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前作贡献

(接上篇《抢修西驿桥》)

1949年4月底，也就是西河驿大桥建成后，何启副县长问我：“小席，你今年多大了？”我马上回答：“报告领导，我今年21岁。”何县长又问：“你们南下快两年了吧，想不想家啊！”我偷偷地用眼角余光观察到何启的脸色很和蔼，便点头回答：“刚来时想得厉害，现在要好些。” “全国解放后，如果组织征求你本人意见，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想回去呀？” 何县长问到这里，就盯住我的脸不离开。这时我头脑里转开了，回去吗？我出来已经3年了，3年前在家乡还是一个刚读完小学的学生，乡里和区里的干部我都不认识，一个战友也没有，即使分配我负责某个方面的工作，要从零开始，包括认识人。而蕲春县不仅有大批的南下战友，还有很多本地干部，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工作开展得心应手。就拿面前和我谈话的县里领导来说吧，一个多月的接触，就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信赖爱戴，有种让人不忍离开的感觉。更别说在蕲北山区，还有一大批掩护过我，帮助过我的革命群众，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第二故乡的感情比对第一故乡还要深得多。

“如果蕲春人民需要我，我想留下来。”我如实地回答，脸色很平静。

“好哇，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理想，你有这个想法，蕲春人民不仅需要你，而且十分欢迎你。”

何启副县长和我谈话的第二天，县委组织部长徐汉东来到工地，宣布了一个决定，我们指挥部20来位同志有的回到原单位，有的变动了工作。宣布将我调到漕家河，负责支前物资供应站工作。与我分在一起的还有秦学海与张金林。三个人都没职务，宣布的是分工，我管全面，秦学海管业务，张金林管财务。徐部长讲，现在还是战争时期，一些程序很不规范，没有职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机构名称定不下来，比如供应站这个名称叫得对不对，有的讲叫国营商店，有的讲叫贸易公司，究竟定个什么名，等全国解放后，看上面怎么定。二是不知道供应站是临时机构还是固定机构，属什么级别。这些没有定，所以干部的职务不能定。

“总之，相信你们经过组织培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应该有这个觉悟，接照组织分工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徐汉东部长语重心长讲，我们愉快地接受了分工。

那时全县的机构还未建立，我们这个供应站仍是按战时的要求配备人员，布置任务，明确责任。主管我们的还是何启副县长，因为他是蕲春人，家住在漕河附近的大河口，在当地威信非常高。我和秦学海两人是南下干部，都只20来岁，工作有热情，但业务生疏。只有张金林是本地人，40来岁，以前当过店员，有一套做生意的经验。

供应站的任务是为南下大军筹办军需，粮食、油、棉花、布匹、布鞋和食盐等，连稻草也要筹。县里成立支前委员会，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主任，副县长任副主任。又是何启副县长分管这项工作。这个时期支前任务大于一切，省里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书记和县长通过行政手段作动员，何启副县长与我们研究如何开辟多条渠道筹备物资。

1949年4、5月间，时局发展极快，一会传来解放军渡江的好消息，一会传来南京解放了的特大喜讯。西河驿大桥修通后，天天看见有拉炮的汽车从桥上过，漕家河附近一带天天有过兵。只见军人扛着枪，背着手榴弹和子弹带，雄赳赳气昂昂地大步前进。何启副县长经常带我们到路边去看过兵，不时动情地对我们讲：“看他们从黑龙江打到长江，从北京城打到南京城，一路走一路打，每天走上百里路，如果粮袋没有米，脚上没穿鞋，仗就没法打。所以说，筹备战略物资是我们天大的责任。”短短几句话，不仅让我们深受启发，同时教给我们工作方法。

按照何启副县长的指示，我们在广教寺、竹林垸、枫树林三个地方设立物资仓库，仓库主任由李兰芳、郭子峰等人担任。供应站设在漕河老街福音堂对面，即现在的中心商场上侧租下一间门面办公，后来转给漕河镇供销社。这家门面一进四重，中间三个天井，天井起排水、通风、透光的作用。下雨时，屋上的雨水落到天井里，通过天井下面的暗道排出去。这种建筑结构不仅充分利用土地，最大好处就是把多间房子连成一个整体。每间房子上面还有一层木板楼，一般是贵重和怕潮的东西放在楼上，人也在楼上睡。所以说，这家店铺虽然只一间门面，但是里面的房子还是够用的。

供应站成立后，除了我们三人，还雇5个伙计负责过秤、验货和码放，他们住在门面的木楼上，还负责照看筹备到的物资。我与秦学海常下乡，张金林坐店多，我们三人也分了工，我负责筹措大米和棉花，因为这项任务需要通过区、乡政府来完成。秦学海负责筹集稻草、军鞋和食油，与基层组织打交道多。张金林负责筹集布匹和食盐，经常与店铺老板接触，店铺又集中在漕家河一带，一方面与店主谈生意，一方面还要与送货人搞结算，工作都很忙。

