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室封爵——严谨、合理，相对优秀的宗室制度

两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立国开始，至祥兴二年（1279年）末帝赵昺蹈海自尽结束，共计国祚三百一十九年，历经十八代皇帝；其中宋太祖及其后裔一脉皇帝九人（太祖及南宋高宗之外历代皇帝），宋太宗及其后裔一脉皇帝九人（北宋太祖之后历代皇帝至南宋高宗）。而除了太祖太宗两帝系之外，魏王赵廷美（太祖和太宗的弟弟）的后裔也被归为宗室。三系皇室成员繁衍生息，历经三百年的时间，形成了人数庞大的宗室团体，宋朝也由此制定了一整套成熟的、有别于之前以及之后其他王朝的宗室封爵制度。

宋制：皇子、皇兄弟封亲王；亲王嗣子封郡王、余子视情况而定各自封国公、郡公或者直接授官；郡王嗣子封国公、余子或者封侯、或者授官。但封亲王者并非直接封王，而是先授外官、节度使、府尹；然后再赐封郡公、国公、郡王、直至亲王。亲王封号也先以小国为名，逐渐加封大国，或者死后逐步加封，直至顶级封号。宋代宗室封爵制度非常严谨、甚至有些苛刻，许多皇子、皇兄弟至去世时也没有能够成为顶级亲王。至于他们的继承者，更加没有多少能够按照制度承袭封爵，成为郡王、国公，而是授为外臣官阶，领取一定俸禄，和普通臣子待遇没有什么两样。太祖初年，除了后周禅位的皇帝郭宗训被封为郑王外，即使是皇弟赵光义、赵光美（廷美）、皇子赵德昭、赵德芳都还没有来得及封王，可见宋代宗室封爵制度之严格。

因此史书中对此也做过中肯的评价：两宋宗室封爵，徒为烦文、无益治体。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用处。

例如：太祖长子赵德昭，就是先封贵州防御使，然后加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臣子官爵几乎一模一样。终太祖在位时期，赵德昭没有获封王爵，甚至连郡公都不是，只是以普通臣子的官爵参与朝会、享受待遇。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即太祖开宝九年），太祖在“烛影斧声”的疑案中驾崩，皇弟开封尹、晋王赵光义继位，才封授侄子赵德昭为京兆尹、侍中，加封武功郡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赵德昭因当年北伐幽州失利时、太宗一时失去和军队联系，使得军中将领想要立他为帝、从而和叔父太宗产生了隔阂，并因此导致叔侄间爆发冲突，惶恐忧虑之下自杀身亡。太宗悔恨莫急，追封侄子为魏王，赵德昭这才在去世后得到亲王之位。此后，经过宋朝历代皇帝的加封，赵德昭的爵位先后改封为：吴王、越王、燕王，最终确立为“燕懿王”，期间王号三度改变。这都是宋代宗室制度的特殊之处。

又比如：宋仁宗赵祯，是真宗赵恒的第六子，也是唯一存活的儿子，天然的皇储。但是他在没有即位前，也是按照宗室制度，先封授庆国公、然后加官侍中，再进封寿春郡王、中书令。天禧二年（1018年），晋爵为升王，九月才正式立为皇太子。可见，宋代皇子，想要成为亲王，是多么的艰难。

而其他宗室子弟，也几乎没有直接承袭父祖爵位、封授王爵的。大多数情况下，亲王子孙中，只有最长的一位(无论嫡庶）可以封授国公，其余人等基本不授封爵，而是如同外臣一样，受荫入仕，担任环卫官（不是搞卫生的部门，而是按照隋唐禁军的旧制、设立十六卫上将军、大将军，专门用来安置不够资格封王爵的宗室高等级子弟，在朝会和皇帝出巡时环绕保卫在四周，所以称环卫官、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就是个虚衔、领一份俸禄而已），然后按照年资、任期、功劳等等要求，达到一定资格后才能在皇帝特旨之下，得以封授王爵（几乎都是郡王、而且大多在身后追封）。封授王爵后，其父、祖当年所授亲王爵位不予继承。

再远一层宗室子弟，连担任环卫官的资格也没有。没关系，还可以继续按照宗室承荫制度，出仕为官，运气好的，出任地方州县正任长官也不是不可能，比干巴巴地顶着个空头爵位、守着一份俸禄强多了。

再比如：赵德昭去世后，虽然追封为魏王，但是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可以承袭魏王爵位，而是被授予外官、环卫官、宗室低等封爵，身后才追封郡王或者国公————长子赵惟正封乐安郡公、建宁军节度使，身后追封同安郡王。次子赵惟吉封安定郡公、感德军节度使，身后追封南阳郡王。三子赵惟固早夭，赠官左千牛卫将军（环卫官）。四子赵惟忠封叙州刺史、昌州团练使，身后追封舒国公。五子赵惟和封澄州刺史、右千牛卫大将军（环卫官），身后追封清源郡公。而赵德昭的孙子们，就只能恩荫入仕，担任广州观察使、西染院使、供备库副使、西头供奉官这样的中低级官职，成为大宋数万文武官员中普通一员了。

