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儿子又想起您

最近看了《中南海人物春秋》，书中披露了数十位政坛高层在“文革”中的命运变迁。不少老革命蒙受冤屈横遭迫害，有的竟含恨离世，不过现已得到平反昭雪；有些造反派猖獗一时，利欲熏心，颠倒黑白，打击陷害，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看着看着，不禁让思绪穿越到四十几年前的那个峥嵘岁月。1963年出生的我，脑海中还有对文革的记忆：1969年九大闭幕，地方组织的欢庆喧嚣的场景；印象中也见到过贴出的大字报；那时的学校经常举办“开门办学”，走出去或请进来，聆听农村干部作的“专题讲座”；记得当时写作文多是从报纸上摘抄语句，觉得这样才跟上时代脉搏。

特别是，家父的命运在1969~1970年发生逆转，给童年的我及家庭带来了一场厄运！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异常拮据，生活中孤立无援。不多的亲戚之中，仅与姐姐家保持互动往来，那个不堪回首的经历深深地烙在心中！

父亲1924年出生在当地一个殷实富庶的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最小。不过，少年的他就饱经沧桑。还不满十岁，父母先后去世，开始与年迈的祖父生活，从祖父那里开启了国学启蒙。祖父去世后，依托年长十余岁的兄嫂过了几年，开始闯荡江湖，直至成家立业。

他学过医生，做过文书，当过塾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了教育工作，成为新中国早期教员之一。凭借读过几年私塾的功底，凭着塾师的经验积累，加上自己的奋发进取、自学钻研，小学六个年级的语文、数学（当时叫算术）、自然及音体美等各门科目（当时没英语）的教学都能胜任。五十年代中期，担任过某乡中心校负责人，曾选送省教育行政学院脱产学习。

五十年代的政治风暴他侥幸逃过，仅以免去校长之职为代价。六十年代后期，随着阶级斗争的持续深入，“地主”家庭出身的他，远离政治埋头业务又生性耿直，终被当时的激进分子“挖出来”，很快成了斗争的对象！

1970年1月，父亲被开除公职，告别了近二十年的讲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离开了教师队伍，回乡务农并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

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家，为了抚养未满七岁的儿子，他忍辱负重“重新做人”，做农活挣工分，养家糊口。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得当年他挖地、挑担、推车等劳作的身影；还记得他因劳累过度，一坐下便不想动弹，闭目哼哼的神色；还记得他与“黑五类”们站在马路边，被示众的那一幕······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他不顾声名扫地，不为命运所屈，能坚持活下来，并承担繁重的农活，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意志力！要感谢母亲，危难之中对父亲的理解和包容，与他一起共同撑起那摇摇欲坠的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大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可政治气氛却特别浓郁。在生产队劳动改造的父亲，曾两度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遭受大会批斗！为了寻求新的“罪证”，记得某天夜里大队派人来家中搜查，父亲的几本日记被收走，作为阶级敌人妄想复辟的证据，“黑日记”的发现成为典型案例，公社为此专门召开现场批斗会。

十岁左右的我虽没到会场，但可以想象，父亲被挂上牌子，跪在台上，接受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控诉”和“质询”，为了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会场上少不了呼喊“打倒某某”的阵阵口号。试想，一个不到五十岁的七尺男儿，一个本有人格尊严的教师，其时会是怎样的心理感受？！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上学的我感到低人一等，心想自己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老师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我想“划清”就是不理会吧！可惜当时还没能独自生活，否则，肯定不能与“反动”的父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不可思议，父亲他心里该是多么憋屈！乃至多少年以后，意识中都习惯与父亲保持一段距离，而不愿亲近他！

父亲离开教育在家乡接受劳动改造前后约九年时间，终于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阴霾驱散，苦尽甘来。那是1979年的上半年，他被落实政策，获得平反并恢复工作。

复职后，他在塘头中学教书约十年时间。1989年后，父亲才彻底退休，沐浴党的恩泽，过上二十余年恬静幸福的晚年生活。他酷爱书法，擅长诗词。与辛劳大半辈子的老伴，相互照料，颐养天年！

1994年春摄于家中

值得一提的是，复职后的他，见到当年曾经参与批斗他的人，毫无怨恨之情，早已释怀淡化，像是没发生一样。他常告诫我说“待人好，就是待自己好”，尽管遭遇坎坷蒙受冤屈，他仍心存善念，以赤诚之心面对身边的每个人。

父亲的勤奋进取精神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没有进过学校的他，靠着自学钻研和虚心请教，不仅胜任了初中语文教学，还在诗词、书法等方面达到较高的造诣，深得同行的认可和赞誉。据说年轻时，他在音乐方面才艺非凡，吹拉弹唱都在行，还能作曲填词。

晚年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多亏母亲的悉心照料。一度昼夜颠倒，2011年夏的一天夜里，他独自起床不慎摔倒造成骨折，面对年近九旬瘦弱的老翁，无以施行手术医治。他强忍疼痛，在家卧床不到二十天就离开了人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