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茶之书》个中的微言大义
《茶之书》个中的微言大义
祖
慰
祖慰（1937年）原名，张祖慰，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客座教授，同济大学教授，中国上海世博会世博局主题部顾问，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总设计师，IAI亚太设计师联盟创意委员会副主席。
原籍江苏，旅法作家，现居武汉，早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黎欧洲日报记者及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任2010年主持世博会主题馆城市足迹馆的总设计师，并先后完成了贵阳、武汉、慈溪、盘锦、六盘水等规划馆总设计，被誉为中国规划馆建设资深专家。
“大和之心”——冈仓天心
这是我的黑眼睛对着日本黑眼睛的阅读。日本冈仓天心所著的《茶之书》是一本厚积而薄发——短短几万言就把中国与日本互动着的历史、哲学、文学、绘画、建筑、园林说了个透——的奇书。这是他的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写下的书。
奇就奇在能让时间遁隐，一百年后读来仍觉十分鲜活而且前卫。1906年写成，如今仍觉得作者是当下东京美术大学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怀、愤怒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日本博士生。他挥舞着茶和诗的“剑”，在发动一场对西方的“美的战争”。有趣的是，他的“敌人们”居然欣赏地接招，不还手，还帮着他扩大战果，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西方传播开去。
于是，冈仓天心成了世界知晓的人。
这本书的译者谷意也有点传奇。当读着他行云流水似的优雅而富有哲学韵味的汉语译文，看着他提供的颇有学理的大量注释，脑子里勾勒出一幅译者图像，当是台湾的已进入炉火纯青之年的华发学人。然而，到卷末读了“译后记”，让人惊诧，原来是一位还在而立之年前的、而且是初涉译域的年轻探路者！
日本茶道之“道”
这几年，“茶道”，成了中国都市富有者话语中的热词。
“茶道”是什么？
老舍的话剧告诉我们，中国人群体喝茶的所在地是茶馆，那里是观瞻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做派的社会横剖面，那里是人气极旺的交谈八卦新闻的喧闹地。1949年之后，群体喝茶的茶馆没了。直到近些年，才时兴起家庭待客的潮州“功夫茶”，开始讲究起茶叶、茶具以及泡茶的技艺等。但，无论茶馆，还是功夫茶，都没有说到个中有什么“道”。“茶道”，应该是由日本输入到台湾，再由台湾转到了内陆。那么日本人心中的“茶道”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成了很吸引人求解的一点点神秘。
冈仓天心在书的开卷，像朝露那样清新而又哲学地给了回答：“15世纪时，日本则将其晋升为一种唯美的信仰——茶道。”（P.3）哦，日本的茶道，是一种对美的信仰，茶道与美学相关。那么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来了一个形而上升级：“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的试探。”（P.3）
啊，冈仓天心一下把我们推进了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了。他像魏晋之士那样谈玄：生命是“残缺”的不完美，我们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通过饮茶方式去崇拜、去温柔地试探，成就出某种可能的至美！
不得不追问冈仓天心：“某种可能的至美”是指什么？如何通过饮茶实践出来？读完全书才算了然于胸。日本集茶道大成者千利休，集成了一套“和、敬、清、寂”的饮茶仪式。在仪式践行过程中，千利休把日本绘画、插花、陶器、书法、建筑、园林、茶艺等艺术欣赏融进了饮茶的精神仪典中。主宾一起，在这套附加了欣赏高端艺术的饮茶程序中，此刻体验沉醉于最高艺术美的“完美”里，弥补了宿命的生命中的不完美。如果做到这些，“只要你是茶道信徒，就是品味上的贵族……就可以一亲孔子甘甜的静默寡言，老子奇趣所谓转折机锋，以及释迦牟尼的出世芬芳”。（P5-7）
一言以蔽之，所谓“日本茶道”，从茶室内外环境设计到饮茶程序，都离不开高端艺术的展陈与品赏。
按此标准，在冈仓天心看来，中国茶馆不合茶道，潮州功夫茶也与茶道无缘。他评论过：“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杯中再也不见唐时的浪漫，或宋时的礼仪了。”（P36）而只有古代的唐宋，文人们在一起喝茶时论艺、吟诗、作画，把诗画融进了茶汤，那才成了日本茶道的源头。
当下中国不少高调倡导“茶道”的诸君们，请特别留意冈仓天心对日本茶道的界定。要修得茶道正果，必须在茶汤里注入形而上的生命美学以及感性显现的高端艺术鉴赏。
冈仓天心还教了一招，“茶道大师努力使自己成为艺术，而非艺术家”，换句话说，只有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才能进入茶道。
“物哀”式的“至美”，塑造了非常态的日本人?
