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裂危险性最大的是南北朝对峙，南方几乎形成了独立的意识
导读：280年晋朝灭亡吴国，吴人从未心服，他们否定统一理论，不认为南方有与北方合并的必需。而且，乃系因吴国皇室自身颓废，才被晋朝侥幸征服，并不等于南北双方政治、经济优劣的判决。所以，潜伏反抗意识，毋须等待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刺激。基本上，早在南北统一之际便已敌视，吴人坚信不久他们仍将恢复独立。
五胡得到中原政权认可大量内迁，形成了与汉人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
4世纪初，五胡乱华大变局展开。所谓“五胡乱华”，一般以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国为起点，落幕年份便是北魏大合并运动中439年灭亡北凉，北方中国除辽东以外完成全域统一。
五胡乱华时期显然不是一个稳定状态，“五胡十六国”之间的频繁战争促使北方内部逐渐同质化，预示着北方统一迟早会到来。北方无论五胡或北朝，国家领导性格全呈现胡—汉联合政权。此一时代中，胡人建国固必以得到汉人支持为基本，汉人建国同以结合胡人力量为条件，换言之，无论胡人—汉人间主从关系如何，胡—汉携手的形态则一。“五胡十六国”中汉人政权也同被“胡”的观念所概括，正代表了四世纪连锁反应建国运动的共通特色。
而“胡人”转移至汉族领土的时间固有久暂，其以立于汉族领土，并与汉族混居、通婚而久已汉化的现象则无不同。移住的实质，也便以放弃自身游牧传统而愿意汉化为前提。民族意识因之随自身固有的社会组织、经济与文化形态发生根本上变化，早与汉族混同为“中国人”。建国期间，又对社会、经济、文化更高境界的汉式政治获得经验，同时，混乱局面下原已仅余民族名词的诸种族间不断以及加大迁徙混血，“中国人”思想也直接向“汉人”范畴转变。
王猛扪虱谈天下图 后赵石勒有张宾，前秦苻坚有王猛
被颠覆的晋朝政权退到江南以及保有长江流域以南成功，而有东晋局面的开创。而此时期的纯粹的南方汉人政权，在社会心理层面几乎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
东晋政权的领土范围大略相同于三世纪吴国，也便以吴国所开发江南富源为立国基石。国都也相同，仅名词由建业改为晋朝接收后的建邺，再自东晋建国而改建康。约百年之后，同一基础上，东晋再转换为南朝或依序宋、齐、梁、陈四朝代的相续嬗代，领土与国家性质，都一贯性相共通。所以，历史界往往以东晋与南朝五朝代，连同最早立国于江南的吴国，自三世纪迄六世纪前后三百多年，建都于南京的江南政权，合称六朝。
东晋与晋朝（或西晋）之间，所存在区别非只形式上的偏安与统一而已。东晋南渡，历史界一般认为中国正统朝代已经南移长江流域。实际上，东晋名义固仍是晋朝，谓与统一时代一脉相承，国家基础的实质，却隔代继承三十多年前被晋朝消灭的三国分立时代吴国。其间，关系到南方势力对北方或中原所潜在敌视性的抗拒力。
历史上最早代表南方与北方抗衡的楚国势力，汉朝时印象已渐模糊。三世纪吴国在江南独立自主建国，北方的对立意识才再度鲜明。“吴”也因之替代“楚”成为南方的代表名词。
苏轼：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晋朝统一中国，统治者骄妄的战胜者心理，未设想须要解消南、北观念，相反，歧视吴人与自统一政府较高阶层中排斥吴人，从吴国豪族与丞相后裔陆机上书的凄凉之言：“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晋书》贺循传）可知。有三俊美名的陆机、陆云，与另一吴国丞相后裔顾荣，于吴国灭亡后曾满怀希望偕赴洛阳，结局或受谮而死，或郁郁返乡。
280年晋朝灭亡吴国，吴人从未心服，他们否定统一理论，不认为南方有与北方合并的必需。而且，乃系因吴国皇室自身颓废，才被晋朝侥幸征服，并不等于南北双方政治、经济优劣的判决。所以，潜伏反抗意识，毋须等待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刺激。基本上，早在南北统一之际便已敌视，吴人坚信不久他们仍将恢复独立。
《晋书》五行志中收录吴国亡国时流行的童谣：
“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可以反映吴人念念不忘复国的共通心理。
八王之乱牵涉甚广，陆机临刑前感伤地说:'华亭鹤lì,岂可复闻乎!'
