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御制耕织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以耕织为主的农业生产是我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耕织文化。古人为劝课农桑、宣扬农事，采用诗画合一的形式记录下耕织生产的工序，进行农业传播、劝农勤农和农业知识普及。
我国表现农耕蚕作场景的图像，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砖，宋以前多见于壁画，但都为零散而单一的“耕”图或“织”图，直到南宋时期，《耕织图》才形成完整的体系。元、明、清皆有绘制《耕织图》，逐渐成为实用与艺术兼具的题材，是中国古代画苑中历史悠久、递嬗有序的一个品类。
现知最早的刻本《耕织图》，为南宋楼璹所绘，其后历代版本都是以楼图为祖本。楼璹，字寿玉，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任於潜（今浙江省临安市）县令。他“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创作了诗图并茂，详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系列图谱——《耕织图》。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孙楼洪将其所绘《耕织图》以石刻付之墨版，后其曾孙楼杓据图再版，南宋理熙元年（1237）汪纲又以木刻复制拓本。
以上版本现在均已遗失。宋以后较著名的有南宋刘松年编绘的《耕织图》，元代程棨的《耕织图》45幅（今藏美国弗瑞尔美术馆）。明代初年编辑的《永乐大典》曾收《耕织图》但已失传，明天顺六年（1462年）江西按察佥事宋宗鲁据楼洪或汪纲的版本翻刻，此本虽已失传，但日本延宝四年（1676年）京都狩野永纳曾据此版翻刻的《耕织图》（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了现在可考证楼璹《耕织图》最早的刻本。此外，明代还有嘉靖刻本《王祯农书》、万历刻本《便民图纂》等，均摹自楼图或加以改绘。
在众多历史版本中，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刊刻的《御制耕织图》是历代最具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更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部传世经典。
《御制耕织图》又名《佩文斋耕织图》，为木刻套印本，由内廷画家焦秉贞绘图，布图与楼图大同小异，但焦图中的风俗易为清代，在题材选择和内容编排上也有独创之处。楼图“耕”21 幅，“织”24 幅，合共 45 幅；焦秉贞在“耕”图中增加了《初秧》《祭神》两幅；“织”图部分删去《下蚕》《喂蚕》《一眠》三幅，增《染色》《成衣》两幅，合共 46 幅；图序亦有变化，每图除保留楼图的五言诗外，另刻康熙帝御制七言诗一首于图上部。卷前有康熙三十五年御制序，序文前后钤“佩文斋”“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每诗前后钤“渊鉴斋”“康熙宸翰”“保和太和”之玺；“成衣”图下镌刻有“钦天监五官臣焦秉贞画，鸿胪寺序班臣朱圭镌”。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时，江南人士进献藏书甚多。根据万作霖《农书》记载，其中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於潜公（楼璹）《耕织二图诗》，三种皆为宋版。推测当时宋楼璹《耕织图》尚存于世。康熙皇帝读后认为“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遂命内廷画家焦秉贞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同时“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其情状。复命镂版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
《国朝画征录》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 其位置之自近及远，由大及小，不爽毫发，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圣祖御制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旋镂版印赐臣工。”特意强调了焦秉贞绘画是“西洋法”。《国朝院画录》中也称 “参用西洋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寸，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形之所著而色，分浓淡阴暗焉。故远视则人物、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
正是因为焦秉贞绘画兼采西洋构图法，中西合璧，使《御制耕织图》成为一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异军突起、别开生面之作。比如，楼图大都为正面取景，焦图多以成角透视，按远景、中景、近景顺序取景；楼图人物多以正面，焦图则多是四分之三侧面。不过，在这种单线的线条图中，西洋透视画法难以得到更彻底的体现。据考证，焦秉贞绘《耕织图》原作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该图纸本设色，西洋画法的特征就更为明显。楼图简约粗率，焦图工细纤丽，可谓各擅胜场。或者正因为过于追求工丽秀雅，焦秉贞笔下的农夫多显软弱无力，举手投足之间更似书生；农妇则婀娜娉婷，宛若大家闺秀，却难称神肖形似，为粉饰太平刻意雕琢而反失其真，正是殿版画——官刻而且是“御制”作品的通病。原因无它，唯在于焦图追求宫廷的审美趣向；就反映农家现实生活气息而言，反而不如楼图。据清道光间《胶州志》卷三十八《冷枚传》载：“秉贞奉敕绘耕织图，冷枚助之。”冷枚为焦秉贞弟子，也是供奉内廷的画家，在《耕织图》绘写中，他应该是参与了其事的。朱圭的镌刻刀锋流畅，宛转如意，末图署“鸿胪寺序班臣朱圭”，以刻技供奉内廷而得到清职，在历朝历代的刻工中未闻有第二人，清朝廷对版画的重视，于此也可见一斑。
自康熙三十五年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传世版本极盛。在康熙本朝，就有三十八年（1699）张鹏翮翻刻本、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内府白描本、彩绘《胤禛耕织图》；乾隆年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题诗刻本、内府刻《授时通考》本、四年(1739)内府拓刻本（图为刻、诗为拓）、三十四年(1769)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圆明园拓本、欧洲铜版《耕织图》数种等等；另乾隆时宫廷画家冷枚、陈枚亦绘有《耕织图》46 幅，但并未镂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乾隆之后，刻本、铜版、石印本先后迭出，难以枚举，大致有嘉庆十三年（1808）《耕织图诗》补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御制耕织图》石印本、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文瑞楼本、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等。入民国后，有武进陶兰泉刊本。此外，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地区亦有《耕织图》的摹本、翻刻本。如日本文化五年（1808）樱井绚刻套印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东阳堂石印本等。
翻刻本不但版本诸多，版式也不尽相同，有上文下图、左文右图以及朱印本等多种形式；而巾箱本套印耕织图更为稀见。巾箱本开本小巧，将《御制耕织图》精华部分浓缩，刻印清丽绝伦。如清乾隆年间黄履昊刊蓝墨套印巾箱本，刻印精细，远景用蓝色，近景用墨色，使整幅画面颇具立体感。使用套印技术来表示深浅远近的景色，在版画史中并不多见，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认为这方法未曾用过，亦是一种创作；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响泉堂铜版印巾箱本，周围以红框套印诗文，图像细致入微，精巧秀丽，与木刻版风格迥异。
从南宋到晚清，《耕织图》形态纷呈。今可见与其有关的陶瓷、墨锭、墨彩瓷板书、扇面、屏风、石刻等一系列衍生作品，更有清漪园耕织图实景（清末已毁，仅存石碑）。通过这些实物载体，不断传播着中国古代耕作、织绸等生产过程。《耕织图》作为教民农桑的科普性绘画，由文人画家参与制作，并得到帝王的推崇；由民间走向宫廷，又从宫廷传播至世界，完成了实用与审美兼备的过程，是中华文明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文 翁连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