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气象”，这是对元代文化精神的最高概括，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元疆域广阔，国势强盛，恢宏大气，激发起元代文人空前的自豪感，他们极尽其能，铺张扬厉，张扬大元气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人的这些颂扬，没有任何势利之想，他们不是写了献给皇帝、献给贵族、献给当权者，没有人要他们写，写了也不能换取名声和富贵。他们的写作是自发的，因而是其所感所思的真实表达。在元代文人笔下，大元气象一方面体现为“混一海宇之盛”，一方面体现为“王化大行”之“无远弗至”。在我们看来，大元气象给人的感觉是气象宏大、大气包容、治法粗疏。精神上体现为大而有容，大而和谐。元代文化和元代社会中都体现着和谐精神。
文 | 查洪德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开启了“大中国”时代。这所谓“大”，不仅仅是疆域之广大。在元代，不同民族共居，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并存，不同宗教与文化并容，社会生活、政治观念等就必须有开放与包容的意识，在文化精神上，就体现为“大”——开放与包容之“大”。“大”体现在元代文化的很多方面，元代的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大元气象。大元气象，表现元人超越往古的时代自信。“大”，是元代的时代特征，国号大元，都曰大都。国力强大，气运盛大，关于其“大”的表述还有很多，如阔大、宏大、远大、旷大，大境界、大心胸、大气象、大气魄，大度包容、大大落落等等。元人对版图和国势的描述，都突出“大”，所谓“大元至大古今无”，所谓“堂堂大元”。元人常说的“海宇混一”“夷夏同风”“无远弗至”，体现的都是“大”的精神，也就是大元气象。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与草原文化影响有关，是草原文化精神与中原文化精神融合而成。蒙古进入中原，将草原文化精神也带到了中原，中原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甚至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念。郝经的《化城行》诗，就对中原政权千百年来筑城自守的思维方式和一代代的胡汉战争进行反思，说：君不见始皇万里防胡城，人土并筑顽如冰。屈丏按剑将土蒸，坚能砺刀草不生。神愁鬼哭枯血腥，杀人盈城著死争。只今安在与地平，平地深谷为丘陵。江南善守铁瓮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广莫无一城，控弦百万长横行。身为心城屋身城，一朝破坏俱化升。伫立感化参玄冥，乾坤翻覆一化城。 所谓化城，即海市蜃楼。郝经看到如三都两京之壮的海市蜃楼，一阵风来，顷刻消散，想到千百年来包括长城在内的各种巍峨之城，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江南城守的被动，与西北草原上的任意驰骋，两相比较，更觉筑城而守的无意义。当然，以德为城，是中原文化的观念，则是更高境界。中原文化本有对“大”的推崇，《周易·坤》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大，是大地之德，无物不载，是地德之“大”。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是天地之“大”德。圣人廓然大公，其心与“天地同其大”，心普万物而无心，才能“感而遂通天下”，此为圣德之大。圣人在上，四海为一，是为大一统：“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中原文化中的“大”与草原精神的“大”也有所不同，中原文化之“大”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为道。《庄子·天道》云：“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大”即天地。“大”还是至高至美的德性，《论语·泰伯》：“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所以，《周易·乾·文言》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中原文化对“大”的表述，不像草原文化那样具象直观，《周易·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对比《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自可感受二者的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大”成为两种文化共同崇尚的精神。元人以“大元”名其国，“大”成为一代文化精神的概括性表述，乃是取中原文化的概念，《周易·乾》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一统华夷的“大元”，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所共有。唯其为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共同崇尚的精神，才能成为元代的文化精神。大元气象，是元代的文化精神，也是元代的文学精神： 文学中体现着这一文化精神。正如元人李洧孙《大都赋并序》中所言：“盖当国家盛时，区宇博大，洪威远畅。湛恩旁洽，斯人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如百川之朝东海。”“千纪以来，是不一姓，惟今皇元为最盛；四极之内，是不一都，惟今大都为独隆……语其疆场之广，则商周所未睹、汉唐所未闻；称其都邑之壮，则崤函不为雄、京洛不为尊也。”这是国之大气象，都之大气象。而“夫有盛德大业者，必有巨笔鸿文，铺张扬厉，高映千古，以昭无穷”，与之相副之文，也需要大气象，以巨笔鸿文，铺张扬厉。元人对自己时代的自豪感，大致来自两个方面： 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疆域广大，是时代自信心的基础。在元代之前，称强盛者必言汉唐。