“支前任务大于一切，宁可我们不吃，也要把粮食省下来支援前线。中南局颁发了《1949年合理征粮办法》，规定贫农不超过15％，中农不超过18％，富农不超过25％，地主不超过35％。我们把这一政策宣传下去，按这个标准征。”县委书记张居庆在区委负责人会议上作了安排。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认为上面有政策，县委有指示，完成任务不很难。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漕家河区委会，区委派财粮助理与我一起来到瓮门乡。  乡长接待了我。我向他宣传征粮的意义和政策后，他回答说，昨晚区委开了会，政策和意义讲得都清楚，可是有一点不明白，我们这里还没土改，谁是贫农谁是富农不知道，怎么定比例？

“啊，还没有划成份？”乡长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

“是呀，不光是我这个乡，全县都没有划成份呀，你和县长都是知道的。”

乡长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性问题，当初怎么没想到？我赶紧回到漕河找何启副县长，向他作了汇报。

何启副县长冷静地对我讲，

“上级领导只能讲原则，下级干部要讲具体，不然原则的问题难落实。小席啊，你想过没有，不仅全县没有划成份，即使划了成份，15％的比例是多少斤，这个账你算过没有。再说，中南局的文件是指1949年的征粮工作，这一年的征粮应从6月份开始，因为6月新粮才上市。目前正是春荒季节，按这个比例去征粮，不把老百姓逼着骂共产党才怪呢。”

听到领导讲的，我心里打了个大疙瘩，不知道怎样完成任务。

“这样吧，明天再开个重点区乡负责人会议，你参加，我们一起研究办法。”

第二天上午，何启副县长在供应站的木板楼上召开了漕河区、彭思区、横车区的区、乡长会议，开宗明义地对大家讲：

“这次支前任务与其讲是征粮，不如说是借粮。是解放军向蕲春县人民借，是我何启向各位区长乡长借。政策是要宣传的，要告诉群众那个标准是今年秋季征粮政策，现在还不到征粮时候，只能说是借。人民政府向各家各户借，各家各户向大户借，大户若是怕各家各户还不起，不认帐，就由乡政府出面担保，借的粮食一是抵秋季征粮任务，二是抵今年税款。共产党讲道理，不拿蛮，但是对有粮不借的户也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当然啦，这个帮助主要是做思想工作，不能捆人，更不能吊人，也不要开斗争会，而是告诉他们马上就要搞土改，多余粮食不借出来，就视为与共产党作对，与穷人作对，到时候也没有他好果子吃的。”

何启县长讲到这儿歇口气，端个碗在茶壶倒碗水咕哝地喝几口，又朝大家扫一眼，发现众人不停地点头，脸上挂着笑，知道自己讲话拨醒了大家的脑子，又以较轻松的口气和大家算了一笔帐，说：“其实，地区考虑到我县刚刚解放，许多困难户还缺粮食，所以分给我们任务并不重，你们三个区是蕲春的粮仓，有20万斗良田，按一斗田借一斗粮也能完成任务，是不是呀，同志们。”

何县长讲完后，三个区长分别表态，说原来只接受了任务，晓得政策，但是工作不得法，遇到一些阻力。今天听了领导讲话，思想开了窍，回去完成任务没问题。

三天后，我又到漕河区，陈幼卿区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席同志的参谋当得好，要不是你把情况汇报上去，县政府就不会开这个会，我们收不起粮食就拿蛮，要么是抄富人头子的家，要么是搞平摊，哪个方面搞过了头都不好办。现在我们反复宣传是向大家借，有粮出粮，无粮出言，把话讲清楚，大家通得过就行。大户人家多出点，小户人家认个帐，下面反应工作好做多了。说完又派财粮助理与我一起到瓮门乡，见到乡长，乡长也是说完成任务没问题。

漕河区的借粮工作完成得很快，我向何启副县长作了汇报。

“行啦，小伙子，你的情报总是来得及时，明天我们就在漕河区开个现场会，把他们的经验好好推广一下，你说怎么样？”何启副县长抓工作真有一套，听到我汇报后就作出决定，喜得我在他面前点头不止，连连说好。

借粮工作现场会开过后，全县支前行动进展很快，贫农协会和妇女联合会纷纷开展宣传和竞赛活动，评比纳鞋能手，借粮模范，借油模范，采购模范，一时间，全县上下掀起了一阵支前热，连小学生都发动起来了。不少学校的小学生打着小红旗，由老师带着，到漕河各个门店宣传支前工作，给贡献大的人戴大红花。仓库的物资天天在增长，我不时催促上级快来调，说再不调仓库就装不下。直到一个月后，上级宣布支前任务胜利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才告一段落。上级通报支前的情况，我县调给部队粮食22800担，菜油6000斤，布鞋5万双，食盐4600斤，稻草10000担，还有一些棉花、布匹和洋火（即火柴）。被地区评为支前模范县。

“小席啊，到底是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两个月来连打两仗，打得都很好哇。今后要学会更多的本领，尤其是要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

支前总结表彰大会结束后，何启副县长便与我们同一乘桌子吃饭，吃饭时他用筷子点着我的鼻尖，说了那一席让我终生难忘的话。那情景，在我的脑海里萦回了五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仍象昨天昨天发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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