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意魏碑，妙在能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书法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人们的审美取向以及社会风尚的变化，书法审美格局不断变化。

当代魏碑书法中的草意参与是顺承性的，而不是开创性的，清代和民国构成了当代的逻辑基础，当代以其为参照依据，扬弃着他们的观念和方法，涌现出了沈延毅、孙伯翔等草意魏碑大家。

就当代的草意魏碑创作来讲，沈延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他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其用笔和结体的多样化。虽然沈氏整体以方笔为主，但是方笔与圆笔互为体现，圆笔得浑厚，方笔求骨力，即使方笔也呈现出平角方笔与斜角方笔等不同形态，方笔的主体地位，确定了其碑派书法风格的基调。

其用笔或逆锋涩进，或切锋直入，以逆锋涩进求苍茫，以切锋直入求雄峻。他在线条的处理上变直线为曲线，使笔画的提按动作增加，表现力更加丰富。一些捺画重按斜出，锋芒毕现，配合跌宕多姿的字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草意魏碑的特色。

沈氏结字介于紧结和宽结之间，变化多端，大小错落，同时又能韵致流动。

孙伯翔崇尚高明峻朗、蕴含天机的意趣，贯穿其各体书的基本笔法是以折为转，节节推进，起笔、收笔皆侧锋方切，然方笔见凝重之意，如钢筋之质。笔势则具波曲之意，欲驻则驻，欲驰则驰，留放互相作用，沉凝处不拘滞，放纵处不轻滑，雄强的笔力有赖于富有弹性感的运笔节奏而表现出来。

其正文及落款均使用了行草意味的连带牵引，不仅没有伤及魏碑本体面目，而且反倒显得字体宏大雍容、点画生动，丰厚的笔画中有浓厚的草书意味。

进入书法新时期以后（以中国书协成立、《中国书法》创刊为标志），书法创作完全进入不同以往审美语境的展览新时代。此间各种展览应运而生，并相互制约成为干预当代书法创作的重要条件。

当代魏碑创作更注重视觉冲击力和形式美，强调形式的多样与丰富以求变换不单调，因此，这种审美趣尚的变化，更是一个可以预想的合逻辑的延伸。它造就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书法新时期以前的“草意魏碑”类型，其步伐尽管缓慢，但却又是极为坚定的。

图一，取法“二爨”，用笔浑厚古拙，章法已经突破齐整，大小参差，一任自然，具备行草意识，同时又不失魏碑风骨。

章法于错落呼应间，有了对“势”的诉求。所谓“势”，是指“富有时序性、联系性的笔画、结构趋向。它使相对孤立的笔画、结构形成了有始有终、前后相承的运动整体。它主要表现在行草书中，而魏碑中谋势，便成了构筑草意魏碑的重要条件。其用笔虽端严温厚，但流动性差强人意，如若运笔过程中收而有放，松动活泼，其境界将别有天地。

图二，夸张了魏碑结构，参以草书用笔和引带，有行无列，使人远观似碑似草，近观又非碑非草。然其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秀。“书法之要，妙在能合。”

碑草相合、心手相合、今人与古人合，故而此作在碑与草的合力作用下，凸显了个人对草意魏碑的审美追求，饶有意味。魏碑中方折与草书中圆转的辩证处理，如何融合得无迹可寻，是此作急需解决的。

图三，以魏碑体势为基，结合赵之谦魏行手札书风放大，增加字迹的厚重感。其用笔搭锋直入，不藏不露，浑然洒脱。字势亦宽窄肥瘦相间，楷草相杂，施以墨色干湿浓淡变化，使得整幅作品有了较强的节奏感。不足之处是其通篇字势呼应不够，连续性弱，如多研习赵之谦行书手札之贯通气息，将有改观。

图四，取法北魏较为松活的造像记，结合元明小楷之用笔，碑帖相融，奇肆中不失细致。碑帖相融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保持书写性前提下展现魏碑之特征。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草意魏碑创作中取法“出之自在”的造像记，不失为上策，其灵动多姿，俯仰多变的面貌，适应着草意魏碑的审美追求。然而，此作书写性有余而碑之厚重、韧健不足，尚待改进。

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事实，当代相当一部分从事魏碑创作的书家，刻意描摹点画，强化“切”“翻”用笔，表现斑驳之态，由于表现太过，显得机械而笨拙，这也是由于魏碑的独特“模铸力”造成的。

草意魏碑的学习，必须深刻理解“透过刀锋看笔锋”理念，把铭石书转换成笔墨语言。在表现时，必须笔势振迅有力，讲究轻重缓急、刚柔相济之法的灵活运用。既不能一味平拖，对笔画苍茫之态视而不见，也不能机械地追求滞涩效果。（原题：《草意魏碑:当代书法创作模式探讨》，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