我两次去日本旅游，一心想用平常心或者说“价值中立”的治学方式，对我们这个说不清道不白的邻居，辨识出一点真面目来。然而回来之后仍是一头雾水。这个国家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宗族甚至不同于通常人性习惯的“非常态”，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全民族都把生活的整洁做成了一种信仰、因而每寸国土都一尘不染？
为什么日本人的自杀选择比刎颈要痛苦得多的切腹？
为什么公民的礼仪素质如此之高、日本社会能治理得路不拾遗、处处有序、即使在大难临头的时刻，国民也能互爱互助井然有序地避难？
为什么供奉在神社里的15000万神灵并不分其善恶、只是膜拜他们活得非凡与对国家的牺牲？
为什么对先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毋庸置疑的战争罪行总在那里闪烁其词、而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坦坦荡荡地发自肺腑地认罪道歉？也许有人说这是政客的政治游戏，不，政客的所有主义必须符合选民的意愿，不然没有选票。因此，被选上的政客的主义，恰恰是选民的观点。有位哲人说过：“恶劣的政府只能用恶劣的人民来解释。”
为什么日本人在内心诡异地折服与崇拜曾在他们头上扔过两颗原子弹的美国、反倒瞧不起被他们加害过的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为什么……
读了冈仓天心这本《茶之书》，似乎找到了一个解码——日本人这些无论是优还是劣的“非常态”，可能是“物哀”式的至美主义所塑造出来的。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自称是爱美的族群：一个是以雅典城邦为中心的古希腊人，一个是日本人。
古希腊人爱美。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斯说：“我们是爱美的人。”古希腊人爱美创造了“高贵的单纯、静默的伟大”（温克尔曼语）的雕塑艺术，至今无出其右者。他们还创造了伟大的哲学、悲剧以及其他多种学科，成为“欧洲文明之母”。
日本人爱美。他们把唯美、不完美、转瞬即逝美推到极致，找到了日本艺术之魂，进而还拿到了振奋民族自信的话语权，有效抵抗外来文化的全面同化。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可能要简单地引述一点日本文化史。
在日本历史上，经历过两次依靠外来文化的全面输入，进行了跨越式的大革新。
第一次，公元645年6月，日本发生政变，天皇家族从苏我氏等大豪族奴隶主手中夺回政权。孝德天皇发布诏书，实行政治改革，仿效中国隋唐帝制，建立中央集权，立年号为大化，史称“大化改新”。从这以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全面“唐化”，实现了全面跨越式升级。
第二次是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奉命率领4艘蒸汽机黑色战舰，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船上的大炮瞄准了岸上的炮台，随之而来的是佩里率300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登陆，将美国总统要求门户开放的国书强行塞给了日方，由此踢开了闭关锁国数百年的日本国门，史称为“黑船事件”。接着引发下级武士推倒僭越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把政权归还给了明治天皇。天皇开启了日本现代文明进程的“明治维新”。
尽管外来文化给日本带来大大的利好，但是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困扰。大和民族设定自己是天照大神（太阳神）之子，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群，岂能容忍没有自己散发的光芒而全部是“借光”？于是就有人出来要创造光芒，要凸显大和文化的令世界夺目的光耀。
第一位领军者，是《茶之书》用浓墨重彩描写的16世纪丰臣秀吉时期的千利休（1522-1591）。他是日本的茶圣。他将由中国传去的茶饮上升到形而上的“茶道”。提升的奥秘是，扬弃儒家的“诗言志、文载道”的伦理主义，只采道家的虚空、佛家的无常，原创出日本美学——枯寂美、残缺美、转瞬即逝美。通常说真、善、美，美是真与善的结果；千利休把“唯美”上升为本体，有美就有真、有善，连切腹自杀的过程也要追求至美。然后，他把这唯美至美理念转译成了一整套茶道的仪式。千利休在茶道仪式中还特意融进了园艺、建筑、绘画、书法、雕刻、陶器、漆器、竹器、礼仪等艺术，对这些艺术进行了全面的“茶道美学”式改造。这，就使日本特色的文化艺术脱颖而出。难怪史家称千利休的茶道是“东洋精神的真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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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圣千利休在茶道里注入了形而上的唯美至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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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旁证引用一下中国王学泰先生的研究。他认为“明代茶艺的发展已经接近甚至达到日本茶道了”，但他也承认，“那只是自娱性质的，没有出现弘扬茶道、类似僧侣的‘茶人’”，并且至今中国都“未见有带有‘形而上’色彩的茶道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载《采菊东篱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98）。由此可见，“形而上的茶道”的知识版权只能归属日本的千利休了。
