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瓦》破题：谁造就了两千年的“王朝循环”？ | 刘三解
《汉瓦》是继《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之后，三解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研究的第二个成果。
砖瓦堆叠之间，具体讨论的问题，就是“周秦之变”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王朝循环”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秦砖》的主要任务是解答“周何以变为秦”，并借助出土简牍对秦制完全体的图景进行勾勒，但新的问题又随之凸显，那就是过去两千年间，基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总结的“秦制”诸特征，在秦朝远未成形。
直白地说，“周秦之变”的历史进程并未因“秦朝灭亡”结束，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西汉王朝建国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我们熟悉的两千年“王朝循环”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那么，在这短短的八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历史的车轮造成如此巨大的偏转？
这正是《汉瓦》所着力解答的问题。
这个命题固然宏大，在写作的过程中，三解却一直努力地维持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平衡，尽量避免干瘪、无根的解释体系建构，而是将大问题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传播常识”，与文献、简牍的细节信息进行对照和再讨论。
具体而言，《汉瓦》以“周秦之变”作为背景性的母题，分解为两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
其一，西汉王朝的建国洪业是否如“通说”所言，受到了“楚文化”的全程影响？
其二，刘邦集团的现实组成，是否存在一个“封爵—回报”互为表里的军功集团？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过往熟悉的认识框架中，刘邦家族虽为魏国移民，却生长于楚地，在生活方式上好楚歌、楚服、楚舞；在政治认同上偏向楚国，先投景驹、后属项梁、再归楚怀王；在制度安排上，则任楚官、授楚爵。故此，其核心集团是以楚地的地缘纽带构成，再向外分层吸纳列国的游士新血液。
李开元教授即据此逻辑，将刘邦集团分为“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和“多国合纵集团”，加入越早者，人数越少，集团身份越亲密、重要，由内而外，形成一个圈套圈的组织形态。
而上述诸集团的成员，也在灭秦、伐楚、平天下的过程中积累了功勋，得到军功爵位之赏，配套以对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再以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以拱卫刘氏天下为目的的军功受益阶层，并以分庭抗礼之势，长期把持着西汉王朝初期的政权。
不得不说，以上的解释，逻辑严谨、论证精详，看似题无剩义，也在广泛传播之中几成定论，但是，如果我们深挖史料，就会发现，有不少史实细节，并不能平滑地融入这个解释体系之中，甚至格格不入。
《汉瓦》每一章的切入点，恰恰是这些“特殊”的史料记载。
比如第一章题名为《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这倒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构成、家庭关系、早年生活记载的缺失，让我们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的出身经历所知甚少。
所以，《汉瓦》的解谜，也从刘邦家族究竟自认楚人还是魏人开始。
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其中提到，刘邦称帝之后，在长安设置“女巫”祭祀诸神，这个“女巫”还以地域有所分别，按照祭祀的神祇的地位排列先后，分别是“梁巫”、“晋巫”、“秦巫”、“荆巫”，对此，古代注家解释说，这是按照刘氏先祖迁徙的路线所定的岗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梁巫”为何居于首位？
毕竟，论迁徙先后、仕宦显赫，均应以“晋巫”为尊（刘邦先祖为晋国大夫范武子）；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刘邦先祖范武子流亡在秦，留下了一支后人改“刘氏”）；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刘邦祖父自魏国大梁迁楚，淮泗之间也称“荆地”），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家族认同。
因为在刘氏迁丰之后，真正葬于楚地的，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人，则刘邦的五世祖宗，坟墓多数都在大梁，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太公、刘邦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则 “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
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
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即魏国，而非“荆”，即楚国。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刘邦的家族，虽然客居楚国境内，甚至其祖父应曾担任过楚国邑公，作为长期浸淫在“分户析产”的法制体系下的魏人家族，生活方式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所展示的楚人“家族共同体”完全格格不入。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刘邦早年经历记载中堂兄弟、宗族的信息接近于无。
在此条件下，缺少宗族之助的刘邦，成年后游历魏国外黄，与张耳同游，乃至于崇拜信陵君，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哪怕以最功利的仕宦诉求而言，一个魏国都城的大夫士家族子弟，与楚国边陲田邑中的外邦士人，在哪个国家更有政治前途，一目了然。