《旧唐书·地理志》言其疆域，说：“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极言其疆域之广。与此相比，《元史·地理志》的表述，气势上就大不同：“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汉、唐、宋疲于戍边，元百余年无边患，这带给元代文人强烈的大而强的感觉，于是他们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铺张渲染这种大而强之感。人们最熟悉的，是贯云石的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檠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钟禄，播四海光千古。”散曲中还有马致远的【中吕·粉蝶儿】： 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醉春风】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啄木儿煞】善教他，归厚德，太平时龙虎风云会。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这“大”包含了多方面的内涵。元人展示其盛大气象的仪式，无过于诈马宴。每年六月吉日，在上都西郊草地行宫——失剌斡耳朵（蒙古语意为黄色宫殿，又称棕殿、棕毛殿）举行，有王公贵族数千人参加，大宴三日，元人周伯琦《诈马行》诗序说：
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
正如郑泳《诈马赋序》所说：“皇上清暑上京，岁以季夏六月大会亲王，宴于棕王之殿三日。百官五品之上赐只孙之衣，皆乘诈马入宴。富盛之极，为数万亿，林林戢戢，若山拥而云集。太师丞相乃谓掾属郑泳曰：'我元广轮之阔，东西尽日之所出没，南之拂郎之国，北之北海之北……顾兹大会，亲王来宾……试为我赋之。’”盛大仪式，展示盛大国势，要求盛大之文来表现。所以，元代诗文中有不少写诈马宴的作品，对这一盛大仪式，加以记叙渲染。如贡师泰《上都诈马大燕五首》其二：“百年典礼威仪盛，一代衣冠意气豪。”写其豪盛，其五：“清凉上国胜瑶池，四海梯航燕一时。岂谓朝廷夸盛大？要同民物乐雍熙。当筵受几存周礼，拔剑论功陋汉仪。此日从官多献赋，何人为诵武公诗？”说如此大型盛宴，目的不是夸耀国力盛大，而是崇尚德业，展示和乐升平，与民同乐，享雍熙之盛，像《诗经·郑风·缁衣》那样，颂扬王公大臣之盛德。草原民族的盛大典礼，在这些作品里，已经涂上了中原文化的色彩。
根据《考工记》，元大都分为内城、外城、宫城三重。外城略呈矩形，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则为两座城门。这十一座城门的命名，大多取自《周易》。
大都在当时，是“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的大城市，当时文人，“一至京师，获观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绵亘，都邑之雄大，宫殿之壮丽，与夫中朝巨公之恢廓严重。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元代文人游大都，瞻仰大都，往往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歌咏大都，成为元代诗文的重要内容。只《大都赋》，流传至今的就有李洧孙、黄文仲两人之作。这里介绍一下黄文仲的《大都赋》。和传统的都城赋一样，黄文仲之作也是设为主客问答的形式。首先是客问，由大都所在之燕地说起，“窃闻燕之为壤，古曰幽州，召公拓其规，昭王阐其猷，慕容据之以争中夏，完颜临之以朝诸侯，名踪胜迹，万岁千秋，子能举之否乎？”客的这种认识，被主人鄙夷，说今之大都，是“天下大都”，哪是昔日燕地所可比：“主人抚掌而笑曰： 固哉客之问也。彼小国一君，偏方一主，朝盛夕衰，何足以语？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宇宙千龄而启运，帝王一出而应符。山川改观，民物易居。开天拓地，自作制度。岂辙人之轨而蹑人之跗？”客又对“大都”之名提出质疑，为何称为“大”：“古我帝王，自冀至洛，惟以都名。汉、晋东西，因以方名。吴、蜀、魏、汴，咸以地名。今名以'大’，夸孰甚焉？”主人回答，批评客没有见识，“主人变乎色曰： 尔言过矣。岂谓鸿之翮而犹鹏之翮，蜥之鳞亦犹龙之鳞耶？大之为义，无匹无伦。非我皇上之德，畴克当之”。之所以称作大都，首先是皇上之德，可以当“大”之义。然后重点说，大都之大是建立在大元之大基础上的，历数前代统一王朝，秦、汉、晋、隋、唐，但都不过“西至乎玉关，东至于辽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得从者失横，有此者无彼”，而我大元，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大哉天朝，万古一时。渌江成血，唐不能师，今我吏之，辽阳高丽；银城如铁，宋不能窥，今我臣之，回鹘河西；汉立铜柱，马无南蹄，今我置府，交占云黎；秦筑长城，土止北陲，今我故境，阴山仇池。舌螺发，黧面雕题，献獒效马，贡象进犀，络绎乎国门之道，不出户而八蛮九夷。谓之大都，不亦宜乎？ 大都之大，源于大元之大，而大元之大，乃由于德之大，功之大：“大纲既举，大化亦洪。将胥慕乎稷契，孰肯附于鲧共？丕显哉圣皇之德，日盛日隆。前乎百世不得轧其步，后乎百世不得踵其踪。惟其有大德之大，故能成大元之功。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大德、大功、大元、大都，总之是“大”，体现出混元一气的大元气象。写上都雄大气势的诗文也很多，如陈孚《开平即事》：“百万貔貅拥御闲，滦江如带绿回环。势超大地山河上，人在中天日月间。金阙觚稜龙虎气，玉阶阊阖鹭鸳班。”“天开地辟帝王州，河朔风云拱上游。雕影远盘青海月，雁声斜送黑山秋。龙冈势绕三千陌，月殿香飘十二楼。”写出帝都气象。元代的大气象，也体现在士气士风上，元人也以此自傲。苏天爵还特别对比了宋、元士人之精神气魄，其《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说：
尝闻故老云： 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呜呼！士气不振如此，欲其国之兴也难矣哉！今国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数百里，銮舆岁往清暑，百司皆分曹从行，朝士以得侍清燕，乐于扈从，殊无依依离别之情也……余于是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也。