所以，“八王之乱”引起全国性人心浮动时，江南感染特为强烈，所谓“窃发为乱者相继”（《晋书》五行志中）。其中最大一波，乃是惠帝永兴二年（305 年），庐江人大军阀陈敏在历阳（今安徽省和县）竖起叛旗与据有吴越之地。
特堪注意，对于此次蠢动，镇压之功非归诸晋朝政府军，反而便是江南或吴人自身力量。顾荣等吴中名门豪族势力，以“除三害”历史故事闻名的晋朝名人周处之子周玘为中心领导相结合。于第三年（怀帝永嘉元年）消灭陈敏。
此一事件之所以值得重视，第一，陈敏自号“楚公”，非只对吴人产生感情距离，且以公元前吴、楚最早的仇恨而引起江南人反感。第二，陈敏出身寒门而非豪族，代表的背景与立场都与诸大族相背。因此，豪族们最初虽也曾考虑与之合作，结局却断然步上了相反的方向。从陈敏事件可以发觉，江南人尽管期望复国，但对如何达成此一愿望，则显然徬徨与矛盾。
周处除三害
司马睿到达江南系紧随此一事件之后，也便利用吴人内部弱点而东晋得以建国。便是说，适时把握了吴人自身豪族间尚未产生露骨的野心家，抑或尚在犹豫的空隙，此系司马睿与其支持者琅邪王氏所代表自北方转移南方的豪族势力一大成功。否则，时间稍有延迟，江南另成局面，可能将与东晋无缘。
晋元帝司马睿能在北方局势恶化以前，时间与条件都尚未不利到被当地拒绝之际，抢先到达江南，可谓与西晋创业同样幸运。但是，遭受江南人冷漠仍不可避免，《晋书》对此明晰说明：
“（元帝）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王导传）
衣冠南渡
所以，能得勉强立脚江南，前提条件便是竭力迁就与取媚土著势力，对于“率合乡里义众，三定江南，开复王略”的周玘，尤不能不特以其家乡“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晋书》周玘传）。江南阻力排除到可以稳定脚步，如王导传所言，须待第四年洛阳沦陷，大多数中州人士逃避更剧烈的战祸而一波波渡来江南。
吴人方面，复国意念虽受“八王之乱”刺激一度炽烈高涨，但如《晋书》五行志中所提示，所有童谣预言的应验，“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陈敏事件的失败，未始非即此一心理因素的牺牲者。然而，陈敏尽管被吴人豪族联合阵线打倒，吴人豪族以事件平定而心理上的惆怅、懊恼与茫然有空虚感，也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已觉醒孙氏子孙旧幌子号召为无济于事，但新的精神结合力量一时尚未能产生。
司马睿正值此一空隙抵达建邺，既以礼遇相加，相对方面，吴人对司马睿虚伪的敷衍应酬，于晋朝政府倒塌迹象尚未明显表露以前，也仍属需要。但时机稍纵即逝，待王敦以重兵翼卫司马睿于外，王导以司马睿智囊策划于内的形势形成，以及中原人民与北方豪族继续不断迁来南方时，再图反抗已不可能。吴人豪族态度，因此不得不转变认为无论皇帝何人，脱离北方统治而复国的愿望终已达成。
北方豪族初到南方新亭对泣，站稳脚跟后曲水流觞
《晋书》五行志中记载江南童谣“数横目”的注脚：“案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元帝兴，几四十年。元帝兴于江东，皆如童谣之言。”可以说明，吴人的观念，即使东晋建国，仍不代表晋朝复兴，却是吴国复活。
同时，东晋政府结合北方流亡势力与江南土著势力的联合政权形态，实质与同时期北方的胡—汉联合政权，意义上也无不同。惟其如此，东晋皇统固属司马氏，朝代也被历史界认系晋朝正统的延续，国家性格却非前后符合。正确而言，应是一个利用了晋朝名义新建立的国家，以及新成立的政权。
随着一波波衣冠南渡，吴人与江南地方势力步步被北方渡来豪族压倒，联合统治“侨”“旧”平衡势力倾斜，政治上明显出现渡来者侨姓反客为主现象。最早与北方势力携手的顾荣之辈，被愤愤不平的吴人唾骂，一直到五世纪后半南朝，仍可由如丘灵鞠之语闻知：“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死有余罪。”（《南齐书》文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