正因为如此，刘邦青年时代的仕进规划，实为魏国富户张耳、陈平式的“养客模式”，而非传统理解的“仗剑游侠模式”，只不过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内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尴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无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财力支持，这就让“致千里客”的“贵族游戏”成为了泡影。
这些，都是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毫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曾经的劣势，在面对前魏国人，原籍砀郡（砀郡是秦始皇以旧魏地设置的新郡）单父县的吕氏家族时，与刘邦的秦吏身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才有了一句大话换来一个媳妇的传奇，但细究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只不过是巨富吕公用家族中女吕雉投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闲子，看重的只是他百廿石吏的军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胆量”。
说得直白点，吕公自己有两个儿子，吕泽、吕释之，又有一个家族的诸吕协助，对于的刘邦的诉求，不过是增添一个武力爪牙罢了。
刘邦命运的真正转机，源自沛县县令在反秦抉择上的反复，最终将萧何、曹参等少年豪吏都逼到了没有多少本钱的刘邦一边，而他在起兵之时，即选择的祠黄帝、祭蚩尤，又展示出了远远超越各路反秦义军的文化层次和勃勃的野心。
当军事能力与文化层次集于一身时，刘邦竟然取得了反秦义军对秦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战胜利，而他“身兼楚魏”的身份又让他的小集团得以在故楚地泗川郡与故魏地砀郡左右游刃，哪怕是在项梁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刻，这种一个团体、两块牌子的局面也没有被打破。
根本原因在于，刘邦集团的组成，自始至终是以他本人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生发出的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包含了楚人、魏人，乃至于韩人、秦人的“石榴籽结构”组织，每个“石榴籽”中都包含了相对独立的“客”们。
这个组织的具体形态，既不是“秦制”，也不是“楚制”，而是《墨子》之中记载的“县守兵”编制，并伴随着刘邦名位的提升，辅以楚爵的标识，直到刘邦称王之后，这套简陋的体系才在韩信等外来贵族子弟的参与之下，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值得注意的是，项羽集团的正规化进程远比刘邦更早，其制度蓝本甚至并非传统的“楚制”而是异常严厉的“秦法”，而对郡县制的保持，乃至于对爵位、封地的吝惜，都展示出，项羽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分封制”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所坚持的贵族传统反而与“秦朝制度”更相契合。
故此，要打倒项羽，刘邦只能反其道行之，即滥发爵位、封地，打破阶级界限（混淆士庶的姓氏标识），从而更广泛地吸纳列国的“顽钝、嗜利、无耻者”，形成以多打少的数量优势，弥补质量上的劣势，也不过是与更专业、更正统、更强悍的西楚政权打成僵持。
真正的胜负手，依靠的还是韩信、张耳等真正的“军事贵族”在河北的攻略，西魏、赵、代、齐的灭亡，燕国的臣服，终于在数量上压垮了项羽，而刘邦所付出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改变身份命运的承诺罢了。
正是为了“胜利”，刘邦所作出的诸多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只能反复调整和赖账，这个过程，最早及于异姓诸侯王，进而波及到军功爵位的获得者们，最后是实际执政的军功列侯们，所有人得到的报酬，都在缩水，并且一缩就是六十年。
封邑、税邑变成了授田，实际授田变成了排队授田，爵位赎刑变成了买爵赎刑，爵位尊崇变成了官位尊崇，军功爵制作为秦律所赖以存在的差等身份体系渐趋瓦解，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逼迫着西汉王朝的掌舵者们，对“债主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利”。
与此同时，刘邦所着力建造的“新分封秩序”，也在同姓诸侯王与外戚、功臣列侯的内讧之中，走向了二世而亡，随着刘邦、萧何、曹参死后，丰沛元从的彻底边缘化，魏人列侯与魏人吕氏之间的执政联盟，也在吕后死后走向了尽头。
事实证明，汉初并不存在一个“同气连枝”的军功集团，也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圈包裹着内圈的军功阶层，只有一个个等待最高权力垂青的“小石榴籽”，它们之间，有生死相搏、有短暂合作，唯独没有作为一个集团的“统一意志”。
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入继大统之后，西汉王朝的历史才得以顺利翻开新的一页。
以国别身份为代表的功臣列侯势力被逐出了政权，代之以分属列国贵族出身的将相公卿，同时，文帝逐步剥离帝国的“经营性特征”，强化文吏、法治的“管理性功能”，将工商业权益向军功收益阶层让渡，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
但是，进入景帝时代后，急刻政治与奢侈之风的回潮，又将汉文帝的诸多改革废止，但死者无从复生，景帝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干预的手段，已经不可能走回“秦制”的老路了，而只能通过进一步强化“文法吏”国家的方式来进行。
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反复，最终拨动了历史的车轮，彻底埋葬了上古以来血统贵族主宰社会的旧时代，真正开启了之后两千年“王朝治乱”的因果循环。
综上所述，《汉瓦》所展示的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切面，讨论人事、变化的成分远远多于对制度的探究，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的探讨也远未完结，自汉武帝至王莽之间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王朝的制度变迁，则要留待日后的新著中完成。
不过，三解个人的写作计划，会先跳转到三国，对汉末大乱到官渡之战前的一些历史隐秘的细节进行勾稽和重构，暂定名是《魏阙》，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