到了18世纪江户时期，第二位领军人物出现了。他是著名的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他认为，日本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天照大神即太阳，因此日本是“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那可以说是祖国的国”，那么这个国家固有的“古道”最为珍贵。他长期钻研《源氏物语》、《古事记》等日本古典作品，有意排除儒家、佛家的伦理主义研究方法，推崇古代日本质朴的生活并理想化，称之为“古道”。本居的复古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
“物哀”美学的创始人本居宣长
本居宣长这套理论，源自于他的老师贺茂真渊。贺茂真渊确立了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一直为后世的复古追随者们效法。他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理想化，认为儒道二家的浸染使大和民族失去了“丈夫的精神”。
本居跟随老师，明确地将文学与伦理学剥离，以“物哀”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
何为物哀？依照本居的界定，用现代的话语转述如下。物，就是认识感知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风物，更可以为社会世象、人情百态。哀，是认识感知的主体，感情的主体。物哀，就是二者互相吻合一致的时候产生的和谐的美感——优美、细腻、沉静、直观。换言之，物哀就是人接触外界事物时情不自禁地产生幽深玄静的“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等情感。久松潜一博士将“物哀”特质分为五大类：“一感动，二调和，三优美，四情趣，五哀感。而其最突出的是哀感。”但是，物哀比悲哀恬淡，恬淡到“静寂”、“闲寂”甚至“空寂”的地步。本居宣长宣称，“物语放弃善恶的判断，只追求物哀”，因此将道德考虑撇开，为追求极致的美与情感正名。
本居的“物哀”，与千利休的茶道美学完全一致。千利休继承者只有“十哲”，本居影响更大，培养了500名弟子，遍布日本各地，形成国学派势力。千利休的至美与本居的物哀，把外来的中国文化视为要扬弃与超越的他者，萌生了别具一格的日本艺术雄踞世界艺术史。
然而，这也让日本人“非常态”起来,让他国人难识真面目。
一、日本伦理的“去仁”。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他的名著《菊与刀》中写道：“7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性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菊与刀》，页82-83）。
本居宣长曾宣布：“物语放弃善恶的判断，只追求物哀。”因此将道德考虑撇开，只追求极致的美与情感。
日本人在“去中国化”时做了这个大手术，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仁”给割掉了。那么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伦理规则，就只有剩下孝、悌、忠三项。这就变成对天皇、父母、上司甚至高班同学无条件的服从。在日常生活里，对上司的居高临下的管束、训斥，甚至在学校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欺负，觉得理所当然，极少反抗。服从本是所谓军人的天职，日本人经过从小灌输与训练，守规矩与服从，成了全体国民的“天职”。
由此产生了第一个日本“非常态”：日本社会“去仁”的绝对服从，成就了日本社会军队式的井然有序。
“去仁”，衍生出第二个日本“非常态”：神社中的神灵不需要区分善恶。
“去仁”的第三个衍生物是，全社会不再对善恶的敏感与审视，强大成为与伦理无关的审美对象，那么对战胜自己的强敌的崇拜、蔑视被征服的弱者，就成了日本又一个“非常态”。
二、千利休的茶道美学，不可思议地把清洁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不仅茶具要干净无比，“就算是最黑暗的角落，也都保持一尘不染。若非如此，主人便不够资格以茶道大师自处。成为大师首项基本功，就是通晓打扫、清理、洗刷的要领。毕竟，清扫抹拭也是一门艺术。”（P.76）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把清洁当做评价人品最高标准的精神之源。每寸日本国土、每位日本人的“非常态”的整洁，我们从千利休的至美美学得到了解释。
三、本居宣长的“物哀”，异化出日本诸多的“非常态”：
——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中，以纯白为底色，日本国旗是绝无仅有的。日本人爱白色，是因为白色像雪，而雪代表纯洁，且雪容易消融，蕴含一种无常的哀感，与日本人崇尚物哀的感伤性格非常契合。
——日本的戏剧歌舞伎在表现悲哀场面时，与中国、欧洲的戏剧惯用悲痛欲绝的夸张动作来表现其悲哀之巨大深沉迥然相异，多采用静寂地忍受着悲伤的动作，让观众从更深层面去感受这个场面所表现的悲哀的心绪。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雄壮的，然而日本国歌带有哀调，连摇篮曲也很悲怜，闻之伤怀。这种“物哀”的美，在日本人审美感受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日本人赏樱，最为激动场景是，在溪边等候阵阵春风吹来，将樱花吹落成花雨，染红溪水，这正是“死灭时的瞬间美所闪耀的最辉煌的光芒”，是物哀的极美之景。
——物哀之美，还表现在“瞬间美”。日本人每年要举行全国庆典式的赏樱，因为樱花虽有盛开素白淡红的大美，但花期极短，故是特别令人哀怜的“瞬间美”。日本人由此引申开去，将樱花“瞬间美”异化为追求自杀的极致艺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最后含煤气管自杀，他曾说，“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