这“大”，还包括“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元代士人“乐于扈从”的，很多都是“吴、越之士”，时代不同，精神气魄也就不同。士风体现着国势气运，有国势气运之盛，才有一代之大气象；有此大气象，才有士风之盛。与此相适应，文学中也追求大气象。元人认为，“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又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盛时作者，自应展现盛时景象。大元舆地之广，旷古未有；气运之盛，超越往古；文运之盛，也超越往古。诗当然也因之而盛。元人戴良《皇元风雅序》说：
气运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诗之变化，亦每与之相为于无穷……魏晋而降，三光五岳之气分，而浮靡卑弱之辞，遂不能以复古……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刘禹锡谓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岂不信然欤？
天下分裂，气运衰靡。发而为文，只能是“浮靡卑弱之辞”。大元四海为一，华夷一统，气运盛，文运也盛，其盛之程度，是“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元代有一部书，名《圣武开天记》，记成吉思汗征战之事。其书不传，其具体内容，我们无法知晓。但其以“开天”名书，可见其气魄，可见元人这种往古未曾有之自我体认。元代还有一部书，叫《大元大一统志》，其内容，大约同于以往的全国舆地总志，到元代，改用“大一统志”命名，突出表现元人“疆理无外之大”的强烈自豪。王士点在其所著《秘书监志》中说：“至元乙酉，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修撰此书，“以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盛”。著名文人许有壬心目中的“大一统”，就不仅仅是版图概念了，他说：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然三代而下，统之一者，可考焉： 汉拓地虽远，而攻取有正谲，叛服有通塞，况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统，议者病之……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按照许有壬的理解，所谓“大一统”，一方面是疆域空前广大，有“混一海宇之盛”，一方面是“王化大行”，无远不被。这所谓“化”，当然是以中华化四夷，最终实现华夷一统，六合同风，建立与空前广大疆域相适应的大元文化。这是元代文人的一种追求。当然，在元代，文化的建设一直是一大欠缺，“王化”难与“武功”相称。
元好问辑《中州集》，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建立文化大一统，需要涵纳四方的心胸和气魄。当时人提出过“大中州”观念：南宋祈请使家铉翁，宋亡羁留北方，看到元好问所编《中州集》，见书中所收，不限于中州一地之人，由此感受了元好问涵纳四方的胸怀，大为感动，写了一篇《题中州诗集后》，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元好问，说元好问心中的中州，绝非地理意义上之中州：“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传统意义上“齐、鲁、汴、洛”之中原，是中州，生长于中原的“一代人物”，是中州人物，而“生于四方，奋于遐外”之人，也同样是“中州人物”。他阐释文化意义上的中州概念：“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他认为，元好问有天下一家的胸怀，他就此加以阐发，从文化观念上，提出大中州、大中原的概念，这“中州”，不以地域论，而以“道统文脉”论，道统文脉所在，即中州所在。他用这样的观念，批评那些心胸狭隘的人：“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涬下风矣。呜呼！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地无南北，也不分中原四夷，都应该像元好问那样，做“天下士”。元明之际的叶子奇曾批评元政府政策之失误，是所谓“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他说：
呜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所谓“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是对元政府一些政治措施及其用意的概括。到元代后期，变得不够自信的元政府，在用人等方面更加排斥汉人和南人。但这两句话，却不能拿来解读元代文化。世祖时，以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仁宗时行科举，设左、右榜，但左、右榜所试内容，都是儒家经典，这是中原文化对元政权下所有人的推广。“九州同风”，是华夏之风。当时著名文人，不管是汉人还是色目人，都要求用中原语言统一四夷语言，署名范德机（梈）著的《木天禁语》记马御史（按即马祖常，官监察御史，色目人）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则便官样不凡。”语言是文化的符号，语言的统一是文化统一最主要最显著的表征。所以，作为一代文宗，虞集也同样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在为周德清《中原音韵》写的序中说，“五方言语”应取准于中原，“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所不同的是，他强调的“中州之正”，代表的乃是雅，是要“鸣国家气化之盛”。说马祖常是色目人，是今天研究者的看法。在当时，马祖常这些人的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当时人对他们的认识，都不是“夷”而是“华”。《元史·马祖常传》说：
