家庭在修订家谱时也一直致力于统一恢复为原来的姓氏。
19年，就有山东省济宁市韭菜姜村戴姓一族集体向当地派出所提交改姓申请。原来是因为在“二简”改革时期，他们的“戴姓”被写成“代姓”，这造成一族人的姓氏差异，给村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37年后，村民们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终于集体改姓。
“二简字”虽然及时止损，并没有造成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它的失败仍然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二简”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遵循“一简”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片面追求笔画简化和字数，操之过急，生造硬删，最终导致改革失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汉字的“繁简之争”。自古以来，汉字的繁简之争就从不停息。古时官方不承认民间流传的简体字，将其称为“俗体”，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
近代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准备实行第一次简化汉字试用时，就遭到戴季陶等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简化汉字会破坏中国文明，危及国家根本，也是因为如此，国民政府时期的汉字简化改革不得不终止。
一个世纪过去了，繁简之争也一直延续至今。繁体派认为繁体字才是正统汉字，简体字汉字把汉字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精髓都抹去了，甚至有人叫嚣“简体字是文盲才用的”。简体派则认为执着于繁体字的人极其迂腐，不懂得变革和发展。
笔者认为文字作为交流和记录的工具，要以功能性为主。汉字简化符合文字演变的规律，有利于知识学习、汉语的普及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必执着于所谓传统而一成不变，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茴”字有几种写法。
但是要吸取“二简”失败教训，掌握好汉字改革的“度”。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