——川端康成总结了日本的又一个“非常态”：人类绝大多数族群按正常人性追求“生的美”，唯有日本人追求倒错的“死之美”。据此，日本人发明了独家的切腹自杀。切腹者追求过程，要成为“死之美”的极致艺术。自杀者在切腹前要沐浴、更衣、布花、焚香、端坐、微笑，优美地取出利剑欣赏片刻，然后决然刺向左腹横向右划开，其刀口越长被评定为越美！为求这等樱花雨的死灭物哀，切腹者在死亡前要忍受多大的由自己刻意制造的超人性忍受极限的痛苦：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不死，忍受不了痛苦，自己咬舌也无补，最后是他的同道砍下了他的脑袋完成了这个死之美！
冈仓天心“亚洲一体”（Asia as one)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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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又一次吸纳欧美文化的大浪潮下，冈仓天心像千利休、本居宣长一样忧心如焚，站出来大声疾呼要呵护“大和之心”（日本文化）。他用英文写了三本批判西方文化、弘扬日本国学的书——《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茶之书》。还有一部生前没有出版的更为犀利的《东洋的觉醒》。
首先，在这些著作中表现了冈仓天心极有卓见。在世界文化互动中，不该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会造成不发达地区全部复制发达地区的文化（所谓“边缘复制中心”），这就会消灭人类本有的各地域的多元文化，而导致未来世界文化一元化的大荒漠。不过，他的著作虽在西方反响热烈，当时却在故国日本影响甚微。直到他死后，才在日本翻译出版。当然，对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质性正名，不被外来文化全部同化为二、三流复制文化，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然而，他为了抗拒西方文化的巨大同化力，发明了一个概念——“亚洲一体”,并推论出日本是由历史形成的“亚洲一体”的领军者。这个发明，在他身后被利用而导引出日本最凶残的“非常态”——发动“亚洲共荣圈”的圣战。
冈仓天心不仅写书还奔走疾呼，亚洲两大古文明在日本主导下合力抗击西方文化的浸淫。
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描述：“不幸的是，蒙古部族的势力于13世纪时突然扩张，一举征服了中国。在该次异族统治的蹂躏之下，宋代文化的成果全被破坏一空。汉族正统的明朝，虽然于15世纪起义时打着复兴中华的旗号，却深为内政问题所苦。中国也于17世纪再度落入外族满人之手。在这段期间，昔日的礼仪与习俗消失殆尽。”（P.35-36）接着冈仓天心指出，日本在1281年成功地抗击了元代蒙古族的入侵，保全并发展了中国文化。日本是中国文明最全面最权威的保存者与发展者。
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有更多更激情的叙述：“亚洲是一体的。尽管喜马拉雅山把两种强大的文明——以孔子的集体主义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和以佛陀的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印度文明——分隔开来，也仅仅只是为了强调两者各自的特色。然而，即便是这一覆盖着白雪的屏障，一刻也不能阻止亚洲人民对具有终极普遍意义的博大的爱的追求，这种爱是全体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产，这让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上的所有大宗教。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也正是这种爱，将亚洲民族与喜好探询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或波罗的海沿岸的诸民族区别开来。”[p19]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页3）他接着写道：“特别明确地实现了这种复杂中的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身上流淌着印度与鞑靼的血液，所以从我们自身就可以汲取这两方面的源泉，我们的民族有着适于体现亚洲整体意识的天然秉性。无与伦比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祝福，从未被征服过的民族的引以为豪的自恃，舍弃对外扩张发展、固守祖先传统的观念与本能的岛国性的孤立等等，使日本能够成为保存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p20] （同上，页5）冈仓激越地呼唤：“我们自己的隐修士彼得将说动用新的十字军，我们自己的贞德将为亚洲殉难……4千万不惜生命的岛国国民完成了这一丰功伟绩（按：指破解西方的魔力）。有着4亿民众的中国、3亿民众的印度，怎么能任由欧洲掠夺与侵害？为什么伊斯兰的各帝国不发动圣战？为什么雅利安的国土上不再响起印度的古典乐曲？”（同上，页86-87）最后，他直接发出了毁灭西洋的号召：“让领导者们放弃将希望寄托于通过制定宪法或从经济上进行抗议的梦想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各个国家依靠有机的纽带而达成一致的良好时机如今正在形成……欧洲的威信被神秘的力量粉碎，欧洲大陆在一夜之间被毁灭性的大洪水摧毁的时机终于来临了。”[p21] （同上，页94）
冈仓天心要向西方发动圣战的“亚洲一体”，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东亚共荣圈”理论根基。尽管这不是冈仓天心本人的初衷，但是他这个“亚洲一体培养基”滋生“东亚共荣圈病毒”是有其必然性的。
今天读冈仓天心的书自有一番特殊的意会，它似乎让我们懂得，在东瀛邻居的文化基因里，既有令世界称道的优质成分，但也确有着不少非常态的“基因遗传病”需要正视与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