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做题工
昨天我们聊了聊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博士生扎堆去深圳应聘中学教师的事。这些名校博士应聘啥工作岗位都没毛病，因为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
不过，我们发现，这种自愿也是被迫的，有可能是一种无奈。
我想大部分人读到了博士之后，愿意去中学教书应该很少。当然，这样的观念也是不对的，但对于一些非教育类、师范类的毕业生来说，放弃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痛，多半是在现实的压力下放弃了心中的理想。
中国有一句古话：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
这句话，既表达了社会对教师的歧视，也看出了教师职业的艰难和尴尬。那么，这些名校博士疯抢着去当孩子王，就说明三斗粮、五斗粮对他们的诱惑之大。也就是社会生存境遇之艰难。
古代的教书先生，一般年轻时都有副业，他们的副业或者说都是主业——备考。边教书边学习，准备考科举，成就一世功名。出入庙堂之上，或成为一地父母官。
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教书先生和学生是同学关系，大家的目标都是科举，这就形成了现代教育理念中的共同学习。学生、老师同中进士的现象有，或者老师比学生晚中了进士反倒成了学生的门生。
只有教书先生们太老了，放弃了考科举的志向时，他们才能变成一个职业的教书先生，除了谋生之外，他们更多的是道统的传承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正能量传播者。
当理想成为职业、成为谋生手段的时候，收入多少自然就是要优先考虑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事。说白点不给可以接受的收入，其他相关职业道德方向的要求都免谈。
昨天，有朋友很感慨地私信我说，现在的博士生都只认钱了，为了钱去当中学教师，社会没法进步了。
对当下老师认钱的谴责声很普遍，任何人认钱、把钱放在第一位看待都没毛病，都不应该受到指责。
我们的传统道德，喜欢把一个高尚的人塑造成清教徒的形象，一般认为老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这是应然，而实然是，老师也是平常人，同样食人间烟火，并不是清教徒。
可人们理想地认为，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是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结果大家就都把欲望掩盖起来，外罩一身道德的铠甲，去充当社会的道德法官，动不动就判人家死刑。
这种道德高尚是臆想出来的，最终在中国社会就形成了表面仁义道德、背地男盗女娼的社会型人格。
现在教师与古代的教书先生不同的是，古代的教书先生教授的内容只有道德，而无其他。这也就使学做人成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
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有点滑稽，人本来就是一个人，干嘛还要学做人？
其实是让你做一个社会型的人，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是几千年的传统，让我们对这种表里不一习以为常，但在固定的利益面前，我们又觉得这样的两面人人格很可恨，就抓过来再批判。在我们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时，这种冲突比比皆是，你再比如，公德与私德的冲突、道德与专业性的冲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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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不适合社会的发展。
你比如在古代社会，因为是熟人、乡土社会公德和私德是不分的，道德一统，一个缺德的人是不被社会认可的。
因为社会并没的那么强的专业分工，你会的大家也都会，比如读书人之间没区别、种地的农民之间也没区别，所以，评价一个人只能从道德入手。
但现在社会不一样，分工越来越细，彼此之间的专业差别非常大，很容易区别。可我们还用传统道德来评价人，就不灵了。这就要求，我们大家都遵守一个公德的标准——不去侵害他人利益就行了，对他们的私德给以宽容。你比如说，杨大科学家，他只要没有违反公德，私德方面不佳也不伤大雅。但你非把他包装成一个完全高尚的人，那就太假了，大家就不接受了。
其实，还有一个诺奖的极端例子，那就是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PCR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之父凯利·穆利斯，这位仁兄是在嗑药、约炮、冲浪之余顺便拿个诺贝尔奖
PCR技术的核心是小片段DNA的合成，有了这个技术，不但能进行DNA的复制和编辑，还能进行DNA鉴定。
当穆利斯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带上了老娘，几个孩子的几个娘，还有一名金发长腿妹子。当他听到跟他分享化学奖的加拿大的迈克尔·史密斯，同样也是带上老娘、老婆和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穆利斯笑道：“到底是和我一起获奖的人，看来品行是一样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应该认可专业人士在专业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对他们进行传统道德绑架。同样。专业人要有专业精神、秉承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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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师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但因为传统教育的影响，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師这个字最早的意思是四个币，意思是多。后来就指人多，人多就是众，既而指军事编制。《周礼·地官·小司徒》中说“五人为伍，五伍为㒳（两），五㒳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说文》中说，二千五百人为师；师者，众也；京师者，大众之称。
到了唐代，韩愈作《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时的师才有老师的意思。
那么师和众又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说了知识的一个来源，大众留下生的生活经验。
在没有现代科学之前，知识只有这么一个来源。现代科学把知识从现实中剥离出去，开始用科学的观测和实验来验证知识，再用知识改造生活。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直是对师的解释。传道受业解惑教的是一类东西，就是传统的基本道德。传道是教你有什么规矩，受业是教你怎么用这些规矩，解惑是怎么用这些规矩来具体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古代的教师只干一件事，那就是思想品德教育。这既是教学的内容、学习的内容，也是怎么做一个社会人的内容。这个内容学好了还能发财，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
但今天，高考制度指导下的教育，为什么说是高考制度指导下的教育？因为这是事实，包括深圳中学聘用大量的硕士、博士当老师，也是受高考制度指导的。
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灌输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所以，不应该是受知识考试指导。但这样的事儿就发生了，并且被主流社会默认。
我们一直以来学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育的定义就是意识形态化的。我毕业30年了，这个定义还能背得下来。
因为当年我学教育学学到这个概念里就很震撼，因为这个定义太直接了。这个定义是这样的：
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教育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质的活动。
如果用现在的时髦词就叫洗脑。
但我们发现，这个最高的目标，在高考制度指导下消失了，虽然小学有很强的思想品德教育，原来就叫思想品德课，现在叫道德与法制。但在整个的社会中，这种教育并没的存在感，就是因为它考试不考。
我们教育的核心德育，讲德育是教育之首，也就是思想品德教育。这一点在没有高考那十年做到了，但有了高考之后，谁都知道这门说了很重要的功课，其实最没用。最后到初、高中学校基本都放弃了。
这样，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也就不存在了，就只剩下做题了，最后就都落实到了分数上。
其实最残酷的不是高考，而是中考。你比如珠海，每年中考大概四万五千左右的考生，珠海一中每年收生在1000人左右，45人中考一个。语数英理化七科最多丢50分，这是算指标生了，要不然只能丢30分，一科丢不到4.5分。哈尔滨最好的高中哈三中，两个校区一年招1000人左右，而哈尔滨一年有七万多考生，就是70多人里考一个，七科最多丢15分，这就等于把题要做到极致。而哈大附中每年能从1000名学生里培养出七科只丢15分的学生有两三百人，可以说，个个都是做题工，非常恐怖。
这也就是深圳“四大校”招收博士做题工当老师的原因，我昨天说术业的专攻，但从做题的角度讲，这些人很专业，问题是把题做到极致的人，除了考试之外，别无他用。
其实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并不太强调专业性，又红又专，红是前提，专也不是指专业精神、专业主义，而是哪都能拧得上的螺丝钉精神，主要就是无怨无悔。
小时做题，大了听话，好像古代做人的道理都学不着了，更谈不上能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了。
并且，这种做题工的培养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