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英:那些喂饱我童年“馋虫”的沙乡物什|散文
文/张国英
【作者简介】张国英, 中学教师,甘肃民勤人,爱好写作。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我是在沙漠边长大的,小时候是得到过大自然慷慨的馈赠。
过年时的那几颗“高粱饴”“花生酥”实在是太遥远,贪嘴的我也绝不能干巴巴地坐等过年。
春天里的沙枣树芽儿胖胖地、嫩嫩地在风中招展,我那被春风吹得皴红的脸上也露出笑来,撇了大捧的树芽儿,剥了皮吃里面的甜芯儿。
捱到夏天,“羊奶弯角角”的蔓秧缠在多刺的刺麻或沙枣树上,淡紫色的小花偷偷地开,唯恐被我们这些眼尖的孩子们发现,但都是徒劳——哪个埂坡下爱长什么草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等到细长的羊角似的绿角角长出来,我们便再也忍不住啦,揪住一个角角一扯,白色的奶状的汁液就会从断口处渗出来(后来想那大概是蔓秧的血吧,但当时并不在意),那奶液是不能吃的,粘嘴上嘴疼,粘手上手疼,“蛰”人于无形,这一点我们也是知道的,剥角角时,找一根通直的印痕,指甲往哪印痕上掐,奶汁便少,剥开也容易。淡黄色的嫩芯儿最是好吃,清爽的甜,能渗进五脏六腑的每一个角落。
要把“馋虫儿”都喂饱也是不容易的,有时花大半天的时间,走遍熟悉的那些沙漠沿、碱土滩、刺麻丛也是不能够的。回来时刮破了布鞋裤褂也是有的,挨大人骂是肯定的,但过不了几天,下一茬“羊奶弯角角”长成的时候,我们又循着旧路去了。
我是米谷不分的,但初秋黄米将熟未熟时的“灰白头”是再熟悉不过的。当结了米的穗子低下了沉实的头,那直立的便是,折半截下来,剥开,总会看到白色的外衣裹着黑炭似的芯,这一截便是“灰白头”,有甜味。我常在大人无暇管我的时候撅来一大把,坐在街门口剥着吃,吃得唇牙都是黑黢黢的。奶奶如果看见,总会用食指点我的额头,笑着说:又偷嘴了吧?
有一种叫“那麻”的草是春夏秋都有的,但想吃它必须有“智慧”。已经长出土的“那麻”是不甜的,那未出土的,又不好找,怎么办?拿小铲专走那虚土碱土的地方,如果看到暗红色的“针尖儿”从土里冒出来,一铲儿下去,便有寸余嫩白草芽儿出来,吹干了土放嘴里嚼起来,清甜可口!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那麻”家族,半条埂子上都是,一连挖出一大把来,那是连做梦都会笑出声来的美事。
也有在荒地上转悠许久,一根“那麻”草也碰不上的时候,那也不用气馁,红丢丢的“酸胖”在沙丘那边等着我呢。我本来也分不清“酸胖”和“卡米尔”。都是长在野外的刺蓬上,都是红红的小果果。后来吃得多了,才能分辨:那“酸胖”叶子圆大些,果子也大些甜些。“酸胖”是沙乡的宝贝,大人们也采的,采回家晾干了,冬天熬茶喝,说是能治感冒咳嗽的。我大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的炉子上就常常炖着酽酽的“酸胖茶”,每每我进去玩,大奶奶就从茶罐底捞一瓣煮熟了的大蒜给我吃,我因此常常不能忘怀茶罐氤氲的热气里,大奶奶用手掩着掉光了牙而满是唇纹的嘴慈善地笑的样子。
等到香透了五月的沙枣花结出沙枣来的时候,我也吃遍了村前的蜜杏儿和村后的野桃儿,眼巴巴地等沙枣“变脸”。秋收已经接近尾声,全村的沙枣树都跟我成了“老相识”,哪棵树上沙枣大,哪棵树上沙枣甜我是了然于胸的,借着给羊铲草的机会,早挨个儿尝过去了。秋天的衣服口袋从来都是鼓鼓囊囊的——葵花籽儿、沙枣儿总要塞上些。如果恰好母亲有闲暇,放锅里蒸熟了,那无疑是给沙枣提升了好多品级了。也有蒸了沙枣馍馍的时候,沙枣儿像红玛瑙似的镶嵌在馍馍里,身价又一次大增,我完全可以故意捧着馍馍在伙伴们跟前得意一番,只有要好的那几个才得几口分享,友谊在这样的时候也有了新的定位。
大自然对我是慷慨的,它勾起的我童年的那些“馋虫”至今都珍藏在我每一个味蕾里。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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