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有文集行于世。尝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以进，受赐优渥。文宗尝驻跸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
对于皇帝，他以“华”相引导。在皇帝眼中，他是“中原硕儒”。在苏天爵看来，“儒”是不分中外的。他为马祖常作墓志铭，铭辞说：“维天生才，无间中外。封殖乐育，治世攸赖。皇有中国，万方会同。” “会同”的基础和纽带，是中原文化。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一统”观念。“大元气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王化大行”“无远弗至”。元代文人为文德远被而自豪，并认为，大元气运文运之盛，虽上古三代与成周，也无可比拟。由于“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四夷之人，“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这是大元文德远被的有力证明。危素跋葛逻禄诗人廼贤《金台集》说：“昔在成周之世，采诗以观民风。其大小之国，千有八百。西方之国，豳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自豳、秦而西，未见有诗，岂其风气未开，习俗不能以相通也欤？”而在大元，远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葛逻禄氏之国，“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此足以见文化之洽，无远勿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大元朝疆域之广大，超越前古，“文化之洽”，也远达往古不及之地。戴良序丁鹤年诗集说：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乃蛮、维吾尔、也里可温、唐兀、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其去邠、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
王化大行，以至于回回、吐蕃、康里、乃蛮、维吾尔、也里可温、唐兀、天竺之属都与中原一样“文轨日同”，才显示出大元气象。
元代文人追求在诗文中表现大元气象，陈旅在为苏天爵所辑《元文类》所作的序中说：先民有言：“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断裂之余，非无能言之人驰骋于一时，顾往往固于是气之衰，其言荒粗萎冗，无足起发人意。其中有若不为是气所囿者，则振古之豪杰，非可以世论也。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隽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厖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孰谓斯文之兴，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诗文中的大元气象是“厖蔚光壮”，这是他的表述。虞集对盛世文风的描述是“平易正大”“青天白日之舒徐”“名山大川之浩荡”，都体现了大元气象。大元气象在文学思想上的表现，也是大气包容，包容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五方嗜欲不同，言语亦异，惟性情越宇宙如一……譬之大风之吹窍穴，唱于唱喁，各成一音。刁刁调调，各成一态。皆逍遥，皆天趣。”因而，不能“执一人之见，以律天下之诗”，众体齐备，各种风格并存竞美，才能显示出大气象。国家有“混一海宇之盛”，文明涵化则“王化大行”“无远弗至”，文人才有了与之相应的眼界与心胸。文人们自觉有责任用文字把这些都表现出来，如周伯琦所言：“昔司马迁游齐、鲁、吴、越、梁、楚之间，周遍山川，遂奋发于文章，焜耀后世。今予所历，又在上谷、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非我元统一之大，治平之久，则吾党逢掖章甫之流，安得传轺建节，拥侍乘舆，优游上下于其间哉！”于是自己也应该写作诗文，“以著其概，不惟使观者得以扩闻见，抑以志吾生之多幸”。贾祥麟跋周伯琦《扈从集》，说他：“践历华要，绩孚名襮，垂四十年。深感遭际，形之著述，一以赞规摹之大，一以彰声教之隆。” “赞规摹之大”“彰声教之隆”，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愿望。漠北草原，在前代是异域敌国，是高寒难耐之地。在前代中原和江南文人的想象中，是神秘而可怕的。宋使臣出使辽金，也曾至其地。元人扈从上都，与宋人所见同，但所感所思不同。漠北风物，只有到元人笔下，才得以展现其美好，这需要的是元人才有的观察玩赏心态。有此心态，才会有此作品。所以危素说：“当封疆阻越，非将与使弗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产而玩之矣。我国家受命自天，乃即龙冈之阳、滦水之澨以建都邑，且将百年。车驾岁一巡幸，于是四方万国罔不奔走听命，虽曲艺之长，亦求自见于世，而咸集辇下……顾幸生于混一之时，而获见走飞草木之异品，遂写而传之。”明人李开先还认为，元代戏曲之所以达到极致，成为后世的楷模，也与元代国势气运有关，其《西野春游词序》说：
传奇戏文，虽分南北；套词小令，虽有短长。其微妙则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资学力耳。然俱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何也？词肇于金而盛于元。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乐于心而声于口，长之为套，短之为令，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
“元不戍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它与草原文化有关，与元代国势有关，使元代很多方面与其他时代不同，元代文学也因此具有相应的时代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