庆历四年（1044年）七月，宋仁宗赵祯在位时，因为当时近支皇族子弟凋零（仁宗之父真宗只有仁宗一个儿子，仁宗本人三子皆早夭），加上宗室子弟封爵制度过于严谨，开国时诸王子孙按照祖制降等承袭，以至出现了“国家宗姓几无一王”的局面出现。仁宗为了推恩宗室，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本支、拱卫皇室（因为近支凋零无人、远支如果再依次降封的话，搞不好宗室爵位就没有人继承了），所以在这一年特别下诏：“皇族封王者物故，本宫之长封国公、祖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世世承袭”，将宗室中太祖太宗的弟弟魏悼王（当时称涪悼王）赵廷美、太祖两个儿子燕懿王（当时称越懿王）赵德昭、秦康惠王（当时称楚康惠王）赵德芳，太宗除了真宗之外其他七个儿子，一共十家宗室的后代，按照始封亲王之子封郡王、孙封国公，曾孙封郡公的原则，晋封十家宗亲高等宗室爵位，其中六个郡王、三个国公、一个郡公。这样，才使得宗室中有了高等级爵位、且可以承袭下去，而不至于三代降袭之后，有爵位的宗室们自动消失无影了。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继位，感念于社稷皆由太祖创业而至，而当年太祖皇帝开拓不易，所以下诏要求除仁宗时期原有的加恩封爵之外，在太祖的后裔中再选取行辈最近、年德最尊的一人，授予郡王爵位，并且世袭不降，以示后世子孙尊崇太祖皇帝之意。在大宗正寺的遴选之下，太祖第四子楚康惠王赵德芳的孙子、左卫大将军、安德军节度使赵惟宪的儿子，时年已经六十二岁的赵从式入选，成为第一代世袭郡王，神宗赐其“安定郡王”名号。这是宋代第一家具有世袭资格的王爵（郡王级别）。

此后，安定郡王的爵位在太祖的后裔中传承了二十四代。但是安定郡王的传承比较特殊，不是由赵从式一脉世袭，也不是在其他太祖子孙中选一家世袭，而是如同外朝官员担任官职一样，由太祖的后裔按照辈分的远近、年龄的长幼轮流担任，当代安定郡王不一定可以把王爵传给自己的亲兄弟子侄，下一代安定郡王也不一定是前代郡王的近支子侄。这样，造成了安定郡王承袭者年纪都比较偏大、在位时间也较短。自熙宁元年至南宋末年，不到二百年就传承了二十四代，其中大部分是赵德昭后裔、小部分是赵德芳后裔，甚至个别人还是赵廷美的后代。

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感念于父亲英宗是由濮安懿王赵允让一系过继给仁宗赵祯为嗣、从而得承大统，于是加封在世的本生伯父—淮康军节度使、濮国公赵宗晖（赵允让第四子）为嗣濮王，并特诏嗣濮王可以如同安定郡王一般世袭传承，不必降等承袭。这是宋代第二家具有世袭资格的王爵（嗣王级别）。嗣濮王在两宋一共承袭了二十九代，比安定郡王还要世系绵远。同样，嗣濮王的承袭制度也和安定郡王一样，由赵允让的子孙后代们按照辈分远近、年龄长幼轮流担任，不仅限于赵宗晖的直系子孙。

宋神宗首开宗室承继大统者追封本生家族为嗣王、世系其爵后，南宋时期，同样以宗室子弟入继大统的宋孝宗之子宋光宗赵惇（其父宋孝宗赵眘是太祖七世孙，秦康惠王赵德芳六世孙、秀水县丞赵子偁次子，被选为高宗养子，后册立为太子，承袭大统）于绍熙元年（1190年）加封本生伯父赵伯圭为嗣秀王（光宗的本生祖父赵子偁在儿子孝宗被立为太子后由高宗追封为秀王），成为宋朝第三家世袭王爵。嗣秀王按照安定郡王、嗣濮王的传承制度，在赵子偁的后裔中传承了五代。

之后，宋宁宗赵扩无嗣，将堂弟沂靖惠王赵抦的嗣子赵贵和立为太子，改名赵竑，并让丞相史弥远在太祖后裔中选定了赵贵诚（原名赵与莒，太祖十世孙，燕懿王赵德昭九世孙、山阴县尉赵希瓐长子）为无嗣的沂王赵抦第二任嗣子，承袭沂王爵位。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病重，史弥远因为和太子赵竑关系恶劣，害怕日后被清算，于是联合同样和太子关系不好的宋宁宗杨皇后趁宁宗病逝时矫诏废黜了太子赵竑，改立沂王赵贵诚为皇储，并拥立其为嗣皇帝，更名赵昀，即宋理宗。

宋理宗登基后，依照故事，为自己名义上的本生父沂靖惠王赵抦立嗣，设立了嗣沂王爵位，将太祖十世孙，燕懿王赵德昭九世孙、自己的远房族兄弟赵贵谦册立为嗣沂王。同时，追封自己实际上的本生父赵希瓐为荣王，册立亲弟赵与芮为嗣荣王。这样，宋朝第四家、第五家世袭王爵由此诞生。嗣沂王传承了两代，嗣荣王只有赵与芮一人而已。

宋末时期，以上五家世袭王爵都在元军南下灭宋的过程中随风飘散，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

总而言之，宋朝宗室除了高等级的亲王、郡王、国公可以享受较高的物质和官禄待遇之外，其他中低级成员并没有什么优裕待遇和社会特权，只是一个宗室身份、录入宗籍而已。不过相对而言，有宋一代宗室（中低级宗室）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也没有特别的条件限制和禁区，他们一样可以参加科举从而出仕为官、可以经营工商业赚钱，可以从事农业、获取利益（当然不是自己亲自下田），这样反而促进了宗室子弟的自我谋生能力，远比后世明朝的宗藩制度要先进和合理得多，产生的效果也要好得多。

这也是宋代改变前代王朝“宗室五服以外亲尽”原则、皇家子弟不论血脉远近皆入宗室之后，没有导致因宗室人口过多造成财政产生严重负担，也没有因为宗室权力过大而造成举兵作乱、谋逆造反的事情发生、皇权也得以加强和稳固的原因之所在。在中华两千年帝制历史上，宋朝的宗室封爵管理制度，确实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